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會，宰相是僅次于皇帝的重要角色。宋代以前宰相地位頗為尊榮。但有宋一代相權卻削弱很多，同時又出現過不少權相，這是值得深思的反常現象。

一、趙宋相權去哪兒了？

唐代本設有三個中央機構(即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三省長官實為宰相，掌管國家最高權力。

宋代也有三省，但只有中書省在皇宮里單獨取旨，稱政事堂;門下尚書兩省都移在皇宮之外，兩省長官不再預聞最高命令。

較之唐代，宋代的相權由此在五個方面產生了弱化——

1首先是決策權的弱化

據《續資治通鑒·宋紀一》記載：“舊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議，常從容賜茶乃退。及(范)質等為相，自以周室舊臣，內存形跡，又憚帝英睿，乃請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

在唐代，所有決策均出自中書門下兩省，中書省“定旨出命”，門下省審議副署;必要時三省召開聯席會議，共同商議決斷。故而，唐代最高命令實際上由宰相擬定，皇帝只是行使同意權或拍板權而已。

自宋太祖以后，不僅廢止宰相“坐以論道”的禮遇，而且取消宰相的主動決策權。凡事，宰相只是先寫一刮子，提出幾項意見，或擬出幾條辦法，呈送皇帝決定;然后再按照皇帝意見正式擬旨，這便是“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宰相再不能主動決策，只是遵命于皇帝。

2其次是軍事權的弱化

宋初，宰相的軍事權曾被剝奪。涉及軍事問題，皇帝只與密樞院長官商議，宰相無權過問。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知制誥田錫上奏指出：“臣聞前年出師，命曹彬取幽州，是侯莫陳利用、賀令圖之輩熒惑圣聰，而李昉等不知。去年招置義軍，札配軍分，趙普等亦不知。夫宰相非才也，則罷之可也。宰相可任，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不使與聞者哉！”(《長編》卷30)

可見，田錫對宰相無權過問軍事頗不以為然。景德元年(1004)，契丹再次大舉入侵。真宗沒有太祖運二府于股掌之上的統帥能力，對付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他需要二府之間的緊密協調，因此，“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長編》卷57)

面臨戰爭威嚇，真宗被迫承認宰相“總文武大政”的職權。此后，宰相雖然過問軍事，但主導權仍在樞密院。

3再次是財政權的弱化

宋代的財政，由三個司掌管，三司使是最高財政長官，不受宰相節制，直接對皇帝負責。所謂三司，即為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

在唐代，司是屬于尚書六部下面的二級機構(司局級)，接受六部尚書(部長)的領導。必要時，宰相也會兼領戶部一個司，如鹽鐵、度支之類，以便直接掌管財政大權。

而宋代，三司地位大為提高，獨立掌管全國的財政，這是有意削弱宰相的職權。王安石實行變法，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將戶部、鹽鐵、度支三個衙門重新整合起來，統一到新設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里，欲讓財政大權回到宰相手中。

但是，司馬光等人極力反對，認為財政應該由三司管，三司失職，可以換人，兩府不得侵其事。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制置三司條例司也被廢止。

4再是人事權的弱化

歷來官府用人，本應隸屬于宰相職權范圍之內。任用什么人，提拔什么官，這是宰相管轄之吏部的事。

而宋代，在吏部之外，另設考課院。考課亦即銓敘，對官員進行綜合考評。考課院后來更名為審官院，又分為東西兩院，東院負責選用文官，西院負責選用武官。此外，還設置三班院，專門管理內廷供奉及殿直官。

這樣的人事制度安排，導致機構繁雜，政出多門，同時也弱化了宰相的人事權。

5最后是諫議權的弱化

在唐代，臺諫均為監察官。臺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其職責是監督宰相及百官，約束行政權力;諫官指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其職責是專門諷諫皇帝，糾繩皇帝的過失。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成立另一最高監察機構諫院，將原本隸屬于門下省的諫官分離出來。從此以后，諫官不再是宰相下屬，宰相無權任用諫官，所有臺官諫官均由皇帝任命。

設立諫官的初衷就是在于糾繩皇帝，而不是糾繩宰相，所謂“諫”是針對皇帝而言的。而讓諫官脫離門下省，不再隸屬宰相，反過來糾繩宰相，這樣就剝奪了宰相通過諫官向皇帝進行規諫的權利。

總之，宋代的相權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由于宋初宰相范質等人主動做出讓步，另一方面是由于宋太祖熱衷于集權。這無疑是出于私心，害怕宰相權力過大，動搖皇帝權威，甚至覬覦皇位。權力這東西也是守恒的，相權被削弱，皇權則加強。

二、過分集權導致權相迭出

宋太祖富有才略，能夠駕馭全局，大包大攬并無大礙;宋太宗也是有為君主，但是，他們的子孫后代世襲皇位，就未必稱職。

過于集中的皇權，對于他們來說是難以承受之重，因此容易導致權力失衡，難以保障國家權力有效運行。從徽宗到南宋末期，竟然出現過蔡京、秦檜、史彌遠、賈似道等權相，致使朝政日益敗壞黑暗，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王朝的衰亡。

蔡京是一個典型的投機分子，神宗時他支持改革開放變法;哲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高氏起用保守派，他轉而投靠司馬光陣營;哲宗親政后，他又投靠重新控制朝政的改革派。徽宗即位后，他投其所好，被重用為宰相。徽宗沉湎于聲色犬馬，熱衷于書畫創傷，玩賞花石，興建園林，卻怠于政務，只顧個人享樂，而將國事幾乎都交給蔡京打理。

蔡京為相二十多年，獨攬大權，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勾結朋黨，竭力排斥異己，將官場與社會弄得烏煙瘴氣，使北宋王朝陷入空前的危機。

秦檜頗擅長見風使舵，靖康年間他為了欺世盜名，表現出主張抗金的強硬姿態。被金兵俘虜以后，他態度又有了180度大轉變，回到南宋便拋售其投降求和的“良策”，正中高宗下懷。

此后，秦檜官運亨通，先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旋即擢為右丞相;雖然一年后被罷免，但很快又起用;趙鼎罷相出朝后，他獨居宰相之位長達十七年。

在秦檜獨相時期，他拼命迫害那些反對和議、主張抗金的官員，不僅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而且還將與自己政見不合的大臣逐出朝廷。為了控制言路，他還將自己親信安插到監察百官的臺諫機構，使之成為打擊政敵的工具。

高宗并非昏庸之君，秦檜結黨弄權專橫跋扈，他其實心知肚明，之所以睜一眼閉一只眼，聽之任之，是因為他需要秦檜作為自己推行求和路線的代理人。有秦檜出面與金人妥協，他就可以安心做偏安皇帝。有高宗在背后支持，秦檜就可以結黨營私。二者相互利用，滿足于一己之私，就不想收復中原山河。

史彌遠的崛起源于一場陰謀。開禧三年(1207)，韓侂胄北伐失敗，金朝來索主謀。時任禮部侍郎的史彌遠與楊皇后等密謀，派人殺害韓侂胄，將其首級送金請和。史彌遠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在寧宗朝獨相十七年，在理宗朝獨相九年。

史彌遠兩朝專權二十六年，對金采取屈服妥協，對內打壓政敵，招權納賄，搜刮民財，弄得民不聊生。他之所以成為兩朝權相，關鍵是兩個皇帝容易被他架空。寧宗(史稱“不慧”)頗為愚昧無能，毫無主見，他在位期間，前期受韓侂胄操縱，后期任史彌遠擺布，是典型的傀儡皇帝。

理宗出生于民間皇族宗室，原本沒資格做皇帝，全靠史彌遠在幕后策劃與扶植才得以繼承皇位。鑒于史彌遠對自己有恩，加上他老奸巨滑，理宗不得不韜光養晦，任其把持朝政，獨斷專行。

賈似道是一個“不學有術”之人，靠姐姐為理宗貴妃這一裙帶關系得以入仕，后來憑借欺上瞞下、弄虛作假、陰險狡詐等權術博得理宗恩寵，從而青云直上，官運亨通。

理宗進入暮年，怠于政事，身為宰相的賈似道控制朝政，獨攬大權。度宗即位以后，賈似道登上權力的頂峰，其專權程度超過所有權臣。度宗智力遲鈍、懦弱無能，被賈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間，對他言聽計從，無可奈何。賈似道每次上朝行臣子之禮后，度宗都要對他回拜，稱之為“師臣”，不敢直呼其名。

同所有權相一樣，賈似道頗擅長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一朝大權在手，便肆無忌憚，貪贓枉法，驕奢淫逸。在國家危亡之際，他一味縱情聲色，絲毫沒有發揮正能量;他的禍國殃民與為非作歹，直接導致了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

不難看出，上述權相之所以成為權相，關鍵在于他們都是權謀大師，并且遇到昏庸無能或易于掌控的君王。

三、太監專權比宰相專權更黑暗

毫無疑問，在帝制時代君主位于國家權力核心，是維系國家與民族命運的關鍵。問題在于，帝王并非全知全能的神明，其能力與精力非常有限，所以需要設置百官進行治理，而宰相無疑是治理體系中最關鍵環節。

而宋代刻意削弱宰相的正當職權，使權力配置向君主傾斜，在實際運行中容易造成權力失衡。

一旦國家面臨危機或君主平庸無能，擅長權術的宰相就會以不正當手段攬取權力，以不正當手段運用權力，以不正當手段鞏固權力，這就是權相得以形成并產生危害的根本原因。

遺憾的是，后世帝王不僅未從宋代削弱相權的惡果中汲取教訓，反而更加偏好集權。宋太祖只是削減宰相的部分職權，而明太祖干脆取消宰相職位，把宰相的職權完全包攬。

然而后代皇帝生長在深宮，精力與能力有限，不能也無法承擔如此繁重的皇權。因此，明代有不少皇帝嫌麻煩，私下把政務交給身邊太監處理，以致讓太監掌握最后的決定權。于是，魏忠賢、劉瑾、王振等權勢熏天的太監層出不窮，儼然主宰著大明王朝的命運。

太監沒有文化，但心狠手辣，他們專權比權相專權更為黑暗，為害更大。朱元璋立下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遺訓終究落空，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必然結出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