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末出版的權威著作《中國歷史大辭典》中有“倭寇”詞條，將其明確定義為“明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在中國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強盜，戚繼光則是掃蕩倭寇的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以嚴謹的態度來鉤沉史實，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與日本人沒什么關系——雙嶼港的主角其實是中葡商人，而謝氏血案的肇事者則主要是葡萄牙人。最早鬧出爭貢事件的雖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卻是中國船：嘉靖時期，日本根本沒有能力造出橫渡東海的海舶，抵達中國的那兩艘朝貢船也是早年永樂皇帝贈送給日本將軍足利義滿的禮物。況且，明朝時蒸汽機尚未發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風，一年間往返次數受到極大局限，再加上當時日本正處在戰國時期，各地領主混戰不止，在這重重阻礙下，連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沒有的日本人想要大舉侵擾中國沿海，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那么，在嘉靖大倭寇風起云涌之后，其參與者究竟又是誰呢？

這張古畫濃墨重彩地展示了舟山雙嶼港極盛時期的場景——島上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被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中西建筑鱗次櫛比，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數不清的白銀在這里交換、中轉和集散。曾有歷史學者稱：“雙嶼港鄰近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借助浙東運河可與明朝的經濟神經中樞京杭大運河連接，從經濟地理角度來說，雙嶼的價值遠勝澳門。”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場所謂的“倭患”中領導者的身份。嘉靖年間，御倭官員王忬曾上奏朝廷，歷數了最著名的倭寇頭目：“臣詢訪在海賊首約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隨后的《籌海圖編》詳列了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盜首領名字及籍貫等，也是清一色的中國人。明朝官員，福建長樂人謝杰則在《虔臺倭纂》中明明白白指出了倭寇首領的真實身份：“皆潮(州)人、漳(州)人、寧(波)紹(興)人主之也”;可以說，翻遍嘉靖年間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領中的日本人極為罕見，即使有，也是無足輕重的低等小頭目。

再者，中下層的“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據《嘉靖實錄》稱：“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這已經是史籍中對真倭的最高估計了，其他文獻的估計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鄭曉稱：“大抵賊中皆我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據一位被倭寇擄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回憶：“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謂倭而錐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連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據歷史記錄，梳著倭人發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國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過于這幫被朝廷定性為侵略者的“倭寇”，卻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民間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倭寇深入陸地時“若熟路然”，甚至“與農民雜耕于舟山山阜處”，“或披蓑頂笠，沮溺于田畝，或云中履，蕩游于都市”;連本地官兵也與倭寇里應外合，通報軍情，“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種種異狀，讓負責“剿倭”的官員驚呼“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畫面。

以上這些記錄，皆出自倭寇同時代人的直接觀察，擁有很高的可信度。

雙嶼港覆滅后，王直收集余部占領了舟山瀝港，繼續開展海上走私貿易。1553年俞大猷率官軍攻克瀝港，并放火焚燒，王直敗走日本。事后，朝廷在此地豎立了“平倭碑”以示紀念，瀝港自此亦稱“平倭港”。從此，明清時的浙海再無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經的海商及其跟隨者為了生存，不得不轉商為寇，釀成了巨大的沿海動亂。

可見，從首領到從屬的身份，從其對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與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謂的“嘉靖大倭寇”其實就是中國人。

解釋這一沿海動亂產生的社會經濟背景并不困難——明中葉以后，沿海地區人口過剩，加之土地兼并嚴重，賦稅繁多，很多農民破產，無以謀生，遂入海經商。可以說，利潤豐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貿易乃是東南沿海的重要經濟支柱，不僅平民以此為生，連許多豪門巨室也踴躍投資。所以，在雙嶼港繁榮的二十多年間，舟山海域風平浪靜，鮮有“倭亂”記載。而雙嶼港覆滅后，喪失生機的眾多“海商”及其從屬只好轉以劫掠為生，商變成盜。

謝杰便曾在《虔臺倭纂》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抗倭官員譚綸則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發現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會被老鼠穿破。嘉靖時邊防政論家唐樞更是洞若觀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華，乃中國自為寇也。”

這也合理解釋了朱紈的悲劇——他顛覆雙嶼港，斷了普通民眾生路和豪門勢族的財路，很快遭遇到閩浙權貴之朝中勢力的圍攻和彈劾。他不肯接受即將到來的審訊和侮辱，留下了“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的遺言，服毒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