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明明說的是“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輝發(fā)等名，我們?yōu)槭裁词冀K強調(diào)是將“族稱”由諸申改為滿洲呢？漢文的記述源于由滿文書寫的檔冊，我們不妨先從滿語gurun一詞的意義說起，而就此問題友人hasuran曾有過精辟的闡述，現(xiàn)將其整理轉(zhuǎn)述于下：

gurun雖然一直被譯為“國”，但其與現(xiàn)代漢語中“國”的概念并不相同，它的本意為“一群人”。《滿文原檔》里曾記錄了努爾哈赤指責(zé)弟弟舒爾哈齊時的一段話：“deosini banjire doro gurun gucu be musei amai salibuha gurun gucu waka kai. ahvnmini buhe gurun gucu kai.(弟弟，你仰仗生活之道的國人、僚友并非是從咱們父親那里繼承的啊，是哥哥我給你的國人、僚友啊！)”

這里的gurun與gucu(朋友、僚友)并列，顯然不是政權(quán)國家的意思，而應(yīng)理解為“所統(tǒng)轄的部眾”，并且在當(dāng)下的滿語(錫伯語)語境中，gurun仍然保留著“一群人”的意思。如《錫英會話》一書中的一段對話中即有“sinibooi gurun ni baita akvnio？(你全家人都好么？)”的說法，可見滿語gurun的含義在滿語語境下確實是更偏重于“人”的。因此，滿文本上諭中提到的“musei gurun i gebu”，是可以被翻譯為“咱們這群人的名字”的。

上述觀點在歷史上也能找到一些印證，比如努爾哈赤父子在對“諸申語言之諸國”的征討過程中始終是以招徠人口為主要方針的，并沒有表現(xiàn)出對疆域的占有或在其地設(shè)置常設(shè)行政機構(gòu)。這可能與處在游獵生產(chǎn)為主、農(nóng)耕生產(chǎn)為輔的經(jīng)濟模式下人們對政權(quán)的認識有關(guān)，也可能是在特定的生存條件下，人們對人口所代表的生產(chǎn)力和戰(zhàn)斗力更為重視的一種表現(xiàn)。

至于后世將gurun譯為“國”，應(yīng)該是出于滿、漢兩種語言交流的需要。隨著女真社會的發(fā)展，gurun的含義也會發(fā)生變化，后世人以變化后的詞義去譯注前代的記錄，遣詞擇字難免會有些出入，而且也不能排除史官以“國”字來彰顯前世“尊貴”的用意。

其次，這份上諭中所提及的是“諸申”這一特定族群舊有的族名，而非1616年由努爾哈赤正式選定的國號“大金”，如果將“滿洲”作國號講，即意味著是用政權(quán)的國號去替換部族的名稱，顯然不甚合情理。此外，如果“滿洲”真的是1635年十月才選定的國號，為什么在幾個月后(1636年四月)皇太極正式稱帝時是將國號由“金”(aisingurun)改為“大清”(daicing gurun)，而非由“滿洲”改為“大清”呢？以是觀之，可見清乾隆年間官修《滿洲源流考》中“滿洲本部族名”的說法實非妄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