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送紅軍下了山，秋雨綿綿秋風寒。樹樹梧桐葉落盡，愁緒萬千在心間……”

提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的開始，有些人會想到《十送紅軍》的歌，以及鄉親們為部隊送行的動人情景。其實，這首江西民歌描繪的場面并非長征出發。因為當時突圍的決定只有極少數領導人知道。部隊為避免暴露意圖沒有向指戰員和群眾說明要出征，出發也選擇夜間而未驚動老百姓。長征開始后半個多月，國民黨當局才知道主力紅軍已離開。

長征這樣一個重大的戰略行動，開始為什么要嚴格保密？這一決策又是怎樣制定的呢？

“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紅軍放棄根據地遠征，《長征組歌》的歌詞說是“戰略轉移去遠方”。離開辛辛苦苦創建的根據地，干部戰士無不心情沉重。長征出發前，即1934年夏，毛澤東在中共粵贛省委所在地會昌進行調查研究和指導工作時，曾寫下《清平樂？會昌》，其中“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兩句，就表達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面臨危機的憂慮心情。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創建根據地，自1927年秋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山為開端。1929年初，因國民黨軍實行會剿，井岡山上缺衣乏食，毛澤東、朱德率部突圍東進贛南、閩西，“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至1930年終于開辟出一塊全國最大的中央蘇區。中央蘇區全盛時有21縣300萬人口，中央紅軍將近10萬人。1931年11月7日，贛南瑞金城內還舉行了一次“開國大典”，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主席，朱德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從此，“毛主席”一詞傳遍天下，“朱毛”也成了中國革命力量的象征。由于國民黨在全國范圍終日叫嚷要“剿滅朱毛”、“鏟平江西赤匪”，許多封閉地區的士紳們還以為“所謂朱毛者，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斗爭成功的影響下，鄂豫皖、湘鄂西、川陜邊、湘贛、湘鄂贛等地也創建了蘇維埃區域和紅軍，蘇區總人口近1000萬，主力和地方紅軍最多時將近30萬人。

然而，自1931年以后黨內出現了照搬蘇聯教條的“左”的錯誤指導，國民黨當局又傾全力“剿共”，南方革命根據地逐個喪失。1933年以后，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難以生存，遷到瑞金，在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時實行了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的一系列“左”的政策，結果無法打破敵軍圍攻，不得不突圍尋找新的落腳點。

長征開始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直隨中央紅軍行動，途中仍發表宣言文告。盡管這個政權的家當只剩下馬背馱的幾個文件箱，其存在卻象征著革命的紅旗不倒。直至長征結束，中共方面才取消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迎來了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

在半年猶豫后倉促決定突圍

中央紅軍突圍的初議，始自1934年春夏之交。當時紅軍同國民黨軍硬打硬拼完全陷入被動，丟失了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城。外國顧問李德失去粉碎“圍剿”的信心，向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提出應該轉移。博古召集中央書記處開會研究，對是否轉移遲遲未下決心。

此時，中共中央組織關系上還屬于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于5月間發電莫斯科請示是否可以轉移。7月間，共產國際回電同意轉移，卻又希望能再堅持一段，看一看形勢能否扭轉。此時，軍委派出紅七軍團6000人向閩浙皖前進，讓湘贛邊區的紅六軍團離開根據地去湘西，用周恩來的話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

9月間，共產國際得知紅軍與廣東軍閥陳濟棠秘密談判取得一定進展，因此致電希望能再堅持一段。10月上旬，中央得知蔣介石要發動最后圍殲中央紅軍的“鐵桶計劃”，才倉促決定迅速開始突圍。

1934年10月中革軍委發布的長征命令

對放棄中央根據地這樣一件大事，臨時中央負責人在猶豫不決時又片面強調保密，政治局內也未開會研究。據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回憶，準備出發時只由博古、李德和他組成的“三人團”開過兩次會，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只負責督促計劃實行，其他領導人大都在紅軍出發前才得知此事。廣大軍民更缺乏遠征的動員，主力紅軍的突圍行動，還多被認為是在附近打些運動戰又會回轉，結果使出征和留守兩方面都缺乏準備。

國民黨將領透露總攻計劃

1934年秋，國民黨“圍剿”軍采取推進一步、馬上構筑碉堡、然后再推進的方式，將中央蘇區壓縮到只剩下七個縣，10萬紅軍被50萬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部署在贛州陣地上的紅軍

敵軍圍困在方圓不過一百余公里的范圍內。9月間，蔣介石在廬山召集將領開會，部署了德國顧問賽克特幫助制定的“鐵桶計劃”，決定在中央蘇區四面進一步筑好碉堡，形成鐵桶一般的包圍圈后，于11月間發起總攻，以求徹底消滅中央紅軍。

此時，國民黨廣東系將領莫雄正擔任德安地區專員兼保安司令，他與中共地下組織有情報關系，身邊安排的項與年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派出人員。9月下旬，莫雄從廬山參加軍事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向湘西轉移示意圖會議下山后馬上通知項與年。項與年扮成教書先生，帶著用特種藥水抄有“鐵桶計劃”要點的四本學生字典，化裝成乞丐潛行通過封鎖線，用六天時間趕到瑞金，向老上級周恩來報告了這一重要敵情。

面對敵軍總攻在即，中央蘇區經過一年持續作戰消耗人力物力已極為困難，所剩的狹小地域如同陳毅所形容的“拿梭標一捅都能戳穿”，臨時中央終于下決心迅速突圍。對于突圍方向，考慮到北面是國民黨中央軍重兵所在，東面和南面臨近大海難以回旋，只有向西才有廣闊的活動空間，且當時紅二、六軍團正向湘西一帶開辟根據地，又可以作為接應。10月初，周恩來利用廣東軍閥陳濟棠同蔣介石的矛盾，派代表與之秘密談判，達成了“必要時假道”即在贛粵交界處放開缺口的協定。有了這一有利條件，臨時中央決定將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一、三、五、八、九軍團86萬人組成野戰軍，于10月中旬隱蔽突圍西征。

越走越遠，西征終于改稱長征

從10月12日至21日，從贛南幾縣和福建長汀出發的紅軍分路通過于都河邊臨時架起的浮橋，為防敵機和密探偵察采取了晝伏夜行。在黑暗中打著火把默默前進的隊伍中，剛患了瘧疾經搶救脫險的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被擔架抬著上了反映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宣傳畫路，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行李只有兩條毯子、一件絨衣，一個做枕頭的包袱里裝著幾件換洗的內衣。

中央紅軍的成功突圍，雖然鉆出了蔣介石的“鐵桶”，但卻撤出根據地陷入無后方作戰。預定的西征越走越遠，進入四川后，中共中央終于改稱這是“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