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媛介字皆令，明末清初浙江嘉興人。文學黃象三(有作象山)妹，黃葵陽族女。與姊媛貞(字皆德)俱擅麗才，而媛介尤有聲于香奩間。沈宜修輯當時女子才甚者十八人之作為集，名《伊人思》，媛介為作者之一。媛介本儒家女，性情淑警，髫齡即嫻翰墨，好吟詠，工書畫，以詩文出名，人以衛夫人目之，為世所稱賞。

黃媛介，字皆令，是江甫水鄉嘉興一戶書香人家的寶貝小閨女。黃家世代詩書相傳，雖非大戶，也算得上中等殷實人家。小媛介天賦極高，讀書寫字，吟詩作畫，都顯得極有靈性，所以倍受父親黃云生器重，悉心調教，十三、四歲時才名便盛傳一方，這嘉興一帶的人都說：“黃家有女，冰雪聰明。”對愛女的婚姻，黃父也早有打算，在媛介十歲時，便與同窗好友的兒子楊世功訂下了娃娃親。黃、楊兩家相距不遠，大人經常來往，也不因“男女授受不親”而約束小兒女的交往，所以少年的黃媛介與同歲的小未婚夫楊世功常在一起讀書玩耍，彼此十分要好。

黃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這是一個改朝易代的國變時期，連年的戰亂，流離失所，使知識分子和廣大的老百姓一樣深受“身閱鼎革”帶來的侵害。尤其是對股栗于董狐之筆，他年青史的傳統士大夫來說，流芳千古還是遺臭萬年，也許就在何去何從的一念之間。與媛介交好的吳偉業(梅村)和錢謙益(牧齋)就面臨這樣的抉擇：在順天從命的通達之下，將道德信守屈從于生命意識來順從新的統治力量是辦不到的。那么，或則以殉節去實踐道德信守，通過肉體的毀滅以獲得靈的絕對超越;或則削發為僧，皈依佛門，過一種活著的“殉節”生活;或則遁跡山林，退守田園，求得道德與生命的形式的兼取。吳、錢都選擇了最后一種，但這種選擇本身就包含了退與進的兩重性，仕而隱，隱而仕不過是一道門檻的差別。在新王朝建立初期需要鞏固統治的特定環境下，特別是民族間的隔膜對立，個人的抗拒無疑將危及生命的存在，而作為前朝舊臣，吳、錢有著才高名大的地位，理所當然要成新政權注目的對象。自古忠孝難兩全，為了保全家人，他們被迫出仕，最終逃不掉清廷的征辟而煎受著為“貳臣”的巨大痛苦。

與此同時，作為官眷的一批名媛們也躑躅于自心愛國，歸于前朝而夫君卻為“貳臣”的矛盾中，苦不堪言。比如錢牧齋的側室河東君柳如是，比如曾被陳維崧《婦人集》評為“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的徐燦。柳如是曾在乙酉五月之變后，勸夫婿就義赴死，然“宗伯(錢牧齋)謝不能” (《柳如是事輯》上編卷一)于是如是欲奮身于自家后園的池塘中獨殉國難，卻被丈夫拽住，而不得。后世因此稱其為“凜凜有丈夫風” (羅振玉《負松老人外集》)。徐燦的丈夫陳之遴以明朝進士，出仕新朝弘文館大學士，而徐燦身罹故國淪亡。愛者故國，所依者夫君，面臨舊朝的半壁河山也不復存在的現實，國忘而丈夫竟仕！在忍受故國淪喪的同時，又增添了一份莫大的屈辱。這是有別于吳、錢等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形式的靈與肉的分割。這種雙重的痛苦使得徐燦的心靈孤寂，無所依傍，而心生 “故國茫茫，扁舟何許”的感嘆。

名士如許，名媛如許，在這個非常時期，文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都面臨著巨大的考驗，他們飽受戰亂的創傷與精神折磨的雙重苦難，作為亂離中的一介弱女，媛介亦未能幸免。她“產自清門” ，儒士之家，亂世更顯清貧，其姊媛貞迫于家境，遠嫁貴陽，為當時貴陽太守朱茂時繼妻。而媛介的未婚夫楊世功納聘后，家中一貧如洗，無力娶親，后世功又流落蘇州，久客不歸。期間，有名人豪客登門說親，愿以千金聘娶媛介。而媛介不改初衷，一片癡心待得落魄浪子他鄉歸來，與其樆結。成婚后不久便遭鼎革之亂，“乃跋涉于吳越間，困于槜李，躓于云間，棲于寒山。” 好不容易安定下來，又被人強為女師，于是又“羈旅建康，轉徙金沙，留涉云陽。” 途中舟抵天津，兒子溺水而亡，第二年女兒又不幸夭折，真可謂家破人亡！因此媛介所作多“流離悲戚之辭”，但去溫柔敦厚，怨而不怒，足觀其人格的純真。無怪乎姜紹書在其《無聲詩史》中成其“此閨閣而有林下之風也”。

人物經歷

若按照正常的情況變遷，漸漸長大的黃媛介與楊世功很快就將組成一個美滿幸福的小家庭。可就在黃媛介接近待嫁年齡時，戰火在大江南北蔓延開來。由于朝廷昏聵，各地紛紛舉起義旗，興兵造反，北有高迎祥、李自成，南有張獻忠，勢力迅速發展，頓時天下大亂。大亂之下，區區讀書人便顯得無所用處，科舉取仕之途斷絕，疲于生計的人們不再有心思送子讀書，以開館授課為生的黃家，日子日漸緊迫。為了謀條活路，黃媛介的姐姐媛貞嫁給了貴陽太守朱茂時作偏房，哥哥鼎平則放棄了學業，轉而做起了小買賣，黃家的生活勉強支撐下來。

而黃媛介的未婚夫婿楊家情況則更糟糕，連一日三餐都維持不了，哪有錢為兒子辦婚事。黃媛介已到了婚嫁之齡，黃家開始催促楊家娶親，楊家實在無力辦一次勉勉強強的婚禮，楊世功慚愧難當，索性離開家鄉，一是想外出找點掙錢的門路，二是權且躲開眼前的煩惱。

在這空檔里，太倉才子張溥慕名前來黃家求親，張溥的家境、人品都屬上乘，黃父動了心，想將小女兒改配給他。黃媛介得信后卻執意不肯，她無法忘記與楊世功共同度過的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她的心己系在楊郎身上，于是心意堅決地對父親說：“良駒不配雙鞍，好女不事二姓！”黃父畢竟是讀書人，覺得女兒的話確合禮數，也就不勉強她了。

楊世功在外地聽到了家鄉傳來的消息，心中萬分愧疚，媛介身為一弱女子都如此堅貞，自己堂堂男兒卻躲避在外，實在對不起伊人，于是收拾行裝返回了家鄉。黃家得知楊世功已回家，便上門商議嫁娶之事：“既然世事如此，也就不必講那么多排場，只要兒女兩情相悅，其他便不重要了。”兩家父母都想通了，婚事便辦得極為簡單，黃媛介高高興興地嫁到了楊家，雖然生活清苦，小夫妻相敬相愛，日子也過得怡然自樂，楊世功放下了讀書人的面子，以販賣畚箕聊以為生。

誰知戰亂綿延不絕，百姓的生活越來越艱難，楊世功的畚箕生意也日漸冷落，最后終于做不下去了，全家人又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勤儉持家的黃媛介想到了自己擅長寫字作畫的特長，難道不可以憑此為生嗎？她悄悄與丈夫商量，丈夫起先不愿意妻子在市上拋頭露面鬻字賣畫，可又實在找不到其他的生路，最后只好同意了黃媛介的想法。可嘉興地方此時地貧人窮，有多少人能把閑錢丟在字畫上，黃媛介只好與丈夫背起行囊，來到猶且繁華的西子湖畔謀生。

夫妻倆在西湖畔租了一個小閣樓安身，楊世功在家操持家務，準備紙墨，黃媛介背上家什，毅然走上街頭擺開字畫攤。

別看黃媛介的攤前總是熱熱鬧鬧，但真正掏錢賣字畫的人并不多，況且這種街頭買賣，報酬十分微薄，黃媛介一天天寫寫畫畫下來，收入僅夠勉強維持夫妻倆的生活，和節省下來一些捎給嘉興的公婆。日子雖苦，卻日日守著風光明媚的西子湖，做著自己喜愛的舞文弄墨之事，黃媛介覺得也不算太環，雖是替別人寫字作畫，她卻也能盡心盡意于其中，把它當作是一種練習和創作，書法畫技竟不知不覺地在進一步走向純熟。

端坐攤中的黃媛介，雖然布衣荊釵，不施脂粉，但那天生的麗質，清雅高潔的氣質，仍然散發出誘人的魅力，也就不免惹得一些浪蕩公子心里癢癢。一個春日的午后，攤前沒有了看客，黃媛介欣賞著花團錦簇、水明波靜的西湖，心中畫意甚濃，便提了筆，自顧自地在宣紙上鋪彩作畫。這時，三個錦衣繡冠的花花公子，從附近酒樓里走了出來，略帶醉意，搖搖晃晃地走近了黃媛介的攤子。黃媛介察覺了動靜抬頭看時，那三個人已嘻皮笑臉地圍在了她面前。黃媛介不虧是見過世面的人，料想這三人心懷不軌，但畢竟是光天化日之下，量他們也不敢亂來，于是從從容容地問道：“三位客官，是否要些字畫？”

那三個花花公子見黃媛介這般客氣，心里頓了一下，也就不好意思太張狂了，其中一個上前道：“小娘子如此才貌雙全，落得街頭賣畫，真是可惜呀！”這里話剛落，另一個又湊了上來，涎著臉說：“是呀，不如跟我們回府去寫字畫畫，少爺們重重有賞。”說完，就上來要幫黃媛介收拾東西。

黃媛介淡淡一笑，擋住他們的手，正色道：“我憑本事吃飯，有何可惜？寄情于湖光山色之間，其樂無窮，何必重宅深院！”話說完后，見他們面露慍色，黃媛介又放緩了口氣，客氣他說道：“不如我在此送三位客官一副字吧！接著，鋪紙提筆，飛快地寫下了一首詩。

著書不費居山事，沽酒恒消賣畫錢;

貧況不堪門外見，依依槐柳綠遮天。

此詩明明白白地表示了她甘貧樂道的心愿，三位花花公子見了不由得暗暗嘆服，只好接受了詩幅，灰溜溜的走了。

黃媛介籬字賣畫的日子久了，名聲漸漸在西湖邊傳開了，許多閨秀舉行文會，都特意下帖邀她前往，她倒也欣然從命，著一身淡雅布衣，坐在花紅柳綠中，反而別有一種風采。

當時女性舉行文會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多才多藝的名妓發起并參予的，一種是名門淑女、大家閨秀舉辦的。這兩種文會各有自己的一班人員，因門第不同，往往是不互相摻合的。而黃媛介的身分與她們都不一樣，所以兩種文會都對她敞開大門，她也不分彼此，只圖談詩論文，酣暢盡興。

西湖上的名妓之首，此時要算是柳如是，她已是錢謙益愛姬，在西湖畔筑“絳云樓”而居。“絳云樓”已成了柳如是會客宴賓的場所，文人雅士穿梭如流，黃媛介也是座上常客。柳如是見她生活貧困，便勸她不妨到一些名士文會上唱詩作陪，也好得些賞金貼補家用。黃媛介明白那種身份實際上相當干詩妓，雖然酬金較高，卻以賣笑為生，實為她不恥，因而斷然拒絕。她雖然常與名門貴族之士相交，但竭力堅持不出賣自己，寧肯賣字街頭，過一種清貧自得的生活。對此，錢謙益曾私下里對柳如是說：“媛介雖窮，清詩麗畫，點染秀山媚水之間，未嘗不是一件樂事呀！”此話確實道出了黃媛介生活的真諦。柳如是將此話轉告黃媛介后，媛介深為感慨，答道：“知我也，知我也！”當即賦詩一首，贈錢謙益以酬相知之意。詩云：

懶登高閣望青山，愧我年來學閉關;

淡墨遙傳縹緲意，孤峰只在有無間。

黃媛介的人生歲月就在這種平淡悠遠的氛圍中流逝，既無大喜，也少大悲，陪伴著山水詩畫，終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