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8日，星期天，傍晚，中國駐古巴大使王幼平正準備離開辦公室，使館接待員忽然通知他說，卡斯特羅和一位古共中央書記已經從正門進入了大使館。

王大使立即通知廚師準備晚餐，當他匆匆趕到會客室時，卡斯特羅已經在那兒了。他對王大使說：今天是星期天，我想吃頓中餐。

從1960年底中國和古巴建立外交關系到1964年底，卡斯特羅兄弟、格瓦拉和其他古巴領導人把中國大使館當作了他們的特別餐館，經常不請自來。本來哈瓦那的中國城有大量的好餐館，但古巴革命后的國有化和食品的配給很快就讓它們關門了。為了讓這些客人吃到正宗的中餐，中方從北京的全聚德烤鴨店和黑龍江飯店選派了兩名廚師到哈瓦那。

這些飯局有時從傍晚延續到深夜甚至黎明。卡斯特羅在游擊生涯中養成了晝伏夜出的習慣，他常常把這些飯局變成自己長篇大論的場合。但1964年10月那天他的造訪有一個特別的背景：三天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被政變趕下臺;兩天前，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卡斯特羅首先向中國人祝賀，說中國有了原子彈，世界革命的力量更強大了。然后他說赫魯曉夫下臺了，他是中國和蘇聯不和的根源，現在他走了，中國和蘇聯沒有理由再進行論戰，而是應該和好，共同對付美國。他明確告訴中國大使：請把我的意見轉告你們的領導人。

中蘇1963年開始正式論戰后，夾在中間的古巴日子很不好過。卡斯特羅既要蘇聯的援助，也要中國的大米，此外他還有世界革命的通盤打算。所以他抓住赫魯曉夫下臺和中國爆炸原子彈這個天賜良機，向中國領導人昭示國際共運的大義。

卡斯特羅發起系列行動，想要讓中蘇停止冷戰，使國際共運大團結對付美國。但他不理解的是，在一定意義上，國際共運內部的沖突要比東西方之間的矛盾更難以調和。他的努力不但沒有收到任何成效，反而加快了這個陣營的分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北京和哈瓦那的公開分裂和格瓦拉的被逼出走。

中國領導人接到了古巴使館發來的消息，但卻沒有回應。一個月后，卡斯特羅在哈瓦那召集了拉美共產黨領導人會議，會后發表的“聯合公報”一是要求國際共產黨陣營立即停止論戰，二是譴責拉美共產黨陣營內的任何派別活動，不管這種活動打的是什么旗號。這兩條中，第一條明顯說的是中蘇論戰，第二條是針對中國在拉美共產黨和左派陣營內尋找自己的同情者和擴展自己的影響。

開了這個會后，卡斯特羅馬上組織了一個由九個拉美共產黨組成的代表團，由古共書記羅德里格茲帶領，前往莫斯科和北京做說客。1964年12月間，在北京，代表團見到了毛澤東。當時，中國方面沒有公布這次會見。根據近年來有限披露的材料，代表團在中國空手而歸，羅德里格茲非常沮喪。但一個源于與會的委內瑞拉共產黨代表的信息，披露了代表團和毛澤東會面時雙方言語沖突的情況。

會面中，毛澤東對古巴黨的立場非常不滿。他說古巴黨害怕帝國主義和核武器這兩個妖魔，它對這兩個妖魔的恐懼導致了它對第三個妖魔的妥協，這第三個妖魔就是蘇聯修正主義。毛澤東這里明顯指的是古巴導彈危機。當時烏拉圭共產黨代表試圖打斷毛的話，毛震怒了，說：“我代表六億五千萬人講話，你才代表多少？”

拉美共產黨代表團秘訪中國失敗后不久，1965年2月2日到9日，格瓦拉突然訪問中國。當時格瓦拉正在北非訪問，同時出席在阿爾及利亞舉行的亞非國家經濟會議，他是應卡斯特羅的要求中斷訪問飛赴北京的，同時前來北京的還有從哈瓦那趕來的古共的兩個政治局委員。格瓦拉的這次訪問，是卡斯特羅在中蘇之間做說客的最后一次努力。

卡斯特羅選擇格瓦拉，是因為他認為中國人欣賞格瓦拉。但對于格瓦拉本人來說，這卻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60年代初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論戰中，格瓦拉站在中國一邊，認為中國的公社制度和強調革命精神代表了共產主義，而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他甚至把蘇聯變修的根子挖到了列寧，說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復辟。在他剛剛參加的亞非經濟會議上，他說蘇聯向亞非拉國家提供援助時還要附上賬單，這和資本主義沒有區別。

古巴經濟在革命兩年后就嚴重下降，黨內受蘇聯經濟改革的影響，當時也有一場經濟問題的論戰，圍繞著是否允許一定程度的市場調節、企業自主權和按勞分配這些問題。格瓦拉是國家銀行行長和工業部長，極左派的代表，他主張用義務勞動和社會軍事化來維護革命的純潔性。

格瓦拉1960年11月時曾經訪問過中國，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那次訪問對于古巴來說非常成功，正在承受嚴重經濟困難的中方，除了答應每年用大米交換起碼五十萬噸古巴糖，還允諾在五年內向古巴提供六千萬美元的長期無息貸款。周恩來后來對古巴方面說這筆貸款到期如果還不出可以推遲再推遲。格瓦拉在古巴一再稱贊這種慷慨，說這等于是不要還，這就是真正的共產主義。

但1965年2月格瓦拉對中國的訪問卻是在陰影下度過的。要他說服中國和蘇聯和好，這本來就是違背他的意志的，他不過是奉命行事罷了。中方也清楚他的任務，所以這次他沒有見到毛澤東，劉少奇和鄧小平見了他。歷史的吊詭是：兩年后，當他因發動拉美革命而兵敗被俘死于玻利維亞時，劉和鄧在中國已經被當作是走資派甚至中國的赫魯曉夫被打倒了。據參加接待的中聯部干部回憶，格瓦拉那次在華期間面容始終嚴肅，拒絕了中方安排的外出參觀，好像就是在等訪問走過場。

格瓦拉那次訪華和他使命的失敗，與他一個多月后從古巴政治中消失有直接聯系。他的親華反蘇立場早已讓他成了蘇聯和古巴關系中的絆腳石，這一點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那兩個從哈瓦那飛往北京的古共政治局委員其實是去監視他和中國人的會談的。格瓦拉在中國待了7天，也是為了等待去北越訪問，原來已經安排好了，但胡志明突然前往北越使館，以安全原因為借口取消了他的訪問。這也表現了中蘇分裂下國際共運對他這個敏感人物的兩難態度。

卡斯特羅雖然想撮合中蘇，但由于蘇聯經濟和軍事實力遠超中國，如果迫不得已只能在中蘇之間選一家，那只能選蘇聯。為了避免這樣的攤牌，他做出了很大努力。當中方不但不領情，反而對這樣的撮合毫不理睬時，他那自封的拉美革命領導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同時來自蘇聯方面的壓力增大了，尤其在格瓦拉問題上，蘇聯不能容忍古巴一方面接受大量援助和軍事保護，同時卻放任自己的領導人如此公開批判蘇聯。此外，古巴黨內在中蘇分裂問題上的爭論也使得他下最后的決心。

出使中國的任務失敗后，格瓦拉回到哈瓦那，低調地過了一個多月，然后就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他的名字重現世界報端，是兩年多以后在玻利維亞兵敗被殺。格瓦拉的出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出走，和古巴在中蘇分裂中的處境又有什么關系？中國駐古巴大使王幼平的回憶可以提供一個重要參考。

王大使說，從1964年6月到1965年3月，他在各種場合下九次見到格瓦拉，最后一次是在1965年3月26日，那是格瓦拉以工業部長身份接見中國紡織代表團，王以大使身份陪同。格瓦拉只和代表團象征性地談了很短時間，但卻把中國大使留下來，在他辦公室里作了長談，這是有點出格的。王大使說，從種種跡象判斷，格瓦拉當時在古巴領導層中的處境已經很困難，但他從來沒有對中國外交官披露過任何內情。那次最后的會見中他只是夸獎中國文化和歷史，只字不提政治。最后他告訴王大使自己很快就要到古巴東部地區去，可能會消失一陣。

多年后，王大使說他忽然明白那天格瓦拉其實是在自己已經很困難的情況下，找了一個不會引起懷疑的機會和中國大使見面，以那種方式含蓄地向他和中國人告別。作為中國大使，自己成了格瓦拉接見的最后一個外國使節，這是格瓦拉的特意安排。

卡斯特羅和中國攤牌

就在格瓦拉和中國大使會面前十多天，3月13日，卡斯特羅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紀念日的講話中第一次批評中國，雖然并沒有點中國的名。他說現在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充滿了“拜占庭式的爭論”(即無事生非、小題大做的論爭)，有人在古巴散布自己國家的宣傳品，挑撥離間，鼓動分裂。他指的是中國在古巴向黨政干部寄送中蘇論戰的宣傳材料。他強調古巴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有自己的看法，不會接受外來的觀點。蘇聯《真理報》很快就轉載了卡斯特羅的講話。不久，勞爾·卡斯特羅在公開講話中反駁認為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觀點，這明顯指的是中國。

中古關系此后急轉直下。9月15日，就在中國大使回國述職、想面陳中央領導尋求改善中古關系的時候，卡斯特羅和古巴總統多鐵戈斯突然召見中國駐古代辦。他們板著臉，把中方寄到古巴黨政干部家中的宣傳材料堆在桌子上。卡斯特羅說中國方面不顧古巴的三令五申，繼續在古巴散布自己的觀點，挑動古巴黨內矛盾，這是比美帝國主義更為惡劣的行徑。

卡斯特羅把中國和美帝國主義相提并論，這當然是中共方面無法接受的。但中方并沒有把這場爭論公開。毛澤東當時就中古關系有過這么三點指示：第一是“豺狼當道，安問狐貍”，意思是說蘇聯才是爭論的對象，古巴還輪不上。第二是“死馬當作活馬醫”，意思是盡量挽回。第三是古巴方面如果不公開爭論，中方也保持沉默。

那年11月，中古開始了下一年的經貿會談。大米一直是中方向古巴提供的主要物資，古巴向中方提出：出口25萬噸大米。中方過去一直是有求必應，但這次說由于國內經濟困難，這個數字難以保證。會談在這個問題上卡了殼，談了一個多月都沒有進展。這就是中古關系史上的“大米事件”。

就在中古經貿談判還在繼續的時候，1966年1月2日，在古巴革命勝利紀念日的群眾大會上，卡斯特羅公開點名批判中國。在展示了新近從蘇聯得到的坦克和戰斗機后，他說古巴革命現在除了美帝和叛逃到邁阿密的古巴“蛆蟲”以外，又有了一個新的敵人：中國用減少大米出口來訛詐古巴，加入了美帝國主義對古巴的封鎖。2月6日，卡斯特羅在另一個群眾大會上詳細介紹了中國在古巴散發宣傳材料和接觸黨政干部的情況，說中國干涉古巴內政，挑動黨內矛盾。

對于卡斯特羅的公開批判，中國方面先是由外貿部發言人作了回應，后來《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中方說自己雖然一直盡量保證滿足古巴的需求，但從來沒有同意按照古巴方面的要求供應大米，古巴的經濟困難怪不到中國頭上。相反，中國方面早就向古巴建議實行糧食自給自足，但古巴不聽，要按照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分工”去干，用蔗糖換大米，至今不能擺脫殖民地時期造成的單一經濟的格局。至于中國方面在古巴散發宣傳材料，《人民日報》說，古巴領導人為什么對自己的人民如此缺乏信心呢？

3月13日，在另一次群眾大會上，卡斯特羅說中國用削減大米出口向古巴發動了“經濟侵略”，要是中國大使館再在古巴散發材料，“我們就要讓他們嘗嘗我們給美國人嘗過的滋味。”他甚至就中國當時盛行的把毛澤東比作紅太陽的個人崇拜嘲笑說：“那個人應該去讀讀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就是太陽，時間長了也是會熄滅的！”

對卡斯特羅的這次演說，中國方面沒有再理會。中古關系從那以后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對立和冷淡，一直到90年代初，由于蘇聯陣營的瓦解，卡斯特羅要尋找新的國際支持者才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