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曜(362年—396年)，字昌明，中國東晉第九任皇帝(372年—396年在位)。他是晉簡文帝司馬昱第六子，母為李陵容。

司馬曜四歲時被封為會稽王，372年晉簡文帝駕崩前夕被立為皇太子并繼承皇位，時年十一歲。最初由大司馬桓溫輔政，373年桓溫死，又由從嫂崇德太后褚蒜子臨朝聽政。376年太后歸政，實權由謝安為代表的陳郡謝氏掌握。383年在謝安等的輔佐下，擊敗前秦大軍，贏得淝水之戰的勝利，保全了東晉王朝的國運。

司馬曜利用士族門閥人才斷層的空檔期，致力于沖破門閥政治的格局，恢復司馬氏皇權，遂以其弟司馬道子代替謝安執政，并成為東晉開國江左以來最有權力的君主。但他耽于享樂，沉湎酒色，又與司馬道子爭權，形成“主相相持”的局面，造成朝政日趨昏暗。后因司馬曜與寵姬張貴人酒后戲言，導致張貴人一怒之下殺了他，享年三十五歲。死后廟號烈宗，謚號孝武皇帝，葬于隆平陵。

司馬曜擅長書法和文學，有集二卷，已亡佚;《淳化閣帖》收錄其書法作品《譙王帖》。

歷史如何評價司馬曜

宋明帝劉彧所撰《文章志》的評價是：“帝聰惠，推賢任才。”

魏收等《魏書》的評價是：“昌明年長，嗜酒好內，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醟尤甚，狎昵謅邪。于時尼娼構扇內外，風俗頹薄，人無廉恥。”

唐代某“公子”(可能是唐太宗)與虞世南的對話：“公子曰：‘(東晉)中興之政，咸歸大臣，唯孝武為君，威福自己，外摧強寇，人安吏肅。比于明帝，功業何如？’先生(虞世南)曰：‘孝武克夷外難，乃謝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于委任會稽(司馬道子)，棟梁已撓，殷(仲堪)、王(恭)作鎮，亂階斯起，昌明之讖(指“晉祚盡昌明”)，乃驗于茲。加以末年沉晏，卒致傾覆，比蹤前哲(晉明帝)，其何遠乎？’”

房玄齡等《晉書》的評價是：①“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奸臣自隕。于時西逾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荊吳戰旅，嘯叱成云;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強氐自泯。五盡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思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匯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于崇朝，飛千觴于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苻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眾，帝號為‘武’，不亦優哉！”②“君若綴旒，道非交泰。簡皇凝寂，不貽伊害。孝武登朝，奸雄自消。燕之擊路，鄭叔分鑣。倡臨帝席，酒勸天妖。金風不競，人事先凋。”

王夫之評價司馬曜為“昏湎之主”，并認為“晉亡決于孝武之末年”。

蔡東藩《兩晉演義》中的評價是：①“惡習都由驕縱成，家無賢弟咎由兄。尊親尚且難施法，假手群臣亂益生！”②“家無賢子弟，家必敗，國無賢子弟，國必亡。……彼晉孝武帝之縱容道子，弊亦相同。道子固同母弟也，然愛弟則可，縱弟則不可。道子不法，皆孝武帝釀成之，委以大權，與之酣飲，迨至道子貪婪驕恣，寵昵群小，乃始欲分置大臣以監制之，何其謬耶！而王國寶輩更不值評論也。”

史學家呂思勉的評價是：“晉孝武帝性甚愚柔，雖以苻堅之送死，幸致肥水之捷，此乃適值天幸，非其有戡亂之才也。帝任會稽王道子，政治大亂，逮至大權旁落，又用王恭、殷仲堪以防之，所任亦非其人，肇致桓玄之篡竊，劉裕因之得政，而晉祚終矣。”

史學家田余慶的評價是：“史籍所載，孝武帝是昏君，司馬道子父子是亂臣，這些都是事實。但，在這些昏君、亂臣的某些行事中，卻體現了門閥政治向皇權政治的轉折。回復皇權政治，是回復中國古代歷史的常態。這是客觀的歷史趨勢，與評價門閥政治無關，也與評價人物無關。或者還可以說，正由于昏君亂臣當朝，本來是可能有所收獲的恢復皇權的活動，才沒有出現真正的成效，徒然成為一陣噪音，一場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