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歷史是從1849年開始的。那年春天，一些高鼻闊目的洋人帶著他們的中國走狗來到了廣東、福建的城市和鄉村，用種種誘人的條件招募勞工往秘魯干活。為了表示真誠，他們還帶來了契約要勞工們簽字畫押。一些中國人在國內實在過不下往了，便在契約上糊里糊涂地按上了手印。當然，還有很多中國人信仰“父母在，不遠游”的祖訓，寧司餓死也不愿應募。對于這樣的人，他們就采取了綁架的手段。

他們甚至還綁架了一位中國總督的兒子、那天，這位公子正和兩個同學劃著小船在海上游玩，恰被秘魯人販子發現，便把他們二個一起綁上了秘魯前來接收勞工的貨船。從此，這三個人就在人間蒸發了。

秘魯人販子把這些中國人或綁或騙得手之后，便把他們弄到澳門的一個叫做“巴臘坑”的狀似倉庫的建筑內看管起來，不準他們外出。反抗者，要被鞭打;試圖逃跑者，則被正法。這時，這些中國人已經不叫勞工，而要叫作“豬仔”了。而那些秘魯人販子，則已收起了偽善的笑臉，變得兇神惡煞一般了。他們現在手巾緊握著的已經不再是什么契約，而是皮鞭、軍刀、滑膛槍和左輪手槍了。

等到這些人販子湊夠了人數，他們就用燒紅了的烙鐵在“緒仔”們的耳后打上“c”形印記。然后，再驅趕他們走進停泊在“巴臘坑”外面的一艘貨船的底艙，人挨人地排列在一起。隨后，人販子封閉艙門，貨船便長叫一聲，開始了漫漫航程。

這個航程，要長達四個月。

四個月里，底艙內沒有陽光，且透風不良，加之人滿為患，飲水難得，飲食不足乃至變質……船艙內熱臭難耐愈甚于豬圈。于是，瘟疫流行，勞工們一個個死亡。據統計，死亡率至少為全船勞工的三分之一。有時，甚至達到百分之四十。

當然，也有很多勞工僅僅由于身體不適或試圖反抗，便被拋進了大海。

對此，當時的秘魯人和其他外國人都把這種苦力貿易叫作又一次“非洲奴隸貿易”。

中國讀者讀過描寫當年非洲奴隸貿易的美國小說《根》，看過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知道當年非洲奴隸貿易是怎么回事，并為奴隸主的殘忍而怒不可遏，對奴隸們的苦難深深同情。但是，很多中國讀者不知，當年中國苦力們所受到的殘忍虐待，絲毫也不下于非洲奴隸們所受到的虐待。甚至，盡不夸張地說，歷史竟然會驚人地相似。

于是，勞工們的反抗和暴動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中國勞工的暴動，有上船前的逃跑，離岸后的跳水，和海上的搏殺，等等。據當時秘魯一家報紙報道：“除非極少例外，沒有哪一艘運載中國勞工的船只不發生一次或多次暴動的……”

1870年10月，秘魯人販子租用的法國貨船“諾維爾·朋內羅普”號發生暴動。中國勞工們打開艙門，沖上甲板，殺死了狠毒的船長和他手下的八名水手，奪取了這艘罪惡之船，然后駕船返回中國。

回到中國后，部分勞工得以逃脫，但16名勞工卻被中國地方官砍了頭。

當然，究竟還有一多半的中國勞工經歷了四個月的海上苦難，到達了地球的那一邊。據統計，從1849~g-開始苦力貿易到1874年結束苦力貿易，25年問，共有十萬名中國苦力被賣到了秘魯。而這些中國苦力到了秘魯之后的生活，就只能用“暗無天日”來形容了。

首先，這些中國勞工在秘魯上岸后，就會被人販子或船主按照事先約定集體賣給某個資本家或種植園主。剩下來的則被“零售”。那時，熙熙攘攘的海港碼頭就更是顯得熱鬧非常。看熱鬧的人們圍站在中國勞工的身旁指手畫腳，評頭品足，就像是在觀察一頭頭牲口。而買主則在中國勞工中間走來走往，試試他們的身高，捏捏他們的肌肉，再撥弄他們轉上兩圈兒……然后再跟人販子討價還價。

離開碼頭后，這些勞工便被分別帶往鐵路、礦山、鳥糞場或種植園，開始進行地獄般的極其艱苦的勞動了。

而且，也就是從這時起，這些勞工便被剝奪了中國名字，被代之以編號和西班牙名字如卡利斯多·蒂西亞諾一類了。

關于鳥糞場的勞動，—位秘魯人寫道：“連希伯來人構想出來的地獄，也難以和鳥糞場將鳥糞裝船時那種難以忍耐的酷熱、可怕的腐臭，以及被迫在這里勞動的中國勞工所遭到的懲罰相比。”

而一位英國人更寫道：“我可以證實，在這種悲慘的境況下，他們的命運是最不幸的。除了累死人的勞動(每個苦力天天要被迫挖掘5噸鳥糞)外，他們既沒有足夠的食品也沒有最少的合乎衛生的飲用水……”

一位美國駐秘魯領事館領事報告道：“很多中國苦力衰弱得幾乎站不起來了，但他們還要被迫跪著勞動。當他們的手掌被磨得異常疼痛的時候，他們就只好把手推車綁在自己的肩上……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對于中國人來說已經毫無意義，而死卻是被他們所歡迎的。苦力們的這種想法和做法，使雇主們加強了崗哨，以防止苦力們自殺。”

至于種植園，中國苦力的待遇甚至不如黑人、印地安人、印歐混血人。他們天天早晨四點半鐘天還未亮就被監工持槍押著下地勞動，晚上進夜了以后才能收工，夜里則被鎖進“寮棚”不許出進。假如他們試圖逃跑，種植園主就會命令黑人和士兵把他們捉回來，施以殘酷的鞭打，然后再給他們戴上腳鐐，并繼續干活。這樣，在種植園里很快就起了一塊中國人的墓地，密密麻麻地布滿了墳頭——當然，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傷痕累累并衣不蔽體地被埋葬的。

為此，忍無可忍的中國勞工開始了不中斷的反抗甚至起義。

其中的一次起義發生在卡納德種植園。這天早晨，500多名中國苦力經過了多日密謀和串聯忽然發難。他們以猝不及防的群體暴動的形式，搶奪了種植園主和他的打手們的槍支、長矛和砍刀，一舉殺死了種植園主以及他的三個窮兇極惡的朋友，并把四個人碎尸萬段。之后，他們奪得了50匹駿馬，組成了一支騎兵隊，開始向其他種植園進攻。隨后，其他種植園里的中國苦力們也參加了起義，使起義勞工很快增加到了1200名。

這1200名起義勞工占領了幾家種植園后，把自己武裝起來，便開始進攻巴蒂維爾卡鎮。之后，又轉攻巴蘭卡鎮。他們殺死種植園主和他們的幫兇，解放苦難中的中國勞工。

不幸的是，起義被秘魯警察和軍隊殘酷地彈壓下往了，600多名中國勞工被殺。但起義卻也震動了秘魯朝野及世界輿論，令他們對于中國人的性格又有了一個新的熟悉。他們驚奇地發現：中國人的憤怒一旦暴發，他們就會一改平日里溫順的樣子容貌，而變得雄獅一般英勇無比了。

只是可惜，這十萬名中國勞工究竟是陸續地零散地生活于海外的。在那里，他們人生地不熟，又始終被嚴密監管得像奴隸一樣，不幸的境碰到底是難以改變的。他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他們在苦難中發出的呻吟和叫喊有誰能夠聞聲？

以上史料內容，摘自美國人瓦特·斯圖爾特所著《秘魯華工史》一書。瓦特·斯圖爾特先生是一位美國歷史學教授，專攻拉丁美洲史。有趣的是，他在研究秘魯史的過程中，卻意外地發現了中國華工題目，并引起了極大愛好。為此，他不惜花費了13年的時間，在美國和秘魯的學界與官方的支持下，反復查閱檔案資料，反復實地考查，甚至竟不厭其煩地翻遍了19世紀中葉秘魯報刊上有關中國華工題目的全部記述與評論……這才寫成了這部史學專著。

該書出版后，即被史學界公以為是一部“研究秘魯華工史最權威的”著作，由于作者的寫作態度和精神是“嚴謹的、勇敢的，有價值的”。同時，瓦特·斯圖爾特先生也被評論家譽為“研究秘魯華工史之先驅者”。秘魯歷史學家阿爾伯托·桑切斯則稱頌此書之出版是“對秘魯共和國及美洲歷史值得紀念的貢獻”。

希奇的是，這部關乎中國人的書，在美國出版34年后，才被中國翻譯出書，且印刷量很少。而且又過了21年至今，卻仍然沒有引起中國人的普遍關注。有鑒于此，本人以為有必要將此書之內容在這里作一先容。

關于這一段歷史之背景，瓦特-斯圖爾特先生的敘述，正確、客觀、公正，同時又對中國勞工布滿了人性主義的同情。他在具體地分析了秘魯方面開展中國苦力貿易的原因之后，也具體地分析了中國勞工之所以被賣被掠的根本原因。他指出，一方面秘魯獨立后經濟急待發展，礦業開發、鳥糞采掘，以及棉花、甘蔗、胭脂紅的種植等，都需要大量海外勞工。在他們引進德國勞工、西班牙勞工等等失敗后，秘魯資本家和種植園主就把目光瞄到了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而中國，當時積貧積弱，海禁廢弛。這樣，大量廉價的貧窮的愚昧的吃苦刻苦的沒有政府保護的中國勞工，就成為了他們獵取的目標。

毫無疑問，十萬中國勞工為秘魯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一固然他們并不情愿。但是，隨著中國勞工的愈演愈烈的暴動，秘魯資本家和種植園主也感到了恐怖。加之華工們的苦難漸漸地為秘魯朝野及世界所知，并受到抨擊，以及到了這個時候，解放黑奴與農奴，譴責奴隸貿易，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這一切，都嚴重地沖擊了苦力貿易。乃至秘魯官方不得不開展對于這種苦力貿易的辯論，并不得不頒布了幾項法令制止虐待華工。

所幸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華工終于干滿了契約所規定的八年，獲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使得他們有了把同胞們的苦難寫出報告，以尋求中國政府保護的可能。

中國勞工的第一份報告，是由美國駐秘魯公使霍維將軍通過美國駐中國公使勞文洛斯，轉交給中國清朝政府的。報告可謂字字血，句句淚，令人難以卒讀。但令人生氣的是，報告被譯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在世界報刊上發表后，連西方人都對中國華工布滿了同情，腐敗的清朝政府卻無動于衷。理由是：“私自出洋的中國人為棄民，不值得加以保護。”

直至兩年后，也就是1871年6月，中國勞工的第二份狀紙以同樣途徑再次到達中國清朝政府手中時，清朝政府才不得不表示：“對磨難中的苦力表示同情，勸以容忍，并可成立一個上告團體向朝廷陳述受害情況。”

于是，一個七人上告團成立了。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那位中國總督的兒子。這位公子自從被人販子綁架上船賣到秘魯，經過了15年的艱苦勞動，失往了一只腳，并且雙耳全聾，才獲得了自由。上告團幸運地得到了恭親王的關注，寫了一份長達三千頁的狀文。至此，中國苦力在秘魯遭受非人虐待的情況，才正式傳到了中國，并由各國媒體傳遍了世界。

在此情況下，葡萄牙政府發表照會，要求秘魯方面調查并懲罰人販子發生在澳門的罪行。并于1873年12月27日公布結束通過澳門進行的華工出口。

恰于此時，發生了震動世界的“瑪耶西”號事件，秘魯船長埃雷拉虐待中國勞工的殘暴罪行曝光。一時間，秘魯成了眾矢之的，受到了全世界民眾和官方的譴責。

于是，秘魯政府終于熟悉到，繼續這種野蠻的苦力貿易已經不再可能，只好改變策略，一方面頒布了一系列法令，要求改善中國勞工生活狀況;另一方面派出海軍上校葛爾西耶為特命全權公使，來到中國要求談判。

但此時，中國政府的態度卻強硬了起來。總理事務大臣恭親王憤怒地表示：假如秘魯方面不把全部勞工遣返，并保證不再雇傭中國苦力，中國政府就不可能與之談判。

葛氏不得不請求外同公使游說。至此，他才得以進抵天津，委曲得到了李鴻章的接見通過了幾度近乎破裂的談判，終于締結了有關中國與秘魯兩國關系的天津條約，從條約文本上來看，雙方都作了一些讓步，一方面秘魯政府保證維護中國勞工在秘魯的權益，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承認雇傭華工正當。但實際上，這個條約并沒有什么意義，由于隨著澳門總督的那個禁止出口華工的法令的執行，這個貿易已經停止了。

前往秘魯的最后一船華工是于1874年7月2日在秘魯的卡亞俄港靠岸的。

條約締結后，按照條約之規定，中國政府理應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秘魯，往調查并保護那里的中國勞工，可惜這個代表團一直沒有派出。而中國駐秘魯公使則是拖到了1883年才到任。清朝政府對于海外華工的冷漠，終于導致了華工們對于清王朝的徹底盡看，按照條約規定，已在秘魯的華工可以選擇回國，但是，只有區區幾十名華工，乘船回國，十萬名華工基本上留在了秘魯沒有回來。

與此同時，經過了這樣的一些變化，中國勞工們漸漸地解除了契約，而成為了自由民。這些華人自由民有了西班牙文名字(秘魯原系西班牙殖民地，使用西班牙語)，并信仰了天主教。他們娶了當地黑人、印地安人、印歐混血人等等女人為妻，開始了落地生根。但他們身上中同人的勤勞、節儉的性格與習慣卻是沒有絲毫的改變。在秘魯首都利馬，華人自由民漸漸地有了一些積蓄，便用這錢開起了很多飯展、雜貨展、洗衣店等等，也令自己漸漸地成為了能于的雜貨商、裁縫匠、鞋匠、面包師、屠戶和飯館老板等等。乃至卡龐大街漸漸地成了著名的中華街。

此后，也有極少部分華人發了財，進進了秘魯上層社會。

難能可貴的是，瓦特·斯網爾特先生還在這本書里，用了很多筆墨，論述了這些華人對于秘魯經濟、文化、社會的影響與貢獻，贊揚了講如勤勞、節儉、聰明、守紀、謙和、禮貌、熱愛家庭等等為中同人所獨占的品格。他甚至通過反復比較，得出了中國人比之其他人種更為優秀的結論。我讀到這里，雖覺得略有過譽，比方說不以為是人種題目，而是文化題目，但還是不禁深深感動。

在該書的最后，瓦特·斯圖爾特先生用總結性的語言寫道：“那些早期東方移民的后裔，現在和秘魯國民整體——不管是白種人、黑種人、紅種人、黃種人或混血種人，已經沒有區別了。”

就是說，他們已經成為秘魯人的一部分了。

只是這段歷史，我們不應該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