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參謀本部遞交了樂善堂間諜們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關中國大勢的分析報告--《復命書》。這份報告認為，清國的“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而中日兩國“唇齒相保、輔車相依”，在列強虎視眈眈下，清國一旦不保，日本勢將進退維谷。因此，“清國之憂即日本之憂也”，日本要先發制人。此后由駐華間諜們提供的一連串大勢報告中，最鮮明的就是強調中國的全民腐敗，而不只是官場腐敗，然后強調日本必須先改造中國，才能團結中國對抗西方。

在這方面，分析最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戰爭爆發后，宗方小太郎對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進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國的年財政收入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兩年的財政收入均在8300萬兩左右)，以中國之大，這是很不般配的。據他實際調查，民間的實際稅賦是此表面歲入額之四倍，而且此類“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認為，中國歷來賄賂之風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眾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時始設養廉銀，隨官位之尊卑于俸給之外另行支給，擬以此杜絕其收斂之弊。但滔滔之勢，非區區制法所能禁遏。時至今日，“'養廉'二字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

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即將崛起，堅信以中國之豐富物產，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觀察一個國家也和觀察人一樣，應當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體”。他眼中的中國雖然表面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地震之災。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國務活動家李鴻章就自嘲為“大清朝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兩人有共同語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認為腐敗的基因遺傳自明末，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雖然有過康乾年間的短暫改革，但并未堅持下來，政府將本應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當時清廷之腐敗規模幾乎是全局性的。朝綱解鈕時的宣統三年(1911年)，作為“中央機關事務局”的內務府，其一年支銀預算高達1024萬兩，而在咸豐朝僅為40萬兩，足足增加了24倍(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會奏)。至于冒領公款、揮霍浪費甚至侵吞賑災款糧等更是層出不窮。兩廣總督岑春煊巡視陸軍學堂，光一次宴會就“動需洋酒千數百金”，為此還專門在衙門中設立“洋酒委員”一職(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廣照奏)。甚至連軍隊都大量參與走私販私，號稱世界八強的北洋海軍，其內里的腐敗也是造成甲午一戰全軍覆沒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說均有對此的細致描寫。宗方小太郎嘆息，中國本來是有信仰體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宗方小太郎眼中的中國“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與李鴻章自嘲為“大清朝這座破屋的裱糊匠”，如出一轍。

道，但這一建國的基礎卻變成了科舉的材料、當官的階梯而已，知識分子汲汲營營地鉆研此道，無非是以此為個人私利服務。當了官掌了權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拋在腦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謀營私者也。”從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獻媚當道，清廉高潔之士多不容于時流，官場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官場腐敗更導致上下隔閡，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導致“美意不能貫徹至民間”，好經都被歪嘴和尚念壞了，而少數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只好在“憤懣不平”之余“退居閑地”，名望日高，隱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認為中國是“有治國之法而無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貪官”的晚清，以至于損害國家利權的一些架構，倒在客觀上減少甚至基本杜絕了這一領域原先泛濫成災的貪腐現象，如此結果，亦是中國近代史的吊詭之處。如，將海關稅務交洋員團隊(其最著名的領導人是赫德)管理，無疑是主權旁落，但洋員管理下的海關卻成為政府中最廉潔也最敢于對腐敗動真格的一個機構。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Martin)認為，洋員管海關本是“叛亂(指太平天國運動)的私生子”，乃權宜之計，但正是廉政延長了這一怪胎的生命。他記述了在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NelsonLay)擔任首任總稅務司的幾年內，上海道臺多次設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當兩條商船一起到達口岸時，上海道臺就建議李泰國，雙方一人一條船私吞其關稅，但始終不能得手。丁韙良說，浮士繪：當時清廷之腐敗規模幾乎是全局性的，連軍隊都大量參與走私販私，號稱世界八強的北洋海軍，其內里的腐敗也是造成甲午一戰全軍覆沒的主要原因。圖為當年日軍的宣傳畫：抓獲攜款潛逃的清軍軍官。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認為腐敗的基因遺傳自明末，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雖然有過康乾年間的短暫改革，但并未堅持下來，政府將本應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海關洋員們的廉潔因此成為中國道臺的眼中之沙，從而對這一稅收體制懷有深深的敵意。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政策的失誤尚可以扭轉過來，而國家元氣的腐敗就“不易返回中道”了。這位日本間諜引用孟子的話為中國下了斷語：“上下交征利，則國危”。尤其是官場腐敗導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罰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錢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訴無路，民怨積壓給國家帶來巨大危險。

宗方小太郎估計，以當時的形勢來看，早則十年，遲則三十年，中國“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而就在他寫完這篇文章后僅十六年，武昌一場倉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連鎖反應，幾乎是瞬間將一個老大帝國毀滅。形勢如此艱難，當政者理應“正綱紀、戒驕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亂，消除民庶之怨藪，大施加仁惠，休養民力”，打造和諧社會。但宗方小太郎更吃驚地看到，政府卻因慣性和麻木，束手無措，“因循支絀”，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為太后祝壽等形象工程，“粉飾太平”。

這樣的分析，出自一個間諜之手，也可見日本的間諜實在并非只是戰術層面的，而是戰略層面的。吊詭的是，大清皇室宗親慶王奕劻賣力地為太后祝壽大搞形象工程時，洋員赫德(上圖)管理下的海關卻成為政府中最廉潔也最敢于對腐敗動真格的一個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