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璽，可以說是文物中最為特殊的一類。只有它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是皇帝親自使用過的。因此在它所呈現(xiàn)的歷史事件面前，材質(zhì)、藝術(shù)性這些平日衡量文物價值的關(guān)鍵因素已退居次位。

太上皇與“太上皇璽”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85歲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嗣皇帝嘉慶元年，屆期歸政。

第二年新正，乾隆親自舉行授受大典，并下詔：“……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位。朕親御太和殿，躬授寶璽，可稱朕為太上皇。”

就在宣布傳位顒琰的同時，乾隆也為即將來到的太上皇生活進行積極準備，九月二十八日他又傳下諭旨：“朕歸政后，應(yīng)用喜字第一號玉寶，刻太上皇之寶，即將御制《十全老人之寶說》篆刻作為太上皇帝冊，用彰熙朝盛瑞。”

乾隆御寶“太上皇帝之寶”

用喜字第一號玉寶刻制的這方“太上皇帝之寶”22.5厘米見方，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寶，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所謂“太上”者，無上也，為極尊之稱。“皇”者，得大于帝也，也就是說：太上皇是德高于皇帝的至高無上之人。

在中國歷史上，“太上皇”最早出現(xiàn)在秦代。據(jù)司馬遷《史記》記載，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自稱始皇帝后追封他的父親秦莊襄王為太上皇，這也是唯一的死后被追尊為太上皇的例子。

“太上皇帝之寶”

事實上，太上皇并不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中所固有的制度，所以他的出現(xiàn)通常伴隨著重大的歷史事件。歷史上的太上皇們因授受之際的情況不同而境遇各異，但多數(shù)是受形式所迫勉強讓位。

通觀中國歷史，名副其實既有尊位又有權(quán)勢的太上皇，恐非清代的乾隆皇帝莫屬。對于乾隆而言，傳位于嘉慶讓自己成為太上皇帝，是他自己主動完成的行為，這也就成為他人生中的一個重要時刻。

據(jù)北京故宮所藏的《乾隆寶藪》（乾隆御璽印譜）一書記載，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內(nèi)府工匠用不同材質(zhì)制作了大小各異的太上皇帝御寶20余方。

其中有一方“太上皇璽”倒是極具特色，這方璽使用溫潤純凈的白玉刻制，整體呈圓柱狀，上部做出土紅色沁，顯得古樸凝重。這是乾隆“太上皇璽”中唯一枚圓形印面的。

“太上皇璽”

此璽“太上皇璽”印面以篆體陽雕“太上皇帝”四字，看得出，“太上皇帝”四字是有意識的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

這種布局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璽，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從而形成了一個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圓璽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在這枚圓璽的璽壁上，通體陰刻《自題太上皇帝之寶》御制詩，詩云：“由古來云太上皇，徽稱懿號謂非當。即斯六袟慶猶幸，加以雙文愧莫逞。自問生平奚立德，永言繩繼祝丕昌。窗明幾凈西銘讀，恰合隨時愛景光。”

這是乾隆成為太上皇一個月后，專門為剛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璽而作的，尤其是詩的最后兩句，表露出此時乾隆帝的所思所想。

在窗明幾凈的書房內(nèi)，展卷研讀宋代大儒家張載的哲學著作《西銘》，發(fā)萬物一體之微，體乾坤大道之義，默會前賢，忘記憂愁，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

而在此詩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別提到他成為太上皇后，摒棄了例行的加上尊號的繁文縟節(jié)，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寶”作為自己這一重要人生轉(zhuǎn)折的紀念。

作為乾隆帝太上皇時期的重要寶璽之一，此方圓璽經(jīng)常鈐印于內(nèi)府收藏的書畫之上，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韓滉的《五牛圖》、晉代王獻之的《中秋帖》，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的《品茶圖》軸等都鈐印有此璽。

另外，在一些宮藏古器物之上也能見到，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至夏代的玉圭上。

2007年，這方“太上皇帝”圓璽出現(xiàn)在蘇富比拍賣會上，并以4625萬港元的高價，被一位中國買家拍得。這個價格在當年創(chuàng)下了中國御璽單枚拍賣的世界最高紀錄。

歷朝寶璽制度

璽者，印也，是皇帝的印章，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稱為璽，或?qū)毉t。皇帝的印章也有公章、私章之分，寶璽屬于公章，凡是皇帝代表國家發(fā)布各種詔書及文告時，皆鈐蓋寶璽。

中國的“寶璽”始自秦始皇嬴政。據(jù)文獻記載，秦設(shè)立制度：皇帝印獨稱璽，設(shè)六璽，皆方寸，印文用小篆、以紐、綬排定等級。之后“百代皆行秦政事”，此后歷朝歷代，或是傳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

秦始皇創(chuàng)立的寶璽制度被漢高祖劉邦全部繼承下來，形成了后來所謂的“秦漢八璽制”，這一制度也貫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和隋，他們不僅繼承了秦漢的八璽制，而且連規(guī)格、名稱、紐式、文字都基本不差。

到唐朝武則天稱帝時，則獨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璽，而將八璽制改為九璽制，同時又將“璽”改為“寶”，從此以后各朝都稱之為“寶”。

北宋時增至十二寶，南宋則是十七寶，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寶，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寶日常使用外，還供奉著“盛京十寶”。

寶璽在數(shù)量上隨著朝代的更替不斷增多，體積也不斷加大。秦漢時，方一寸二到四寸不等；唐朝，方二寸到四寸不等；到明、清時則增加到方二寸九到五寸九不等。

較大者有宋朝“寶命寶”，印面竟有九寸見方，而明朝建文帝的“凝命神寶”印面達到一尺六寸九分見方，可謂是碩大無比。數(shù)量及體積的變化，可以看出皇權(quán)在封建體制發(fā)展過程中不斷細化。

另外，歷代寶璽的材質(zhì)都是以玉料為主，且多是和田玉，僅有幾方是金質(zhì)和檀木。這與中國人自古以來將玉比“信”的思想有著直接關(guān)系。

紐式則清一色的為龍紐，只是龍的形態(tài)按朝代各有不同，從秦漢的螭獸（小龍）紐，到以后的螭虎紐，而螭龍紐的叫法是唐太宗因避祖父李虎諱而改稱，宋朝以后則干脆稱做龍紐了。

丟失的寶藏

其實在乾隆以前，御寶一般沒有規(guī)定確切的數(shù)目。乾隆初年，可稱為國家御寶之印璽已達二十九種三十九方之多，且因有關(guān)文獻的記載失實，用途不明，認識錯誤甚多，造成混亂狀況。

針對這種情況，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對前代皇帝御寶重新考證排次，將其總數(shù)定為二十五方，并詳細規(guī)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圍。被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寶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國家最高權(quán)力的各個方面，它們被存放在故宮內(nèi)的交泰殿內(nèi)，而對于帶有前任明顯個人特征和風格的御璽則會被收存起來存放在景山的壽皇殿。

由于交泰殿位于故宮之內(nèi)，因此免遭洗劫，而壽皇殿則沒有那么幸運。

2001年9月法國巴黎寶藍-福爾拍賣公司（Poulain & Le Fur）舉行的一場中國藝術(shù)品拍賣，拍品中包括一套《清康熙佩文齋御用十二組璽》。其中刻于康熙六十年的“戒之在得”印，更具有特殊意義。據(jù)《秘殿珠林》卷一《圣祖仁皇帝書心經(jīng)冊》著錄和乾隆《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記載，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命大臣采擇經(jīng)語刻小璽。備六十年時用，康熙六十年五月刻成后，康熙即隨身攜帶，駐避暑山莊時，乾隆亦以此小璽受恩，以后乾隆順利繼位，當與此有關(guān)。可見此印雖小，作用卻非尋常。

2002年北京華辰拍賣推出清康熙壽山石夔龍鈕御寶“戒之在得”和“七旬清健”兩方印章。這對印章是清代康熙帝晚年的御用印。這兩方印文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寶藪》中均有著錄，亦是清朝末年流失海外的重要帝王御璽。

2004年4月25日香港蘇富比從海外征集到一枚乾隆皇帝的御用印璽，圓雕異獸鈕，陰文篆書“契理在寸心”五字。印文“契理在寸心”源于皇帝本人的御制詩文：“盤古實有三，中盤為最幽。我曾坐松下，幾度沿溪流。契理在寸心，曠觀足千秋。長哮萬壑空，彷佛晤田疇。”將其中的“契理在寸心”一句單獨摘出刻成寶璽，自我炫耀自我陶醉的意味十分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