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經過十年努力，平定三藩，統一臺灣，完成了祖國的統一大業。此后約一百年，被稱之為康雍乾盛世，或簡稱康乾 盛世。也有一部分史學家，對此持相反意見。那么究竟該怎樣認識康雍乾時期呢？

康雍乾三朝皇帝采取積極措施，結束了北部邊疆長期分裂戰亂的局面，實現了對北部邊疆的統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對我國的侵略，加強了北方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決了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民族關系中的大難題。北部邊疆面貌根本改觀，屢代維修的萬里長城不再具有軍事屏障的意義。

經過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尊崇藏傳佛教，改革了活佛轉世制度。乾隆時創建的“金瓶掣簽”，備受歡迎，流傳至今。

雍正帝在西南五省廣大地區內，大規模地實行改土歸流，各項制度與措施大體和內地保持一致。這一項改革，大大地加強了對西南地區的有效統治。

清政府成功地處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邊疆兄弟民族的關系，同時也就是成功地處理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我們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是在清政府統治下最終完成的，祖國的神圣版圖是在清朝得到確立的。這是清朝統治的偉大歷史功績。

邊疆、山區和海島的開發成效卓著。有的地區由于農業發展迅速，成為全國重要糧倉。內地的湘西、陜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貴州等山地丘陵地區，也因大量移民，生產發展迅速。邊疆地區卓有成效的開發，不僅有利于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而且有利于祖國邊疆地區的鞏固。清代開發山區和邊疆，其規模和成效，都遠遠超過前代。

康熙年間，明令廢除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業者脫離了世代承襲的勞役。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間，清政府又逐漸在全國除少數地區外實行攤丁入地，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在這種稅制下，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束縛松弛了。

旗地莊田上落后的農奴制生產方式，至乾隆年間已完成了向租佃制的轉變。由于佃農的人身依附關系逐漸松弛，主佃在法律上并無主仆名分。

縱看幾千年的中國史，康雍乾百年間，確可以稱之為封建時代的“盛世”。

封建政治的特點是，皇帝擁有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系統以及一切官吏和全體子民，都必須無條件地根據皇帝的意志辦事。而這種高度集權，到康雍乾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度。

雍正時建立了軍機處，是君主專制發展到頂峰的產物。軍機處是清代特有的政治體制，秉承皇帝的旨意承辦一切事務，有效地維護皇權的高度集中。

雍正進一步加強的秘密奏折制度，也是君主獨裁專制發展到頂峰的產物。這種遍布全國的密報網，有效地控制全體臣民，并使官吏們彼此防范和互相戒備，大家都誠惶誠恐地為皇帝效忠。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高度發展，正是中國歷史上稱之為“盛世”的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造就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康雍乾盛世，卻同時給后代子孫留下了一份落后挨打的歷史遺產。

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社會里，因文字觸禁而獲罪，或執政者藉文字羅織罪名以清除異己，史稱文字獄。文字獄在明清兩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最為頻繁，最為嚴酷。

乾隆朝的文字獄，打擊對象竟至擴大到沒有正常思維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滅絕人性的酷刑——凌遲、杖斃，處死缺乏清醒意識的瘋漢。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數量之多，羅織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過康雍兩朝。

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我標榜，也確實在文化上創造過輝煌的業績，如編纂大型圖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實行文化專制主義達到登峰造極的一個皇帝，在編輯《四庫全書》時銷毀刪改大批珍貴的典籍，銷毀規模之大，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帝王，也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次天災或人禍。乾隆皇帝大搞文化專制主義的時候，正是西方各國大興思想解放的時候，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經濟學說紛紛涌現，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1748年)、盧梭的《社會契約論》(1762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是這個時期問世的。他們以自己的學說，建立了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理論體系，確立了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

而這時的中國，仍在沿襲八股取士制度。作為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是科舉必考的內容。科舉制度造成知識分子非孔孟之書不讀，并以孔孟之是非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獨立思考。他們沒有睜開眼睛看世界，還自以為數十年的寒窗苦讀，已經充分掌握了治國平天下的本領，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識充實自己。

幾千年的傳統觀念，中國皇帝的權力受之于天，“天朝統馭萬國”，是“天下共主”，外邦均被蔑視為“夷”。乾隆致英王的外交文書，便稱為“敕諭”，皇帝自稱為“朕”，稱本國為“天朝”，文書一開頭就是“奉天承運皇帝敕諭……”這種外交體制與17世紀以來的國際環境是完全不適應的。

乾隆皇帝在一件外交照會(當時稱為“敕諭”)中，留下了一段傳世名言：“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當他正陶醉在天朝無所不有的迷惘中時，馬戛爾尼帶來的禮品中，就有中華大地所沒有的東西，如：大型天文地理儀器、鐘表、帶支架的燧發火槍和新型船只模型。這些東西代表了英國當時的科技成果，代表了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

天朝無所不有，代表了清初幾個皇帝的普遍心態，只是程度不同罷了。這種心態，使他們不可能睜開眼睛看世界，甚至是送上門來的西方物質文明也不屑睜開眼睛看一看，更不用說學習和超越了。火藥，本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驕傲，到明末西洋火炮傳入中國后，它的威力清初帝王是領教過了的。到乾隆時，西洋火器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黑色火藥大有改進，并發明了燧發火槍。幾十年后，中國就被新一代的洋槍洋炮打敗了。

從“天朝無所不有”到“師夷之長技”，這是對傳統觀念的一次大膽否定。要承認“夷”也有“長技”可“師”，確實是認識上的一個質的飛躍。但這個認識主要是從戰敗中得來，對戰敗的認識又主要歸結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學習是從學造洋槍洋炮開始的。

清朝皇帝及其大臣們長期在封閉的狀態下生活，對于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慣例懵然無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進了陌生的國際社會，以致在與西方國家接觸中多次舉措失當。清初海禁極嚴，互市僅限貢舶。海禁開后，仍對進出口貿易實行極嚴厲的限制政策。海關稅制極不合理，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朝野上下缺乏國際貿易競爭意識。稅則混亂，陋規幾十種，海關人員層層中飽。雖然如此，海外貿易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并長期保持巨額出超。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出口貨物品種繁多，貨源充足，特別是許多傳統產品在國際上有廣闊的銷售市場，如絲、茶、瓷、漆等。當時中國的外貿產品蘊藏著巨大的競爭能力。中國也很需要購進國外的許多產品，如銀、銅、火炮、火槍等等。假如清政府積極發展海外貿易，就可以充實國家財力，改善自己的國防從而提高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實力地位。

大約在雍乾之際，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開始。在英國工業革命中，第一個實現機械化的行業是棉紡織業。棉紡織業用機器代替手工操作。蒸汽機的發明和不斷改進，解決了大工業發展所必需的動力，使工業生產如虎添翼。1785年(乾隆五十年)，英國建成了第一個蒸汽機制造廠。

假如我們橫向作一比較，康雍乾三朝正是中國落后于西方并使差距日益擴大的關鍵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