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變化原因：首先，生活環境的改變是蘇軾作品發生變化的客觀原因。烏臺詩案之后，蘇東坡謫居黃州，遠離官場。在黃州，他在給好友章淳的信中寫道：“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擾。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我們可以看到在表層意義上蘇軾是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謫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他“寓僧舍”、“隨僧餐”、“惟佛經以遣日”。這說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漸趨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烏臺詩案使蘇軾對儒家的仕宦思想產生深深的懷疑，在仕途失意之時，自然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國寺記》里寫道：“余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現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面求之，有不可勝悔者。于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后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里核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這說明，他的內心已經開始疏遠儒家思想，而日漸趨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蘇軾棄儒從道，但是實際上，儒學的觀念已經深深地扎根其內心之中了，而蘇軾又將佛道的出世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統一起來，故其作品談禪說理、懷古感今，無所不包。在黃州時，蘇軾逍遙游世：“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時，他超然淡泊：“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在儋州，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

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宦海沉浮，兩遭流放。烏臺詩案對于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個低潮，但卻是其文學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這種仕途的不得意和現實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義上成就了東坡式“自在灑脫、空靈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