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戰國、暴秦直至秦末戰爭和楚漢戰爭，中國經過其間連續近600年的戰亂、毀壞、凋敝及暴政，處于構建一個統一、安寧、繁榮和長壽的新帝國的極重大歷史關頭。其時，有一項最重大的要素，決定初生的華夏漢帝國對匈奴帝國的戰略和外交：與匈奴相比，漢的戰爭實力顯著羸弱。從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的約70年里，漢帝國大致實行“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它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貢和平”：漢帝國向匈奴帝國朝貢，以便不遭到強大兇猛的匈奴帝國的大規模武力入侵和破壞。無疑，在廣義的戰略形態和精神氣質上，“外交防御”和“朝貢和平”是“孫子”式的。但從事后來看，這也可以被稱作歷史性大反攻之前“韜光養晦”式的漫長前奏，因為隨之而來的是武帝發動一次次大規模遠程打擊，以至最終決戰決勝，擊毀作為大帝國的匈奴，永久結束它對漢帝國乃至華夏的近乎致命的威脅。

“防御外交”的開啟

整個這番史事有個千年背景，那就是近700年里華夏在匈奴面前總的戰爭力量劣勢，還有同樣長久的世紀性斗爭。匈奴有其在史籍上被含混地稱呼或寬泛地界定的祖先和親族：《史記》所說的山戎、獫狁、葷粥，商人所說的鬼方、混夷、獯鬻，周人所說的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等等;也有史學家將鬼戎、義渠、燕京、余無、樓煩、大荔等史籍中所見的異民族統稱為匈奴，其起源問題至今未能解決。經過多世紀的聯盟、分解、征服融合和發展等等，到戰國時代后期，匈奴已成為一個巨大的多血緣多語言的游牧部族聯盟。可以說，至少從“華夏盟友”襄助西夷犬戎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而西周滅亡開始，匈奴與華夏族諸侯國或帝國進行了長達七個世紀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規模沖突為首要特征的斗爭。七個世紀里，這文明沖突和政治爭斗從未真正決勝，游牧蠻夷大體上占有優越的戰略或軍事位勢，農耕華夏則有過寥寥數次可稱輝煌的戰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4~215年，蒙恬率軍30萬大規模遠征，從匈奴收復河套地區，以至如《過秦論》所言：“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然而，“蒙恬死，諸侯畔(叛)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 (《史記·匈奴列傳》)不僅如此，前不久創立的正式的匈奴國家在雄才大略、兇猛無情的冒頓單于統領下，崛起為強大的匈奴帝國，并發動急劇的武力擴張，特別是“大破滅東胡王”，同時開始大規模蠶食中國領土，“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遂侵燕、代。”(同上)帝國伊始，面對擁有騎兵大軍幾十萬，且作為漢初諸異姓王叛亂的直接戰略伙伴或戰略后盾的冒頓匈奴，高祖曾不聽杰出的邊防戰略家劉敬規勸，于公元前200年貿然親率大軍20余萬征伐匈奴。結果，“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憑天才謀略家陳平的奇計才得以逃脫七日之圍。(《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史記·匈奴列傳》)滅頂之災的巨大風險過后，高祖采納劉敬之策，開啟了一種“孫子”式的外交防御，一種在中國歷史性羸弱時期里作為大戰略的“綏靖”政策，它對華夏民族和漢帝國來說是低成本的，但對皇帝私家而言卻非如此：

高祖曰“善”的劉敬之策，一是和親：“以長公主(高祖呂后女魯元公主)妻之(指冒頓)，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單于正妻)，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二是朝貢：“(匈奴)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馀彼所鮮(漢多余而匈奴少有的財貨)數問遺(多次撫問贈送)，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所期望的戰略/外交效果是或主要是和平，“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這就是“精致迂回”、“外交防御”和“朝貢和平”，或可曰軍事實力劣勢規定的“孫子”式外交，同時也是“國家理由”指導下的忍辱負重的戰略現實主義。起始貫徹之中僅因呂后的親情而打了個“兵不厭詐”性質的折扣：“呂后日夜泣……上(高祖)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公元前198年，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朝貢和平時代由此開始，“冒頓乃少(稍)止。”(《史記·匈奴列傳》)

朝貢與征戰的交替反復

幾乎從一開始，直至漢帝國到武帝在位中期發起大反攻，朝貢和平始終是一種脆弱的和平，間有大規模的武裝沖突甚至有限戰爭，因為匈奴的文化習俗、游牧生存條件和軍事強勢地位必然導致它間或大舉入侵和劫掠。然而，對漢帝國和農耕華夏這樣的大規模武力侵害仍待朝貢和平開啟過后約20年，此前它僅經歷了隨高祖去世而來的一項潛在危機：在“漢初定，故匈奴以驕”的大背景下，冒頓依據與漢設定的“昆弟”關系而遣書呂后，“妄言”要將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繼婚”習俗應用于這位高祖遺孀、漢帝國太后。結果“高后大怒”，欲“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只是名將季布急諫漢廷武力遠不敷用，這位“為人剛毅”、殺伐決斷的女主才貶稱自己“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不足以自污”，同時隱忍延續這羞辱性的朝貢和平，“復與匈奴和親。” (《史記·呂太后本紀》;《漢書·匈奴傳上》)

漢文帝于公元前180年即位后，即“復修和親之事”，然而三年不滿，匈奴帝國就大舉入侵漢地，“殺略(掠)人民”。于是文帝這位中國歷史上最為節儉自律、惜下愛民的偉大君主斷然展露了他的武德勇氣，“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進軍擊敵。事情以匈奴軍隊撤退和文帝被迫調兵彈壓某諸侯王叛亂而告中止，朝貢和平在即將死去的冒頓單于遣書表示“原(愿)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之后旋即恢復，包括給剛繼匈奴主位的老上稽粥單于送去宗室女公主充作其后。就此，漢廷戰略討論的壓倒性共識在于，弱者必須擁有和平，哪怕是朝貢式的：“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和親甚便。”(《史記·匈奴列傳》)

公元前166年，和平再度破裂：老上單于親率14萬騎兵大舉入侵漢地，燒殺擄掠一直打到漢都長安附近三百里。已經顯示過“雙重戰略”的文帝再度被迫堅決抵抗，調遣和部署兩股大軍，分別“軍長安旁以備胡寇”和“大發車騎以擊胡”。搭箭在弦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因匈奴大軍撤退和漢軍“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而中止;隨后，便是單于復言和親事與文帝答復“前事……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歡)”，兩帝國相約“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約者殺之，可以久親。” (《史記·匈奴列傳》)這可以說完全是個基于互不侵犯和戰略劃界，并有違約制裁規定的朝貢和平條約體制。不過，匈奴帝國一如既往不憚背約，朝貢和平也一如既往脆弱可斷。公元前158年，老上單于死后即位的軍臣單于“絕和親”，大舉入侵漢邊，于是軍事/外交事態的老模式——匈奴殺掠漢民、漢軍挺進邊境、匈奴撤往塞外、漢廷收兵罷征、朝貢和平恢復——又重復一遍。不過這一次，恢復朝貢和平是由公元前157年繼位的漢景帝成就的。他先挫敗吳楚七國之亂中趙王與匈奴“合謀入邊”的陰謀計劃(“漢圍破趙，匈奴亦止”)，然后“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 (《史記·匈奴列傳》)

大破匈奴與華夏存續

多少令人驚異，景帝時期的朝貢和平是一段“漫長的和平”：歷時約15年，“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接下來約15年的過渡時期，對至少長達約600余年的廣義匈奴與華夏民族之間的斗爭而言，亦對蒙恬遠征開始華夏帝國與匈奴帝國之間的“漢匈百年戰爭”而言，皆是一個歷史性根本轉折時期。漢武帝于公元前141年繼位，隨即完全延續朝貢和平;可是七年過后(公元前133年)，軍臣單于在內應配合、鯨吞邊邑的誘惑下發十萬騎兵大舉入侵。武帝隨即部署三十余萬大軍，意欲進行一場奇襲式的大規模伏擊戰;然而，單于“識破漢兵謀”率軍撤往塞外，“以故漢兵無所得”。自此，“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總共歷時近70年的朝貢和平終告破裂。(《史記·匈奴列傳》;《史記·韓長孺列傳》)

漢武帝的根本特質不是外交家，而是“戰爭霸王”。對天然容易接受“孫子”式戰略和儒家政治文化的農耕華夏來說，當時擁有這么一位在其史上罕見的戰爭霸王是歷史之幸，因為他將發動大反攻，去擊破農耕華夏多個世紀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脅——喜戰善戰的廣義匈奴和強大兇猛的匈奴帝國，盡管他在完成偉業之后的后續政治長期是窮兵黷武、橫征暴斂、奢侈荒唐和妄生內亂，以致民不聊生、國庫空虛、國家混亂。

公元前127年，武帝發動漠南之戰，派遣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將領之一、“戰神”衛青以大規模遠距攻伐的方式，打退入侵邊地的匈奴大軍，“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賢王數次侵擾朔方，武帝遣衛青統帥幾路大軍凡十余萬人擊之，大勝。公元前121年，武帝發動河西之戰，中國歷史上另一位偉大將領霍去病兩次率騎兵大軍遠征打擊匈奴，又大勝。公元前119年，武帝發動漠北之戰——中國史上最長距最輝煌的大規模殲滅式遠征，令衛青﹑霍去病各帶五萬騎兵分道擊破匈奴，后者深入兩千余里，斬敵七萬余人，直至狼居胥山(約今蒙古烏蘭巴托附近)。是后匈奴遠徙，“漠南無王庭。”(詳見《史記·匈奴列傳》、《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強大兇猛并幾度致命地威脅漢帝國的匈奴帝國被完全擊垮。

自此，直至12世紀初至13世紀后期，女真族金帝國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國先后向南大舉征戰、殺戮劫掠為止，華夏民族從未再度遭受來自中華國度以外的游牧族強權的致命威脅。盡管十六國、南北朝時中國經歷了漫長和廣泛的族裔屠殺、血腥征服、人口劇減和社會凋零及野蠻化，但開啟這過程的主要不是中華國度以外的游牧族強權，而是匈奴帝國被擊垮、匈奴族及其“同盟”大內亂之后的所謂“南匈奴”(與遠徙中亞乃至更西的“北匈奴”相對)。他們依附漢帝國并且部分地漢化，逐漸移入華北河套與其以南地區，與中國愈益嚴重的政治分裂和內戰相伴相隨而“大亂中華”。可以說，無論是富有“孫子”式戰略意味的朝貢外交，還是武帝的完全非“孫子”式的大規模直接反攻，都在它們各自的時代里保護了華夏民族的國家與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