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第十屆中國記者節當天，婺州公園邵飄萍銅像前，一位頭發花白的奶奶操著帶無錫口音的普通話，朝著邵飄萍銅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這位奶奶叫劉秀瑾，今年87歲高齡，老家在江蘇省無錫市前洲鎮西塘村。她的婆婆祝文秀就是邵飄萍遇害前，走完人生最后七年的伴侶之一。到金華瞻仰公公的銅像時，老人還特意帶來了“邵飄萍犧牲后的十張喪事照”等一些首次公開的珍貴歷史資料。

祝文秀的身世

老人說，祝文秀原名祝振亞，1897年出生在無錫市前洲鎮西塘村一個做皮革生意的家庭，文秀兩字是邵飄萍取的。年幼時的一天，她父親喝了一點酒，騎馬路過無錫市的一條古董街。突然，馬不聽使喚沖進一間古董店內，將不少古董撞破了，賠了不少錢，致使家道中落。

17歲時，天津一個戲班子到南方物色女孩子，相中了她，以一次借300元大洋安家費為條件，收她到班子里學戲。她母親徐三姐則隨她在戲班子內做繡工等雜活。跟著戲班子，她輾轉在京津一帶，唱過京劇，也唱過梆子。由于扮相俊俏，歌喉甜美，人稱“花小桃”。

與邵飄萍結婚

在北京時，她還曾跟梅蘭芳等京劇名家有所交往。她21歲那年夏天，漢口鬧水災，她正在北京的一個戲班子里為義演排戲。經邵飄萍年輕時一位老師的介紹，她認識了邵飄萍。剛開始她并不知道邵飄萍是干什么的，后來才知道他是辦報的，有人就勸她不要嫁給他。

此時，邵飄萍已有妻室。交往一年多后，她覺得邵飄萍對她和與她相依為命的母親頗好，就答應了這門親事，并與邵飄萍舉行了結婚儀式，先后住在北京羊皮市胡同、剛家大院等地。

結婚當年的初冬，邵飄萍突然不辭而別。在老人提到的一篇回憶中，祝文秀提到，“后來，我才知道他逃離了北京。約兩天后的夜晚，飄萍掛電話給我，在電話中稱我阿文，說：‘我在天津，你快來吧！’我當即在天亮之前乘火車前往天津。在天津，我問他為什么要離開北京，他說北京有個姓朱的(即朱深，曾任段祺瑞控制下的靳云鵬內閣的司法總長)要抓他。就這樣，我和他就在天津一所外國人開的旅館里住了下來。我照顧他的生活，他繼續寫文章。有一天，為了寫文章需要參考，他要我回京一趟。臨走時，他叮囑我要機靈一點，當心眼線盯梢。為了避免盯梢，我不乘客車，改乘敞篷貨車到北京，不料一路傾盆大雨。到北京時，我已被雨水淋得像剛從河里撈上來一樣。”

到京報館拿到書后，我來到火車站的站臺上等車回津。“你是祝小姐吧？”突然，她身邊一個人力車夫問道。她頓時直冒冷汗。沒想到，車夫身后走出一個頎長的身影，卻是邵飄萍。他接過她手上的書，叫她跟這名車夫的車子走。后來回到在天津的旅館后，她問起此事。邵飄萍說：“我想鍛煉鍛煉你。”

此后，她還幫助邵飄萍在京、津、滬等地探聽消息。26歲那年，她家附近一個姓白的軍閥公館忽然增加了崗哨，戒備森嚴。祝文秀感覺其中肯定有料，就裝扮成一個不懂事的丫頭，混過一道又一道崗哨。可能她的個子較小，崗哨們都沒有在意這個丫頭，終于讓她擠到公館內，探聽到這個白姓軍閥及家人被刺的消息。回家后，她連忙將所看到的情況告訴給邵飄萍。第二天，《京報》上就刊登了這則獨家消息。為此，她還得到報館一件獎品———一款好衣料。

在日本陪伴飄萍

一生中，邵飄萍去過兩次日本。第二次皖系軍閥對他緊追不放，在友人張季鸞的勸說下，邵飄萍決定前往日本。臨行前，邵飄萍打扮成工人模樣，祝文秀則打扮成傭人，從天津前往沈陽再到日本。邵出國后，祝文秀則回到北京跟母親等人同住。

在日本時，邵飄萍常寄一些他的照片和小玩意兒給她，托同鄉陳和尚來看望她。聽陳和尚說她生活不好過后，就特意寫信說他身體生病了，叫她前往日本。

第二次赴日本避難期間，是邵飄萍人生中的一個關鍵時刻。在半年時間中，他研習了《社會主義論》、《社會主義研究》等跟馬克思主義相關的著作。他在國內產生深遠影響的兩部著作《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和《新俄國之研究》就是當時完成的。

劉秀瑾老人說，在日本期間，邵飄萍和祝文秀借住在大阪的一個寺廟內。這座香火不盛的寺廟由一對夫妻掌管，僅有三間客房，他們就租用了兩間，一間用作臥室，一間作書房，月租金20日元。那里離邵飄萍上班的《朝日新聞》頗遠，之所以住在小廟內主要為了考慮到那里房租便宜。由于收入少，夫妻倆每日的租金僅限一至二日元，每餐僅一碟小菜。有一次，邵飄萍想給祝文秀開開葷，帶她去一家中國飯店吃飯。只點了三樣菜卻花了40日元，嚇得他們再也不敢下館子。

但在精神上，他們是富足的。從祝文秀留下的珍貴照片中可以看出，光書架上所擺放著的書刊就有170多種。除了上面提到過的進步書籍，還有《社會主義社會學》《社會改造之原理》《世界大革命史》等，均為日文。

在邵飄萍影響下，祝文秀還學習了日語。離開大阪時，她已能跟日本人對話和看懂書中的一些文字。解放后接受日本媒體采訪時，她還能用日語跟記者對話。

祝文秀一生未改嫁

1926年4月，邵飄萍被軍閥槍殺于北京天橋后，祝文秀的人生也隨之發生改變。劉秀瑾老人說，在好友張季鸞的幫助下，祝文秀帶著母親徐三姐輾轉在天津、上海等地，最后在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情況下，她們回到老家無錫西塘村。邵飄萍遇害時，祝文秀只有30歲，不少人勸她改嫁，但都被她一口回絕了，說“我遇不到邵飄萍這樣的人了”。邵飄萍遇害后第二年8月的一天，祝文秀隱隱約約聽到家門外有嬰兒的啼哭聲。打開門時，她母親已將遺棄在地上、哇哇大哭的一個嬰兒抱在懷里，“你一生不曾生育，把他抱回家后也好有個依靠”。聽從母親的意思，祝文秀就將嬰兒取名為祝韶華，“韶”和“邵”諧音，以示對邵飄萍的一種紀念。

在西塘村，祝文秀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長大后，祝韶華成為一名小學教師。得知養父邵飄萍跟毛澤東有過交往，還是毛澤東的老師，祝韶華就幾次請母親給毛澤東寫信，祝文秀說：“不能靠先人的牌子要這要那，你當教師不是已經挺好了嗎？”受“文革”等影響，北京新聞界和文化界已沒有人提起祝文秀這個名字。劉秀瑾老人說，1982年4月，上海《文匯報》刊發了一篇消息，提到邵飄萍被追認為烈士、骨灰即將安置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其中只提到邵飄萍另一位妻子的名字。

看到這篇消息后，祝韶華就將此事告訴母親祝文秀，再度勾起老人的追思。赴北京參加邵飄萍骨灰安放儀式已不現實，劉秀瑾就偷偷跑到鎮上買了一只綢緞制成的小花圈，寫了“邵飄萍夫人祝文秀”字樣的紙條一并裝進一個盒子內，寄往文匯報，請文匯報社轉交給北京有關方面。打開盒子，大家都感到驚訝：在無錫怎么又冒出一個邵夫人？經從北京至無錫層層調查，無錫民政部門確定了她的烈士家屬身份。邵飄萍遇害后，不少遺物均被封存在京報館的一間房間內。但幾經折騰，這些東西已大多不知去向。而經歷“文革”，安放在其他家屬那兒的遺物也所剩無幾，就連邵飄萍生前的圖片都找不到。但由于偏居一隅，在祝文秀那里，不少珍貴歷史資料卻躲過了浩劫。這些珍貴遺物包括“邵飄萍犧牲后的十張喪事照”等47張圖片，和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名單等，為研究邵飄萍革命的一生提供了佐證。

1988年，91歲的祝文秀在老家悄然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