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6日，汪精衛在武漢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通過了接受日本停戰條件的決議。

1938年1月18日，因日方突然增加苛刻的停戰條件，國民政府發表態度強硬的聲明，汪精衛對日媾和努力宣告失敗，終于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

主張“不抵抗”險遭暗殺

1932年春，蔣汪再次合流。汪精衛上臺任行政院長，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方針，主張中日發生沖突時，中國應該在“盡可能范圍內，極力忍耐，極力讓步，表示我們無意開釁”。

在這種思想主導下，蔣汪政府先后與日本簽訂《淞滬休戰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大肆出賣中國主權。

《真實的汪精衛》一書記載，面對全國討汪的氣氛，汪精衛的親信陳公博說：“歷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后的中興。但我對于先生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

汪精衛則說：“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

此后，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是兩人共同叛國投敵的開始。

《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記》一書記載，1935年11月，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開幕式后，除蔣介石外的全體中委合影。攝影剛結束，記者群里跳出一人，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他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后貫通左臂，一彈從后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刺客當場被槍擊捕獲，兩天后死于醫院。此人叫孫鳳鳴，原系十九路軍排長，因不滿蔣汪政府對日妥協，本要刺殺蔣介石，因蔣沒來，轉刺汪精衛。

汪精衛隨后辭去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職務，前往歐洲療養。

成為“低調俱樂部”的靈魂

1937年底，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主要行政機關遷至武漢。

“西安事變”后，汪精衛回國，再次站到了中國政治舞臺前沿，繼續堅持媚日“反共”的立場，重新開始他名為“和平救國”實為通敵賣國的努力，日后漢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時基本形成。

《汪精衛評傳》記載，周佛海在南京溪流灣8號的別墅有間地下室。全面抗戰爆發后，一些國民政府要員常來這里躲空襲，包括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圣、胡適、高宗武等人。

他們將人民的抗戰呼聲一概斥為“唱高調”，鼓吹“我們能打勝仗是意外的，而打敗仗是必然的事”。他們認為應該停止與日軍對抗，和日本人“互相抱頭痛哭，徹底懺悔和覺悟”，實現中日“和平”與“合作”。

胡適給這個小集團取名“低調俱樂部”。周佛海在《回憶與前瞻》里說，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云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

“低調俱樂部”的主張與汪精衛不謀而合。毛磊介紹，當時日本年鋼產量近1000萬噸，中國只不過十幾萬噸，汪精衛等人被敵人暫時強大的表面現象所嚇倒，他們的“亡國論”實際上代表了一個階層，有一定的社會基礎。

此時，汪精衛的“求和”愿望越來越強烈。《武漢抗戰史要》記載，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訪汪精衛時，汪一再問李“你看這個仗能打下去嗎？”說時搖頭嘆息，態度很是消極。

同時，汪精衛還不斷向蔣介石施加壓力，給蔣寫了十幾封信，大談處理對日關系的“和平”思路，妄圖阻止抗戰。

《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記》中說，周佛海與汪精衛不和已久，曾互相罵對方“不是東西”，都發過誓不再與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張將他們推到了一起。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衛的心腹。

“藝文研究會”的活動

1937年底，南京淪陷，國民政府主要機關遷到武漢。1938年初，在汪精衛、蔣介石授意下，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漢組織了一個以反共媚日為宗旨的文化團體：藝文研究會。

陶希圣在給胡適的信中說：“藝研會”根據蔣介石“面命”成立，受汪精衛“指導”，宗旨是要樹立獨立自主的理論，反對共產黨的籠罩;還要造成一個輿論，使政府可戰可和。

《武漢抗戰史要》記載，“藝研會”曾指導過幾十份報紙雜志，出版了幾十種書籍，并在香港設立國際編譯社，創辦蔚蘭書店。

“藝研會”“四大金剛”之一的朱樸在《憶蔚蘭書店》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一時間，許多人聚集于兩間小房之中，躋躋蹌蹌，極為熱鬧。”

“藝研會”成立后，“低調俱樂部”有了自己的話語平臺，活動更加頻繁，他們的“亡國論”在戰時首都甚囂塵上。在“藝研會”的輿論推動下，汪精衛從鼓吹“和平”轉為明目張膽反對抗日。

對日媾和失敗

1937年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方面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理;(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武漢抗戰史要》記載，12月3日，汪精衛在漢口民眾團體代表會議上演講時，對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公開表示歡迎。他說：“如開始講和，不可失此機會。”

12月5日，汪精衛接受《新聞報》記者采訪時說：“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條件，則中國亦可考慮從事停戰。”

次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日方停戰條件。會議通過了接受日本停戰條件的決議，委派孔祥熙向蔣介石匯報，作最后決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未因為汪精衛的“誠意求和”有所收斂。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后，日軍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條件：(一)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特殊機構(親日政權);(二)承認滿洲國;(三)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

中國政府拒絕了日方的條件，并發表了強硬態度的聲明。1938年1月18日，中國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系正式斷絕，陶德曼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走上叛國投敵路

1938年初，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

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制，規定國民黨設總裁1人，副總裁1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

這樣，蔣介石借戰爭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

陶德曼調停失敗后，汪精衛意識到國民政府已沒有對日媾和的可能，于是決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適當時機“接洽停戰”。

《武漢抗戰史》記載，1938年2月，在汪精衛、周佛海的推動下，蔣介石派外交部亞洲司代司長高宗武從武漢去香港，與日本政府取得聯系。由于此時日本誘降的對象已從蔣介石轉為汪精衛，高宗武此行，實際是為汪精衛日后的叛變開辟了道路。

廣州淪陷后，武漢的汪精衛等人更放肆地公開討論“和平”。《武漢抗戰史要》中說，汪精衛鼓吹說，“和平”只需要看條件，條件如果有利于中國，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當時，汪精衛以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議長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辭。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乘飛機從重慶逃往昆明，經越南河內潛赴上海，走上叛國之路，拉開了汪偽國民政府丑劇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