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臣民或如今日之所謂“犯罪嫌疑人”，若有冤案或不服地方判決，可以直接到中央上訴。朝堂外置有一鼓，由升朝官掌管，臣民可擊鼓上聞。這種“登聞鼓”，《晉書》上就有記載，此后歷代都有設置。而宋代還有專設的與這面“鼓”有關的機構。宋初叫鼓司、登聞院，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改鼓司為登聞鼓院，改登聞院為登聞檢院。鼓院、檢院將案狀直呈皇帝，由皇帝審理。無名氏《陳州糶米》第一折：“任從他賊丑生，百般家著智能。遍衙門告不成，也還要上登聞將怨鼓鳴。”可見登聞鼓之有意思。當時甚至還規(guī)定，如鼓院、檢院還不受理，可向御史臺乃至皇帝申訴。一般人當然無法見到皇帝，所以朝中又設理檢使，你可以向他報告。

要皇帝斷官司，他當然忙不過來，又無法設替身。當他那個登聞的規(guī)定下達的時候，天下可真有許多人進京，乃至事無大小。這可怎么辦？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下詔：諸路禁民不得越訴。后來又詳細說明，須是當?shù)芈贰⒅荨⒖h有受理案子的才接受。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又規(guī)定，縣之事經(jīng)州而州不理經(jīng)路后，州縣長官、轉運使、在京臣僚有機密案件或刑獄司不受的案件，可以登聞進。上訴有一定期限，北宋規(guī)定為半年，南宋紹興年間放寬為1年。朝廷官員比百姓長，為3年。如遇大赦等特殊情況，還可延長至5年。這個“登聞制度”最終徒有其名。

不過皇帝倒不是全不負責任。他知道自己斷不了那么多案子，便把這個權力委托給各級官吏。而這得有一個保護公正的辦法。所以宋代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備的刑事審判制度，其中包括審判管轄、審判機構的組成、法官回避、法律起訴及審判程序等幾個方面。

宋代的縣級審判無甚重之刑，最大止于杖一百而已。州級有權判決縣級報呈的徒刑以上案，同時本身也受理訴狀、審訊刑案。元豐改制以前，州可以對包括死刑在內的大小案件進行判決，之后則必須報路提刑司核準才能執(zhí)行。州級受訴權限的設置，可以彌補登聞院之受理容量不足。路級設轉運司、提刑司等機構，負有定期巡歷審查本路州縣刑案、平反冤獄之責。這是一種監(jiān)督性的措施，以彌補州縣訴訟制度的不足。中央監(jiān)司則不治獄，無刑獄機構，僅負責審查地方案件，平反冤案，監(jiān)督地方官吏，使之依法審判。京師為皇族、達官貴人的居住地，又有皇帝直接受理案件，所以設了開封府院（南宋為臨安府院）、左右軍巡院、御史臺獄、大理寺獄、三司及各寺、監(jiān)刑獄20余所治獄機構。這又是一種擴大登聞范圍的措施。宋初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京師案件通常由開封府和各寺、監(jiān)的刑獄機構審判，送大理寺審核，再送刑部復審。大理寺不治獄。宋后期則開封府、大理寺和御史臺成為最主要的司法機構，京師刑案常移審于三者之間。

宋朝的司法審判制度特別周密。皇帝以為，如此一來，非但案子有人受理，而且受理了就能判準，那么他自己就可以省省心，少面對百姓的告狀了。自太祖乾德元年（963年）逮南宋末，每個皇帝都進行過較大規(guī)模的法律編修，致使法律形式十分繁雜，有律、敕、令、格、式、斷例、申明等，甚至司、路、州、縣也別有敕。僅仁宗皇祐時（1049—1053年）編修法典，《一司敕》2317條，《一路敕》1827條，《一州一縣敕》1451條。葉適曾說：“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小大，一聽于法。”“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葉適集·水心別集》卷三《官法上》、卷一二《法度總論二》）審判分為鞫與讞兩大步驟。鞫是審理犯罪事實，讞是檢法議刑判決。這兩大步驟各自又分為兩個程序，前者分成審訊和錄問，即審訊后再錄問，核實審訊結果；后者分成檢法議刑和判決，在檢出適用的法律條款后，先由別的州官擬判，再交其他州官審議，最后由知州定判。審判中知州的權力受到了限制。審判法還規(guī)定，參與審判活動的所有官員都負法律責任，如果錯判，一并處罰。如此細致的審判制度在中國古代獨一無二。在這套制度下，法律的公正性確實大有改觀。

當然，皇親大臣不能管得這么嚴。皇帝沒忘了給他們以特別的方便。在他看來，他們的身份高于平民百姓，是不能依常法的。徽宗在一道詔書中說，如果品官依常法審理，“將使人有輕吾爵祿之心”（《宋史·刑法志》），所以在專門管轄中規(guī)定，朝廷命官犯法，地方無權處置。犯法官員有蔭身的特權，可免杖、黥法。品官死刑案，司法機構判決后，還須經(jīng)朝廷百官集議才能定判。

如此一來，皇帝不大聽登聞鼓便能擺平天下臣民之糾紛，還讓他要保護的人活得相對自由放縱一些。這真是個好主意。登聞鼓之最大作用，恐怕不在為民申冤，而是讓百姓監(jiān)督皇帝的僚屬為皇帝工作的情況。這也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