陷入絕境的蔣介石，并非真心死守國都南京

面對人民解放軍咄咄逼人的氣勢，雖然下野、但仍手握實權的蔣介石，幻想著憑借“不可逾越的天塹長江”，做起了南北分治的美夢。“夢想，總歸是夢想。”78歲的軍事科學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長王輔一少將，當年是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秘書。

這位長期從事戰史研究、著作等身的研究員說，蔣介石也意識到，兵力上的捉襟見肘，難以做到全線防守長江。

“蔣介石防御的真正重點，是滬杭，而非南京。”101歲的開國少將、時任第三野戰軍特種兵縱隊司令的陳銳霆說。一次爭吵，便能完全看出蔣介石的真正用心。

當年的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生前在回憶錄中，完整地記錄下了這次國防部會議上的爭吵經過。

1949年3月初，南京，國民黨政府國防部。

李宗仁、何應欽、顧祝同、湯恩伯、蔡文治等一批國民黨高級將領正在召開作戰會議。

蔣介石

李宗仁說：“軍事上發展到今天這步田地，需要守江，把我們的命運寄托在長江天險之上，雖已屬下策，但是我們畢竟還有強大的空軍和數十艘軍艦，這些是我們的長處，如果我們善加利用，共軍未必可以飛渡長江。”

參謀總長看看作戰廳廳長蔡文治說：“先說說你們作戰廳的計劃。”

蔡文治說：“我軍江防主力應當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為這一段長江江面較窄，北岸支流甚多，共軍所征集預備渡江的民船，多藏于這些河灣之內。至于江陰以下長江江面極寬，江北又無支河，共軍不易偷渡。”

就在蔡文治走到江防作戰地圖前，還要繼續講解時，京(南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斷然打斷他的話：“這一方案根本行不通，它違背了總裁的意圖。”

湯恩伯說：“我認為，應把主力集中于江陰以下，以上海為據點。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數部隊應付應付就可以了。”此言一出，四座嘩然。

顧祝同說：“守上海，而不守長江，此乃下策。”

李宗仁說：“湯司令可否重新考慮？”

作為蔣介石的心腹重臣，湯恩伯手握上自江西湖口，下至上海的45萬大軍。蔣介石給他制定的京滬地區的作戰方針是：以長江防線為外圍，以滬杭三角地帶為重點，以淞滬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針，最后堅守淞滬，以臺灣支援淞滬，然后待機反攻。這個作戰方針，李宗仁等人并不知道。

湯恩伯想都沒想，拒絕李宗仁說：“這是總裁的方案，我必須執行！”

蔡文治實在忍無可忍，對湯恩伯說：“就戰略、戰術來看，我想不論中外軍事家都不會認為放棄長江而守上海是正確的。現在代總統、顧參謀總長都同意我們作戰廳的方案，為什么你獨持異議？”

湯恩伯還是把蔣介石抬了出來：“我不管別人，總裁吩咐怎么做就怎么做！”

蔡文治頂了湯恩伯一句：“總裁已經下野了，你還拿大帽子來壓人，違抗參謀總長的作戰計劃，如果敵人過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嗎？”

湯恩伯根本不把蔡文治放在眼里，把桌子一拍，大聲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東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槍斃你再說，我槍斃你再說……”說完，湯恩伯把文件一推，便沖出會場，揚長而去。

李宗仁后來在回憶錄中表達了對蔣介石、湯恩伯的極大不滿——

“蔣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預，便是他破壞了政府的江防計劃，蔣先生原非將才，東北及徐蚌二役可說是他親自指揮垮了的。當時我和白崇禧力爭，徐蚌之戰應本著‘守江必先守淮’的傳統原則作戰，而蔣不聽，硬要在徐州四戰之地與共軍作戰，卒至一敗涂地。此次守江，雖屬下策，但是我們空有強大的空軍和數十艘軍艦為共軍所無，若善加利用，共軍亦未必可以飛渡長江。無奈蔣先生無意守江，卻要守上海一座死城。執行他這錯誤戰略的，便是他最寵信而實際最膿包的湯恩伯。”

“就在李宗仁指示南京衛戍總部制訂防守南京的計劃，并令國防部撥款構筑防御工事之時，湯恩伯已在秘密地將江寧要塞的大炮拆運上海。”84歲的南京市政協專員王楚英，當年是國民黨52軍副參謀長，“在南京孝陵衛的湯恩伯總部指揮所，經常控制著一二百輛卡車，準備隨時離開，并沒有死守南京的打算。”

■一支國民黨起義部隊，奪占國民黨老巢南京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一代偉人毛澤東情難自禁，揮毫潑墨

4月24日凌晨，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8兵團35軍104師312團在師參謀長張紹安的率領下，在起義警察及地下黨組織的引導下，高舉著紅旗，向總統府飛奔而去。“我們剛到總統府門口，就有幾個人很配合地把門打開了。”裹挾在這支勝利之師中間，徐法全興奮極了。

“戰士們魚貫而入。”對總統府并不陌生的徐法全，看到曾經富麗堂皇的總統府一片狼藉，“到處散落著相片、文件和各種書報”。

徐法全回憶，312團一隊戰士一進門，率先沖上門樓，爭先恐后地扯下青天白日旗。“接著，一面鮮艷的紅旗就換了上去。”徐法全說，一大批歡迎的群眾擁向總統府，爭相目睹插在南京的第一面紅旗和護旗的解放軍戰士。

在總統辦公室內，一張玻璃臺面的大桌子上，日歷翻在了4月23日。這一天，代總統李宗仁等一大批國民黨軍政要員逃離南京。

當新的一天來到時，中國歷史也將揭開新的一頁。24日夜半，開國上將、第8兵團司令陳士榘率兵團部進駐南京，擔任警備南京的任務。

當一個月前剛從中國革命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遷入北平香山雙清別墅的毛澤東，看到4月23日的《人民日報》號外頭版頭條通欄標題“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時，異常興奮。

毛澤東沒有和任何人交談，回到辦公室，又把報紙看了一遍。看完報紙，他首先給鄧小平、劉伯承寫了賀電。

寫完賀電，毛澤東詩興大發，當即揮毫潑墨，寫就傳世佳作《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幾乎在同一時間，龜縮到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老家的蔣介石，決定將家人送往臺灣，黯然神傷地對兒子蔣經國說：“把船準備好，我們要走了！”

蔣經國生前回憶：“其(蔣介石)精神之抑郁與內心之沉痛，不可言狀！”

“因為第一次進入這樣大的城市，戰士們出現了一些違反紀律的事情。”徐法全回憶，在接管總統府時，有的戰士將總統府走廊和辦公室中的紅地毯剪成小塊，做成墊子，用來睡覺。

“還有的戰士不會使用自來水龍頭，水流遍地，不知所措。”徐法全說。

徐法全回憶，有的戰士將戰馬趕進總統府西花園的水池中洗刷，有的戰士跑到辦公室拿來花瓶甚至痰盂盛水，還有的戰士居然在水池中撈魚改善伙食。

“一時間，西花園留下許多馬糞，衛生搞得很不好。”徐法全說。更有甚者，還有的戰士竟沖撞了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4月25日早晨，103師307團1營營長謝寶云帶著通信員為部隊安排食宿時，不慎誤入司徒雷登的住所。

正在洗臉的司徒雷登看到兩個解放軍進去，暴跳如雷，大聲叫道：“你們到大使館干什么？”

謝寶云見這個洋人如此粗暴，便憤怒斥責，幸虧教導員王懷晉及時趕來，緩和了事態。

當晚，美國之音播出了“駐南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搜查美國大使館”的“新聞”。

毛澤東知道后，于27日致電三野并告總前委和二野：“35軍進入南京紀律嚴明，外國反映極好，但是侵入司徒的住宅一事做得不好。”他要求“三野查處此事”。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對部隊深入進行外交政策紀律教育的同時，派軍管會外事處長黃華與美方進行談判溝通，很快妥善處理了此事。

4月27日，鄧小平、陳毅從安徽合肥的瑤崗村渡江戰役總前委趕到總統府。

當看到戰士的一些不文明行為后，鄧小平十分生氣，嚴肅地對部隊領導說：“總統府是文物，我們要愛護好。我們可不能做李闖王啊。從現在起，總統府中的全部人馬立即撤出，不留一兵一卒。”

4月29日，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劉伯承趕到總統府，與鄧小平、陳毅一同視察了總統府。

“為接管南京，還搞了一個班子。”王輔一回憶，中共中央調集了2440余名有豐富城市工作經驗和各方面專長的領導干部，參加南京的接管工作。鄧小平、劉伯承、陳毅來到蔣介石的總統辦公室，寬大的辦公桌斜放在窗口，墻上掛著一幅鑲在鏡框里的大照片，那是1943年蔣介石就任國民政府主席時的戎裝照。

辦公桌上端放著臺鐘、筆插、毛筆、鎮紙等。桌面上還擺放著一套《曾文正全集》。蔣介石對清朝重臣曾國藩一向推崇備至。此外，還在蔣介石的辦公室里發現一對曾國藩的雞血石章，一對翡翠石章，兩串清代的朝珠。

目睹這一切，鄧小平用濃重的四川口音，詼諧地說：“蔣委員長，我們來了，緝拿我們多年，今天我們上門了，看你還吹什么牛皮。”

劉伯承指著桌上的臺歷說：“瞧，蔣先生的臺歷還是23號哩，轉移真不慢啊。”

陳毅一屁股坐在蔣介石辦公桌前的皮椅上，撥通了一個長途電話，直通毛澤東在北平香山雙清別墅的辦公室。陳毅風趣地說：“主席，我是陳毅啊，我這是坐在蔣總統的椅子上向您匯報呢。”

“我們的指導員楊紹津也曾坐到蔣介石的總統椅子上。”徐法全至今還感到遺憾，當年怎么就沒有像指導員那樣，也坐坐總統寶座。

“指導員高興地對我說：‘我來當總統了’。”徐法全回憶。

5月1日，中共中央致電人民解放軍參加渡江作戰各部隊：“南京迅獲解放，國民黨反動統治從此宣告滅亡……現在整個形勢對于人民和人民解放軍極為有利，尚望前線將士繼續進攻……為消滅反革命殘余力量，解放全國人民，建立統一的民主的新中國而奮斗。”

南京解放7個月零17天之后，蔣介石逃到臺灣。

1949年的記憶，留給蔣介石的，是不堪回首。正如他后來在日記中所寫的那樣——

“過去之一年，實為平生未有最黑暗、最悲慘之一年。”

“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徹底失敗而絕望矣。”

1975年4月5日，也就是中國傳統節日清明節，89歲的蔣介石逝世。他死前，念念不忘的遺囑，除了“光復大陸”之外，就是要將遺體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又過了一年，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也走完了他83年波瀾壯闊的一生。

兩個人的較量，終于結束了。

他們的功過是非，自有后人評說。(摘自《開國英雄的紅色往事》 梅世雄 黃慶華 著 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