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這個“新生漢魂”，到底給漢民族帶來了怎樣的變化呢？

應該看到，在李唐未建立前，漢民族的整體精神狀態是呈下滑趨勢的。漢人文弱幾乎是中外共識。而李唐政權的出現，令漢民族的精神狀態出現了轉機。

我們都知道，唐承隋制，隋唐不分家。其實隋朝兩位皇帝的血統也是這樣，其母系皆出于鮮卑拓跋部，皇室的血統已是胡漢合流。所以也有史家說，“隋唐皇室是以父系為漢族、母系為鮮卑族的新漢族。”

歷史學者陳寅恪先生論李唐血脈，有段著名的表述：

“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我中原文化頹廢之軀。”

對此，史學界多有共鳴，現代史學家吳宓對此的領悟更通透些：

“唐代以異族入主中原，以新興之精神，強健活潑之血脈，注入于久遠而陳腐之文化，故其結果燦爛輝煌。”

這就是唐朝“新生漢魂”給漢民族帶來的最大變化——締造了雄健、偉岸的“新漢族”。唐朝男子，以壯碩為美;唐朝女子，以豐滿為美。而最重要的，還不只是外形，而是他們均具有熱情奔放的大國國民性情。

“新漢族”之精神氣質令世界刮目相看。

即便文人，也雄性十足，他們喜好金戈鐵馬，愿馳騁于沙場邊疆。繼先秦之后，中國再次迎來“文人持劍”時代。

“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以義氣。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云耶？”

——這是大唐詩人李白在英年時，寫給刺史韓朝宗的自薦書，可謂豪氣飛揚。在現代人心目中，李白是個偉大詩人，所謂詩人，當然屬于文人之列。但其時李白不是純文人，他文武兼備，劍術了得。據《舊唐書》記載，在“國破山河在”的安史之亂歲月，李白曾聽令大唐永王李璘帳下，披掛上陣。還寫下了器宇軒昂的《永王東巡歌》，詩中將永王譽為東征的唐太宗，自比東晉衛國功勛、漢民族英雄謝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凈胡沙”。其沙場之志，著實不小。

像李白這樣的持劍文人，在先秦之后少見，但在大唐卻又多了起來。“文人持劍”系“大唐雄風”重要標志，這些詩人文人，他們不僅佩劍、寫詩，而且還能投筆從戎、上陣殺敵。

我們前面講了，唐朝的中國軍隊強盛一時，足以令世界不敢輕慢。這里，除了統帥李世民的影響力，還有充足的國力和繁榮的經濟，為這支軍隊提供了強大保證。而在此之外，更有“知識青年”的貢獻。

縱觀盛唐時代，“知青從軍”是為大唐軍隊一個顯著特點。唐軍戰斗力非凡，與“文化人當兵”息息相關。在士兵構成上，盛唐時代軍隊“知青”居多，所以士兵素質極高。盛唐時期的唐主力部隊士兵，主要由關中良家子和歸化胡人年輕貴族組成。良家子即有田地家人、品行良好的年輕人，他們大多接受過很好的文化教育，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和榮譽感;而歸化胡人青年貴族更是文化程度不低，他們大多對強大的唐王朝有一種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崇拜，試圖通過拼死作戰來獲得唐對他們的肯定。

如此高素質的軍士，必然造就一支作戰勇敢、意志頑強的強大軍隊，世界豈敢輕慢？

注入了新鮮血液的“新漢族”在各個領域都有驚艷表演。諸如文學詩歌領域，唐詩之所以能登上中國詩歌頂峰，亦與唐代不少詩人的精神血統有關——系帶有胡人精悍血統的“新漢族”。

就拿這個大名鼎鼎的李白來說，他當年的出生地碎葉城如今已不在中國疆域里，而是位于今天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有史學家說李白的祖先是突厥人，比如陳寅恪就認為李白“本為西域胡人，絕無疑義矣”。不管這個說法是否準確，但說李白是帶有胡人精神血統的“新漢族”應毋庸質疑。

還有被尊為“詩豪”的劉禹錫，據現代唐史研究學者卞孝萱的《劉禹錫年譜》介紹，“詩豪”本是匈奴后裔;而寫出膾炙人口《琵琶行》的白居易，據現代史學家顧學頡考證，其祖先系龜茲人。這些豪放的唐詩大家都屬于“新漢族”，他們的祖先都不是漢族人。

不僅他們是這樣，就連相鄰國家的純海外人士，也主動加入了“新漢人”的行列，如日本詩人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新羅人崔致遠等，長期滯留中國，無論語言還是行為舉止，已看不出外國人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