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家的主要思想

農家，又稱“農家流，是先秦時期反映農業生產和農民思想的學術流派。該流派主張勸耕桑，以足衣食。”《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 出處：五代 顏仁郁 《農家》詩：“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谷自生。” 宋 陸游 《岳池農家》詩：“春深農家耕未足，原頭叱叱兩黃犢。”

戰國農家的代表人物——許行

許行大約生活在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15年之間，與孟子是同時代人。他的事跡和主張見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遠古神農氏之言來宣傳他的主張，是戰國時代農家的代表人物。從孟子罵他是“南蠻鴃(jué音抉)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他是楚國人。有人認為《呂氏春秋·當染篇》所說的墨子的再傳弟子許犯就是許行，但也有人認為此說并無確據。《漢書·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是農家的著作，可惜早已失傳。農家的材料還見于《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同書《愛類》篇和《淮南子·齊俗訓》也有部分材料。

戰國時期農家的興起不是偶然的。春秋戰國的社會大變革使階級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動。由于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土崩瓦解，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尚未鞏固，因而在意識形態領域里代表各階級利益的學派和學說十分活躍。反映勞動人民利益的思想學說，在當時有其存在和活躍的條件。剝削階級的思想不能代表被剝削階級的利益，被剝削階級在一定條件下表現出自己的思想理論。恩格斯指出：“雖然總的說來，市民等級在和貴族斗爭時有權認為自己同時代表當時的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但是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的多少發展了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的獨立運動”。這一精辟的論述，對分析戰國時代各階級的思想派別，同樣具有指導意義。新興地主階級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把自己說成是代表一切人利益的，盡管實際上他們并不能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在戰國時期，反映勞動人民利益的思想學說和學派，主要有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以楊朱為代表的揚朱學派和以許行為代表的農家。他們的學說都屬于勞動人民思想的范疇。由于他們所代表的階級和階層各不一樣，因此，他們的學說思想又有差異。墨家是小手工業者的思想代表，楊朱學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5)，而以許行為代表的農家則是下層農民的代言人。

許行的主張，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主張君民并耕之說。許行說：“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他認為賢良的國君要和老百姓一起參加耕種才能吃飯，自己做飯吃，還得為老百姓辦事。《呂氏春秋·愛類篇》提到：“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男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焦循在《孟子正義》中說：“神農之教，即所謂神農之言也。”這與孟子所說“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相合。內容也與許行君民并耕之說相符。因此，可以認為《愛類篇》這條材料應該就是許行的思想。

許行還認為，如果國君不與民并耕，而是像滕文公那樣，擁有儲藏糧食的倉廩和存放錢財的府庫，那就是損害老百姓來供養自己。這樣的國君就不配說得上賢。這是許行對當時統治者的尖銳批評和控訴。許行君民并耕之說的提出。是由于戰國時代戰爭頻繁，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因此他強調國君必須重視農業并親自耕作，以救時弊。

《北堂書鈔》帝王部引《尸子》：“神農氏并耕而食，以勸農也”。尸子即尸佼，據說是商鞅的老師，魯人。許行君民并耕之說與尸佼相同，在學說淵源上可能有關系。前面提到《漢書·藝文志》的《神農》二十篇，顏師古注認為，“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我認為并不是這樣。李悝、商鞅是法家，他們主張耕戰，其重視農業是同戰爭緊密相連的。與許行的君民并耕之說有所區別。商鞅雖然師事尸佼，但是他把尸佼的學說發展為耕戰政策，而許行則忠實于尸佼的君民并耕之說。因此我認為《漢書》所說的《神農》二十篇，很可能就是許行的著作。

第二、提出“市賈不二”的價格論。許行在主張社會分工互助的基礎上，提出從事農業勞動的要可以用農產品直接去交換手工業產品，如帽子、鍋甑和鐵制農具等。這是一種以物易物的交換辦法。交換時的價格是如何規定的呢？許行認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谷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即市場上的同種物品數量相同則價格相等。這樣，市場上的各種物品的價格都有了統一的規定。比如一尺布或一斤麻、一石谷的價格是多少錢，市場上所有的布、麻、谷的單價都相應的是多少錢。某種尺寸的鞋多少錢一雙，則所有同樣尺寸的鞋都是多少錢一雙。這樣，在市場上的同種物品只有一種價格，沒有第二種價格。這就是“市賈不二”。許行認為，這樣一來就不會再有弄虛作假的現象，即使小孩子到市場上去買東西，也不受欺騙。

許行的主張反映了戰國時期貧苦農民的利益和要求。君民并耕之說，反映了當時貧苦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和共同勞動思想。它要求人人都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是這種主張卻只能是一種幻想，根本不可能實現。許行的主張與儒家孟子所主張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針鋒相對的。他的價格論反映了當時貧苦農民反對商人利用市場高利盤剝，要求調整物價的原望。這種主張比楊朱的“為我”、“貴己”而又不“縱欲”、“侵物”，更激進一些。楊朱代表的是小塊土地私有者的利益，他們只要求保護其小私有者的財產;而許行則代表貧苦農民的利益，他們一無所有或者雖有也不多，僅靠兩手勞動維護生活。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由于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使許行對社會分工和價值問題不可能有正確的認識。

孟子的“勞心”、“勞力”的社會分工說，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的成分。因為社會分工的不斷擴大，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現象。它的出現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進步，當然這個進步是建筑在勞動人民付出血汗代價基礎上的。隨著階級的消亡，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分工也會逐步消失。孟子抓住許行關于社會分工理論的弱點，用偷換概念的手法，把腦力勞動者和剝削者等同起來，用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工的必然性為剝削制度進行辯護，時而把它說成是“天下之通義”，提高到普遍原則的高度，從而論證了剝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這當然是十分錯誤的。

許行的價格論只注意到了物品的數量(長短、多寡、大小等)而忽視了物品的質量。這說明許行并不了解生產品價格構成的原理。因此他的價格論只能流于空想而根本不能實行。孟子強調了同種物品的質量相差懸殊很大，生產同種物品，所需付出的勞動的多少也很懸殊。他抓住許行價格論的這個漏洞，認為許行把不同質量的物品規定相同的價格，就會造成天下大亂。生產質量不同的產品要付出不同的勞動，如果市場規定的價格是一樣，那么，質量高的產品就會沒有人生產。

因此，孟子認為：“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就是說，用許行的辦法，結果會使人互相弄虛作假，這樣怎么能治理好國家呢？這里，孟子夸大了許行價格論的缺陷，在某種程度上也歪曲了他的愿意。比如許行說：“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孟子就歪曲為“巨屨小屨同賈”。但是，孟子注意到了物品質量的問題，則是比許行的價格論更進一步的地方。還有在戰國時期，金屬貨幣早已出現，如齊國有刀幣，楚國有“印子金”等等，而許行卻主張以物易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

以許行為代表的農家思想，只有在地主階級政權尚未統一和鞏固的戰國時期，才可能有存在的條件。一旦地主階級統一政權建立并鞏固起來之后，貧苦農民很快就變成佃農或農奴而成為附庸。他們在政治上的發言權和行動上的自由就喪失了。因此農家到了秦統一六國之后很快地就銷聲匿跡，就連他們的思想資料也很少能夠保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