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著述

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談，他一生事跡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于溝通中西文化并訴諸于翻譯事業。為了讓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于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過了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

英文專著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AChinesePleafortheCauseofGoodGovernmentandTrue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趙鳳昌親筆手書的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續發表于《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文章結集而成的合集。該書出版后，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閱，當時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史稿》本傳中說：“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發表，1906年結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并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

3.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中國牛津運動故事》)，是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Newman)，把張之洞領導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現代歐洲高度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的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鼓吹中國文化救西論。全書分為緒言、導論、正文和附錄四個部分。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字林西報》(又名《華北日報》，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郵報》(JapanWeeklyMail)、《北京日報》(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遠東評論》(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華北正報》(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報》(TheTimes)等英文報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闡揚“周孔之道”的陣地。

辜鴻銘的文章發表之后，西方人既驚訝又非常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國人了解這位東方圣哲的思想和學說，他們把辜鴻銘的文章分別譯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論文集Vox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訴之音》)。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Wilhelm)則編譯了辜鴻銘文集《中國對于歐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論文集》，該書主體為《中國牛津運動》。辜鴻銘在日本講演的論文由日本大東文化協會集結成《辜鴻銘講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薩摩雄次在日本編譯出版了《辜鴻銘論集》，主要篇目是從《辜鴻銘講演集》和《中國人的精神》中選譯出來的。

翻譯作品

作為翻譯家，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中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癡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

中國四書五經的翻譯最早始于明末清初。當時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和漢學家把《詩經》、《易經》、《論語》、《老子》等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移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歐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譯本。要把中國古代經籍譯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時精通對譯的兩種語言，能夠透徹理會兩國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擔任。而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大多數只是粗通漢語，因此翻譯出來的作品中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的甚至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根本無法從整體上體現中國文化的精奧之處。

到了近代，翻譯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屬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個有名的漢學家，漢語造詣很高。在王韜的協助下，他把中國“十三經”中的十部經書譯成英文，統稱為《中國經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聲譽，至今被許多西方人視為標準譯本。但由于英漢兩國語言、文化、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理雅各的翻譯雖較之以前的譯著相對準確，仍不免有誤解曲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的現象。

辜鴻銘早在1884年發表的《中國學》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不過是應時之需，雖然數量驚人，但并不都令人滿意。辜鴻銘認為正是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歪曲了儒家經典的原義，糟蹋了中國文化，并導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產生種種偏見。為了消除這些偏見，他決定自己翻譯儒家經典。1898年辜鴻銘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譯著《論語》

(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ANewSpecialTranslation，IllustratedwithQuotationsfromGoetheandOther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譯著《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后來他又翻譯了《大學》(HigherEducation)，但是沒有正式出版發行。他在《論語》譯序中聲稱：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愿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后，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并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于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態度。

辜鴻銘翻譯儒經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意譯法，即采用“動態對等”的方法，使譯文在表達思想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字櫛句比的機械性轉換。在《論語》譯序中，他就明確指出他的翻譯目的是“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給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冊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談話方式，就像有教養的英國人在表達與這些中國俊杰同樣的思想時一樣。”在《中庸》譯序中，他進一步闡明他的翻譯觀點：“徹底掌握其中之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原作的風格。”辜鴻銘在具體的翻譯工作中，確實努力實踐著這一翻譯宗旨。

辜鴻銘再現原作風格的努力還體現在以詩譯詩，即把《論語》、《中庸》等中出現的詩歌片段同樣用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譯得頗為成功。

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鴻銘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近代中國于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著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注釋法對于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還在注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圣·約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于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鴻銘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于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于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于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典的內容。

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譯本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是儒經西譯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性，他的譯作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

辜鴻銘譯經最大的缺點在于過分意譯。其表現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隨意增添許多原文沒有的內容。對于辜鴻銘英譯儒經，曾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贊美推崇，一種是否定批評。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林語堂為代表。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書中這樣評價道：“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只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了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與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于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態度的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曾認真研讀過辜氏翻譯的《中庸》，并著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后》一文指陳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條，認為辜鴻銘的翻譯嘗試乃一大失敗。

不管人們對辜鴻銘譯經活動的評價如何，但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功不可沒。他所譯的《論語》，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辜鴻銘也因此在西方聲名大噪。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造性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學貫中西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國之后，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后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后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后，他也衣冠不異昔時。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里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里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著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泄”。有一次，他在椿樹胡同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局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于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推崇國學

精通西學的辜鴻銘，在潛心精研國學后，有了一個比較，就此產生了一個持守終生的定見。他以為儒家學說之仁義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強食競爭中出現的冷酷與毀滅;他相信，正被國人摒棄的傳統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學即是這個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僅自己頂禮膜拜，更不遺余力推向世界，以為肩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重任。他以英文發表的《中國學》，幾乎就是一篇國學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國札記》、《中國的牛津運動》、《春秋大義》(即《中國人的精神》)等，所翻譯的“四書”中的三書《論語》、《中庸》、《大學》等中國傳統典籍，賣力向世界傳播儒家學說，鼓吹東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極大反響。應該說在此之前，還沒誰更系統、完整、準確地向域外有意識地傳輸國學典籍。[6]

春秋大義

辜鴻銘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一。

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一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十幾年的“辜鴻銘熱”。《中國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系由作者1914年發表于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論文結集而成。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凌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恒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么樣子的人，什么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and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gentle，溫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

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后，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種心靈的生活”，因此，“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不如說它是一個永不衰老的民族”，一個“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這個“像孩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民族，對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學技術當然是沒有興趣的。辜鴻銘以此回應和解釋西方人關于中國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套話：“中國人缺乏精確性”。他形象地說：“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在辜鴻銘看來，不屑于精確的中國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機地融為一體，達到了“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這就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國味道的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長詩《丁登寺》，展現出中國人心靈與理智完美結合而產生的那種“安詳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這種心靈狀態和精神境界，賦予了中國人那種“難以言狀的溫良”。

“真正的中國人”的溫良，在“真正的中國婦女”或“理想婦女”身上得到了尤為充分、完滿的體現。中國男人的“溫文爾雅”，在中國婦女那兒變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溫柔”。辜鴻銘承認，在其它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婦女身上也存在著這種溫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馬利亞，但是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相比，中國的理想女性要在“輕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禮”方面更勝一籌。他認為《詩經》中的《關雎》一詩描繪出了中國理想女性的三個本質特征，即“悠閑恬靜之愛，羞澀或靦腆以及‘debonair’一詞所表達的那種無法言狀的優雅和嫵媚，最后是純潔或貞潔”。談及中國女性，中國人納妾的問題自然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辜鴻銘將這種現象的“合理存在”歸因于中國婦女的“無我教”，或曰“淑女或賢妻之道”：“正是中國婦女的那種無私無我，使得納妾在中國不僅成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這顯然是一種狡辯，不過這種狡辯也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中國婦女幽美而賢淑的理想形象。

中國男人和女人為什么會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鴻銘認為，這是中國的“良民宗教”長期教化的結果。所謂“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華”是義與禮，“特別是禮，更為中國文明的精髓”。辜鴻銘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宗教教義之不同：“歐洲宗教要人們‘做一個好人’，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做一個識禮的好人’;基督教叫人‘愛人’，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他自然而然地聯系到當時歐洲陷于“一戰”炮火的殘酷現實，指出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因此，他要把中國人禮義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給歐洲，以制止這場世界大戰，“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并為戰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鑰匙”。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這正是《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所標舉的“春秋大義”之所在。

歷史的發展證明，辜鴻銘的“春秋大義”并沒有產生“亂臣賊子懼”的實際效果，他對中國“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顯然是過于自信了。不過，在“一戰”前后的歐洲，特別是德國，由于人們身受戰爭苦難，對于自身文明的價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絕望，而對和平安寧的東方產生了某種朦朧的欣羨，辜鴻銘其人其書就成了他們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僅大學里有人組織“辜鴻銘研究會”，成立“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還廣泛流傳于普通民眾之口。在這股“辜鴻銘熱”的推動下，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鴻銘筆下遵奉良民宗教、社會有條不紊的中國與溫文爾雅的中國男人、幽美賢淑的中國女人的形象也廣為人們所熟知，乃至成為身陷戰亂之中的歐洲人心向往之的一個烏托邦。真實與否姑且不論，辜鴻銘所闡發的“中國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義”，在中國人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歷程中，無疑寫下了獨特而醒目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