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為什么罵蔣介石叛徒？1925年10月下旬的一個夜晚，在黃浦江騷動不安的霓虹燈影下，一艘毫不起眼的小貨輪悄沒聲息的開出了上海港。在這艘狹小擁擠的船上，有一百多名中國年輕人，他們忍受著船艙中齷齪難聞的豬屎尿騷味和初次出海所引發的暈船反應，一些人默默的席地而坐，另一些人卻興奮的傳看著幾本小冊子并熱烈交談著，借著昏暗的燈光，照見了小冊子的封面：《共產黨宣言》、布哈林《共產主義ABC》……

這是一條開往海參崴的貨輪，但海參崴并不是這些年輕人的目的地，他們要去的地方是紅色圣地，蘇聯莫斯科。由于這艘貨輪之前載運過豬牛羊等牲口，船艙里濃重的臭味令人聞之欲嘔，在等待起航的幾個小時里，其中的一個少年便幾度起身，想逃離這里回家去，他……就是當時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這一年，他十五歲。

蔣經國于1910年4月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他既是蔣介石的長子，也是蔣的唯一親生子(蔣緯國系養子，其父傳為戴季陶)。對于這個兒子，蔣介石是十分嚴格甚至嚴厲的，陳潔如曾在回憶錄中說，她初次見到蔣經國的時候，這個11歲的小男孩經常被父親高亢的吼叫聲嚇得全身顫栗;陳潔如問他話時，也只知道羞赧地搖頭。在父親走后，陳潔如讓這個小朋友坐在椅子上，發現他全身仍舊在抖個不停。

但是，蔣介石對次子緯國卻十分厚愛，他經常抱起緯國，一邊逗他玩，一邊要他喊陳潔如“姆媽”。厚此而薄彼，或許是因為蔣經國比蔣緯國大六歲，或許是因為蔣緯國從小長得乖巧又體弱，或許應了蔣介石對兩個兒子的評價……“經國可教，緯國可愛”……或許僅僅是蔣經國作為長子，蔣介石對他抱以了極高的期望。

在祖母王采玉去世后，11歲的蔣經國離開溪口來到上海，在陳潔如的照顧下，他不久考入萬竹小學，后來又進入上海浦東中學學習。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由此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15歲的蔣經國也憤而加入并被選為浦東中學示威隊伍的領隊，后來因被捕而遭到校方開除。數日后，蔣介石把他送到北平并讓他進入黨國元老吳稚暉創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但在北平期間，蔣經國再次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而被捕，這一次，蔣介石干脆把他送到蘇聯去了。

1925年秋，蘇共決定在莫斯科成立一所學院以幫助國共兩黨培養革命人才，這就是后來的孫逸仙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在蘇方代表鮑羅廷的指導下，中方考試委員會選拔了首批280名學員前往蘇聯學習。出于中國國情的考慮，鮑羅廷又從國民黨要人的適齡子弟中特別推薦了二十名學生，其中除了蔣經國之外，還有邵力子的公子邵志剛、葉楚傖之子葉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

蘇聯貨船在上海等候出港時，足足等了五六個小時，年少的蔣經國差一點就動了逃回家的念頭，但他轉身看見這么多同伴都留在船艙鋪位上，又不禁自問：既然他們能忍受，為什么我不能？我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兒子，如果中途開小差，將來別人會怎么說？

在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后，蔣經國終于說服自己并繼續留在船上，由此也開始了他的蘇聯之旅。他當時沒有想到的是，他這一去就是十二年，成為當時所有去蘇學員中在蘇聯呆的時間最長的一個！

到海參崴后，學員們改乘普通火車前往莫斯科，在經過漫長的鐵軌旅途后，這批人終于在11月底到達了紅色圣地莫斯科并入讀中山大學。當時的中山大學是一座龐大宏偉的四層樓房，就在毗鄰莫斯科紅場的沃爾洪卡街十六號。這座建筑原本是某俄國貴族的府邸，十月革命后改成了一所中學，后來又改為一所農業大學，如今則被改成了中山大學的校舍。

中山大學的學制一般為二年，蔣經國在入學后與另外21名同學編為一班，其中蔣經國和馮玉祥的長女馮弗能(在1926年初馮玉祥訪問蘇聯后留下學習)是年齡最小的，兩人當時都只有15歲。據目前蘇聯解密檔案中的幾封書信來看，這兩人最初還出現過一段純真的初戀，只不過因為馮弗能不愛學習、不圖上進，后來兩人無果而終。

在中山大學開學后，從國內及在歐洲留學而轉到這里學習的學員一度達到六百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后來的一些著名人物如鄧小平、左權、王明、烏蘭夫、趙一曼、左權、張聞天、博古、王稼祥、楊尚昆、伍修權等人。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山大學又成立了一個特別班(又被戲稱為“老頭子班”，因為學員都是年紀較大、經驗豐富的領導人)，其中就包括了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楊之華、楊子烈、夏曦、施靜宜等人。

校方為了方便管理，他們給中國學生都取了俄文名字，其中蔣經國被稱為“尼古拉同志”，王明則是“古路比夫同志”，諸如此類。在最初的一年多時間里，蔣經國的表現很上進的，他在抵達蘇聯幾個星期之后便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這段時間里，蔣經國苦修俄文，還經常在學員自辦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并對大眾進行過演講。

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后，蔣經國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大挑戰：蔣介石突然叛變革命并對共產黨人實行搜捕和屠殺，革命形勢瞬間逆轉，風云為之變色。消息傳到莫斯科后，中山大學的學員們立刻召開會議展開大批判，年輕的“尼古拉同志”當時或許真的很進步，他在講臺上公開譴責自己的父親是“叛徒”和“殺人兇手”，說他“已經不再是革命黨，而成了反革命分子”，甚至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叛賊！”的口號。

不久，蘇聯政府的機關報《消息報》發表了“尼古拉同志”給父親的公開信：“今天，我要重復你曾經在信里告訴我的話，謹記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務，我愿意為革命赴湯蹈火……’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務，今后我不再認你為父！”

多年后，“尼古拉同志”再次回到自己的國家并變回“蔣經國”時，他宣稱自己當年說的話都是迫于環境的壓力，其實這種“事后翻供”的自我辯護大可不必。以其當時僅17歲的年齡，加上處于中山大學這樣的革命環境，蔣經國在“四一二”政變后與“反革命頭子”的父親劃清界限甚至大義滅親，這一點都不奇怪。至于后來，他心智已經成熟后再發表類似的言論，那就另當別論了。

就在這一年，蔣經國從中山大學畢業，當他要求與其他一些同學一起回國時，遭到了蘇方的拒絕。共產國際的人說：“我們已經決定讓馮宏國(馮玉祥的兒子)回去，假如蔣經國獲準返國，他會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們要把他留在蘇聯。”

蔣經國被拒絕的原因，除了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外，還有個原因是他被認為是“托洛茨基派”。當時蘇聯內部的斗爭已日趨激烈，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形同水火，而當時中山大學的校長拉迪克是“托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拉迪克是蔣經國的老師，因而他難免受到托派思想的影響。蔣經國當時也承認：“碰巧我的觀點與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謀而合，于是許多人認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實上，他們的臆測是正確的。”在斯大林大舉肅清“托派分子”的時候，中山大學也有36名“托派”中國學生被捕，其中有一些人便就此葬身異域。好在蔣經國身份特殊，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他。

回國申請被駁回后，蔣經國獲準以學員的身份加入駐莫斯科的紅軍第一師，雖說是普通一兵，卻也開始了他彌足珍貴的軍旅生涯。在受訓的一年中，蔣經國從操練、裝備、武器、戰術、軍紀、野戰、扎營等開始學起，最后被保送到列寧格勒的紅軍托瑪契夫中央軍政學校深造，后來的共和國大將肖勁光當時也在這里學習(與蔣經國同在中山大學學習的左權則在畢業后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繼續深造)。當時與蔣經國同期來蘇聯學習的人成百上千，但能進入這樣的軍校學習的人屈指可數，這顯然是蘇方有意安排的。

托瑪契夫中央軍政學校的學制為三年，在這里，蔣經國受到了系統的軍事學習和訓練，他甚至在軍事演習中擔任了連長、團長和師參謀長，他的畢業論文則是“游擊戰術”。這個學校的學員均為共產黨員，不過蔣經國是唯一的例外。直到1929年，他才成為蘇共候補黨員，不過那是在他發表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之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