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對海瑞的棄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封建官場中要干大事，僅僅憑道德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對這點張居正深有體會。他在官場上的發達已證明了要有大的作為，是不能保持個人品德的高潔，有時還得不擇手段，自污名節。

他們都是在嘉靖皇帝當政時步入政壇，而且兩人有過交往。《明史》記載：“萬歷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嘆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

此時，兩大名臣的權勢是天壤之別，張居正以帝王師的身份為首輔，權傾天下，萬歷皇帝幾乎是個擺設。而海瑞在官場卻是空前的寂寞，作為以耿直忠貞之名聞于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僅僅是個符號，他在政壇沒有朋友，更不可能有黨徒，自己的政治抱負沒有實現的平臺。張居正因為害怕海瑞的“峭直”，盡管面對輿論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為此后人很是詬病張居正，認為他心胸狹窄，嫉妒海瑞，拼命地打壓海瑞。

張居正作為明代見識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壇上爐火純青的權術，海瑞望塵莫及，以海瑞這種個人道德高潔得讓人不敢親近的官場異類。

在那個大染缸里面，不可能威脅張居正的地位，張居正根本不用擔心海瑞這個政壇的“低能兒”在權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擔心的是，這個連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頭，一旦進了中樞，又是以道德的標準來對待政治，對張居正的政策橫挑鼻子豎挑眼，鬧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有道德潔癖的人，很容易獲得輿論的支持，但讓他真正去辦大事，可能處處碰壁，從而一事無成。

對張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評價不高，奸臣嚴嵩當政時，“嵩亦器居正”。徐階代替嚴嵩為首輔后，同樣“傾心委居正”，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達到的。高拱秉權后，“兩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橫亙在他面前的石頭，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為首輔。于是他又私下里結交司禮秉筆太監馮保，“神宗即位(萬歷帝)，保以兩宮詔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為首輔。”

可見，張居正的政治品德實在不怎么樣，怎樣對自己有利他就怎樣干，毫不在乎什么名節。在個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樣，好色縱欲，因為常服春藥，大冬天都滿腦袋冒熱氣，不能戴帽子。父親死了后，為了權柄不落入他手，和馮保共同策劃，促使皇帝下達了“奪情”的旨意，在父喪期間依然緊握手中大權。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喪后，必須丁憂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屬下的官員賄賂他的財物不計其數。

就這樣一個公德和私德一無是處的人，卻是奠定大明短暫中興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條鞭法”，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明史》載：“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評價他“通識時變，勇于任事”。

當然，因為二十一歲以前的萬歷皇帝一直生活在張居正的陰影下，對他有著父親般的畏懼，所以張居正死后萬歷皇帝終于爆發了，抄沒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權威，終于在死后引起了禍患。

張居正是個悲劇人物，無論是他生前的作為還是死后的子孫的遭遇。可是在那個時代，張居正不這樣做，他能掌握權柄，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嗎？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說明，個人的品德只有符號意義，在權力場中是蒼白、不堪一擊的。張居正死了，應該沒人擋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為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偷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這樣的官員，沒人喜歡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個閑官，誰在他手下當差誰倒霉，海瑞這樣的人注定是“瓠瓜”，系而不用。孔孟以來，中國儒家所推崇的倫理價值觀，在現實生活中和政治目標的實現總是矛盾的，儒家對士人有著道德的高標準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為道德完人，在政治場上基本上不會有什么作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們真的像張居正那樣掌握了極大的權力，還能說“仁者愛人”，“吾養吾浩然之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