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陵盜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軍事法庭開庭調查，此后即歸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開庭預審，至6月8日終審。預審中，主犯譚溫江拒不承認盜掘一事，而主謀孫殿英更是逍遙法外...孫殿英1928年盜掘清東陵的丑行，使其臭名遠揚。軍閥部隊以野蠻手段用七天七夜的時間大肆盜掘東陵文物，這是眾所周知的，但孫殿英是如何萌起盜陵的念頭以及盜掘中的一些內幕，則是鮮為人知的。

清東陵有什么

清東陵是清代的皇陵之一，清代的皇陵共有五處，三處在遼寧省，兩處在河北省。東陵位于河北省遵化縣的馬蘭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東鄰倒仰山，西傍黃花山。這里群山環抱，風景秀麗，系順治皇帝親選的陵地。另一處則是西陵，位于河北省易縣，與東陵相對。

東陵南北長約125公里，東西寬約20公里，占地面積約2500平方公里。這里有順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豐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五座帝陵，孝莊文皇后的昭西陵、孝忠章皇后的孝東陵、孝貞顯皇后的普祥峪定東陵、孝欽顯皇后(即慈禧)的普陀峪定東陵等皇后陵，此處還葬有136位妃嬪(其中有身體能夠發出異香的維吾爾族女子香妃)、三位阿哥、兩位公主。東陵共葬有161人。

東陵的中心是昌瑞山主峰下順治的孝陵，其他各陵均以孝陵為中心依次排列兩邊，昭西陵、惠陵、惠妃園寢和公主陵單成體系。諸陵中以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東陵規模較大，裕陵始建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歷時30年方告完工，耗費白銀達180萬兩。

慈禧的普陀峪定東陵亦是氣勢不凡，十分獨特。在隆恩殿前有一塊“鳳壓龍”圖案的丹陛石，這在清代的丹陛石中是絕無僅有的。它周邊雕刻纏枝蓮花，中心為丹鳳展翅凌空、穿云俯首向下，丹鳳之下一條蛟龍曲身出水，騰空向上，全部采用高浮雕加透雕的手法，玲瓏剔透，構圖別致，淋漓盡致地表現了慈禧垂簾聽政操掌清朝政權達半個世紀的歷史背景。

孫殿英為什么要盜墓

孫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孫老殿，因其臉上出過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孫麻子。河南永城縣孫家莊人。幼年喪父，其母對他溺愛嬌慣，自幼養成調皮搗蛋的性格。他十幾歲時開始跟著當地流氓地痞鬼混，經常出入賭館，很快成為一個聞名的賭棍。他還當過鴉片販子、“廟會道”的頭目。

1922年，吳佩孚在洛陽時曾嚴令緝捕孫殿英這個毒販，孫在洛陽不能立足，乃逃往陜州躲避。由于他在販運毒品時結識了河南陸軍第一混成團團長兼豫西鎮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鎮守使署混得了一個副官職位，不久升為機關槍連連長，居然成了一名軍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駐豫西直軍開赴前線之機，率部嘩變，搜羅郟縣、禹縣、臨汝縣等縣土匪和廟會道徒，一時聲勢頗大。

1925年春，孫殿英和其他匪首被憨玉春收編，孫任第五混成旅旅長。后又改投國民第三軍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葉荃部下任旅長，旋復升師長。胡匪出身的山東軍事督辦張宗昌與孫殿英見面后，十分賞識孫，委任孫為第五師師長。在張宗昌的羽翼下，孫殿英部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流寇式的軍事小集團。

1926年春，張宗昌與李景林合向國民軍反攻，孫殿英率部襲擊了國民軍第三軍所屬徐永昌部，為張立下了顯赫戰功，張宗昌即將孫部改編為直魯聯軍第三十五師，后又擴大編制，以孫為軍長。在直魯聯軍節節敗退之際，善于見風使舵的孫殿英更換旗幟，投靠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總指揮的徐源泉，孫任第十二軍軍長，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幟。

1928年正是軍閥混戰，國窮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亂年月，不屬國民黨正規軍的雜牌軍孫殿英部，被蔣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孫部糧餉。部下官兵已半年沒有發餉，其軍心浮動，常有開小差的事情發生，上峰若再不撥糧款，恐怕開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嘩變的危險。部隊這一嚴峻的形勢，迫使孫殿英不得不苦思著“解藥”。驀地，一個罪惡的念頭在他腦海萌發——“盜墓去！”

另一促使他盜陵的原因是耳聞目睹東陵陵區被破壞的景況。當時孫殿英的十二軍正駐扎在河北省遵化縣境內。東陵自建陵以來，一直設有護陵機構守衛，那里有管陵人員，并駐有旗兵、綠營兵守護，還有宗人府、禮工部等機構分別承擔陵寢一切事務。但是自1914年(民國三年)，經內務部將東陵紅樁以內地區劃歸清室管轄后，守陵人員就以薪餉無著，解決旗民生活困難為名，由護陵大臣報請清室，準予開墾土地，用來維持生計。

此后，對東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壞逐漸升級。1921年，直隸省(今河北省)省長曹銳以查辦天豐益鋪商盜買陵樹為名，派兵一團查抄沒收天豐益在東陵地區的一切財產，并設立墾植局。至此，東陵完全落于北洋軍閥之手。墾植局實際上是公開盜伐陵樹的機構，東陵陵樹多次遭劫，“儀樹”和“海樹”被盜伐一空，昔日群松蔽日、蒼翠郁郁的青山，至1928年已變成禿山了。

更有甚者，東陵的地面建筑也被軍閥和當地土著人偷盜拆毀，先是各廟宇所有銅制裝潢如銅釘、銅字等全部被盜，繼而各殿隔房、檻框、窗欞被拆卸一空。1927年，惠妃陵被盜，殉葬珠寶被洗劫一空，惠妃尸身棄置棺外。1927年冬，奉軍第二十八軍軍長岳兆麟到馬蘭峪收編土匪，當地土著人馬福田被委以團長職。

1928年6月，馬福田率部由保定開赴灤縣，探知馬蘭峪空虛無兵，遂率部于深夜占據馬蘭峪，改易國軍旗幟。馬福田向來不安分，早對東陵寶藏垂涎，只是沒有機會下手。孫殿英部開駐遵化縣時，沿途屢見被拆毀的東陵殿宇木料大量外運，孫殿英心里直發癢。

孫殿英找到頂頭上司軍團總指揮徐源泉，向他訴說了苦衷。也是好賭的徐源泉沒有理睬孫的訴苦，兩手一攤，“唉，唉”嘆息了幾聲，說：“蔣總司令手頭也緊張，還要對付共產黨，耗資巨大。希望兄弟們以精誠團結為重，再忍耐一時。”

孫殿英唯唯諾諾地說了一通“理解上頭的困難”等漂亮話，接著湊到徐源泉耳根，很機密地說出部下有人建議掘皇陵籌款發餉。徐源泉一聽，先是一驚，繼而平靜下來，他也覺得這是發大財的好機會，但也知道其中的利害關系，沒有說行，也沒有表示反對。孫殿英一看這陣勢，心中竊喜，總指揮沒有表示反對，這就是默認了。于是他決定放手大干。

盜墓找不到入口

孫殿英把幾個師長叫來商量了一番，幾個師長當然積極贊成。1928年7月初，在馬蘭峪各街道路口的墻壁上突然出現了第十二軍的布告，告示從即日起在東陵進行軍事演習，嚴禁黎民百姓入內，并限令演習區域的居民必須從速遷出，否則發生意外概不負責。老百姓看了布告，誰敢不搬出，連那些守護陵寢的旗丁，也一個不剩地出了陵區。

孫殿英唯恐泄露機密，又在陵園四周設置警戒，不許任何外人入內，并散出謠言，說陵園四周布有地雷。這樣一來，更沒有人敢靠近陵區一步了。與此同時，駐馬伸橋的孫殿英部第八師師長譚溫江率部向馬蘭峪馬福田部襲擊，激戰數小時，馬部不支，隊伍潰散。

之后，譚溫江和旅長韓大保率工兵營等部開始在東陵掘墓。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東陵，工兵營在陵寢各處連續挖了兩天兩夜找不到地宮入口。孫殿英急了，派人把當地地保找來。地保是個40多歲的小地主，聽說是要為盜皇陵當“參謀”，頓時嚇得臉色蠟黃，兩腿直打顫，但又惹不起這個軍長，只好說：“陵寢面積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體位置，還是找幾個附近的老旗人問問吧！”

這話提醒了孫殿英，他立即派人找來五六個老旗人。但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宮入口，孫殿英以為他們是不肯說出秘密，開始還好言哄勸，漸漸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鐵烙。老人哪經得起這折騰，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兩個，有一個實在受不了這罪，道出了離此地10多公里有個姜石匠，曾參加修筑陵墓，興許還能記得進地宮的位置。

為了不讓外人知道地宮入口，古時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處死。那么這姜石匠是怎么活下來的呢？這里面有一段奇事。原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救了他的命。當時慈禧入葬時，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閉墓道，并告訴石匠們可以從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們心里明白得很，這只不過是歷朝沿襲下來的騙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別想活著出去。

這個姜石匠當時已40多歲了，幾天前聽鄉里人帶信，說他老婆給他生了個獨生子，可把他喜壞了，現在要他留下來，連兒子也沒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個滋味。他在搬動石頭時走神，腳下一滑，一塊大石頭砸在身上，當場就昏過去了。當時正忙碌中的監工以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寢宮)，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來時發現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驚又喜地拼命跑回家，這樣才算撿了一條命。

深更半夜，姜石匠突然被幾個軍人請到東陵來，他迷迷糊糊不知發生了什么事。孫殿英對姜說，請指點一下進入慈禧寢宮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姜石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嚇得小腿肚子直抽筋，跌坐在椅子上。姜石匠想，我怎么能做出出賣祖宗的事呢？孫殿英用元寶、金條來引誘，姜石匠還是一言不發。

孫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來刑具準備用刑，轉而一想，如果姜石匠經不住用刑，死了，我哪兒去找墓道入口？于是又沒有上刑。孫殿英把桌子一拍：“他奶奶的，不說？把你兒子抓來，老子非扒了他的皮不可！”這一招真靈，還沒等孫手下的人出門，姜石匠就撲通一聲跪了下來。

在石匠的帶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層花崗石堵得嚴嚴的，石頭與石頭之間又用的是桐油糯米石灰漿粘固，真可謂天衣無縫，比自然山石還難鑿。工兵營長叫人搞來兩大桶硝鏹水，想用侵蝕的辦法打開石障，但還是無濟于事。時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個個累得汗流浹背，癱倒在地上。孫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運來炸藥，牽上導火索。

只聽“轟、轟”幾聲震耳欲聾的巨響，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開一個大窟窿，剎時“嗖嗖”——一股股陰霉氣從墓里竄出，嚇得官兵直往后退。“他奶奶的，還不趕快下去！”孫殿英吼道。于是掘墓官兵提著馬燈戰戰兢兢地沿墓道往下，孫殿英又吼道：“他奶奶的，誰也不許胡來，誰胡來我崩了他！”又命譚師長帶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誰敢攜寶潛逃就打死誰。

這些官兵帶著恐懼穿過墓道進入地宮，但見石條供桌上的珠寶閃閃發光，真像阿拉伯著名小說《一千零一夜》里“芝麻開門”后的情景。已半年沒發薪餉像餓牢里放出來的這些匪兵，已顧不得許多了，一擁而上，將供桌上的殉葬寶物搶得精光。

然而他們貪心不足，又以刀劈斧砍，將慈禧的棺打開，那滿棺的金銀珠寶更是燦燦瑩瑩。匪兵們又群起向棺里撲去，將棺內珍寶劫掠一空。搶掠中，慈禧尸骸被扯出棺外;在爭搶尸身寶物中，尸首被分拆，慘不忍睹。有三名軍官為爭奪寶物互相殘殺，死于地宮內。匪兵們在撬動棺木時又發現一個地洞，復又將地洞寶物搶光。

慈禧墓盜畢，孫殿英又命挖乾隆的裕陵。挖法與前一樣，也是用炸藥開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宮更富麗堂皇，其尸身已腐化，僅剩頭發和肋骨等。匪兵們進去后，同樣將乾隆棺的寶物搶劫一空。之后孫殿英還想盜掘順治的孝陵，因聽人說順治帝于生前在五臺山為僧，該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沒有下手。遂擬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動手，不料石下溝中流出黃水，后暢流如瀑布，頃刻地上已積水二尺余，故又未動手。7月11日，經過七天七夜的瘋狂盜掘，孫殿英部滿載開拔西去。

盜到了什么

乾隆和慈禧都是清史上的顯赫人物，不言而喻，兩墓中的隨葬珠寶一定是車載斗量。既然兩墓皆被盜掘一空，那么孫殿英及手下官兵的所得一定十分豐富。關于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東陵的殉葬品究竟有多少，如今故宮保存的內務府檔案及其他資料有記載，尤其是慈禧墓記載比較詳細。

慈禧地宮的隨葬品分生前和死后兩類，《孝欽后入殮，送衣版，賞遺念衣服》冊中，記載了從光緒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宮中安放的寶物，計有金花扁鐲、紅碧瑤豆、金鑲執壺、金佛、珊瑚佛頭塔等150余件(各件寶物上的正珠、東珠、米珠絡纓達數千顆)。

至于慈禧死后入殮時的寶物就更為奢侈，據內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嗣長子李成武寫的《愛月軒筆記》，對此有詳細記載：“太后未入棺時，先在棺底鋪金花絲褥一層，褥上又鋪珠一層，珠上又覆繡佛串珠之薄褥一。頭前置翠荷葉，腳下置一碧璽蓮花。放后，始將太后抬入。

后之兩足登蓮花上，頭頂荷葉。身著金絲串珠彩繡禮服，外罩繡花串珠掛，又用串珠九練圍后身而繞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寶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賬者。眾人置后，方將陀羅金被蓋后身。后頭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棗等寶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葉、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樹一枝。其空處，則遍灑珠石等物，填滿后，上蓋網珠被一個。

正欲上子蓋時，大公主來。復將珠網被掀開，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駿馬一份，十八玉羅漢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蓋，至此殮禮已畢。”這里所說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棗均不是瓜果實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稱絕，瓜為綠玉皮紫玉瓤，中間切開，瓜子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宮寶物的價值，《愛月軒筆記》中也有說明，金絲綿褥制價為8.4萬兩白銀;繡佛串珠薄褥制價2.2萬兩;翡翠荷葉估值85萬兩;陀羅經被鋪珠820顆，估值16萬兩;后身串珠袍褂估價120萬兩;身旁金佛每尊重8兩，玉佛每尊重6兩，翡翠佛每尊重6兩，紅寶石佛每尊重3兩5錢，各27尊，共108尊，約值62萬兩;翡翠西瓜2枚，約值220萬兩，翡翠甜瓜4枚，約值60萬兩;玉藕約值100萬兩;紅珊瑚樹約值53萬兩;價值最高的是慈禧頭上戴的那頂珠冠，上面一顆4兩重的大珠系外國人進貢，價值1000萬兩，總價約1005萬兩。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約500粒，小珠約6000粒，估值22.8萬兩。

從清內務府的《孝欽后入殮，送衣版，賞遺念衣服》冊和李成武的《愛月軒筆記》所載，可見慈禧墓的隨葬品之巨，價值之連城。關于乾隆裕陵中的寶物，因無詳細記載可查，僅能根據發現的贓物及孫殿英部盜墓時所用的車輛之多來推算了。早在盜陵之前，孫殿英就曾以“體諒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籌糧”為名，向遵化縣征調大車30輛，可想而知這30輛大車要裝多少寶物。

另外，從截獲和上交的盜陵贓物也可看出。孫殿英、譚溫江等盜掘東陵后急于想銷贓，四處活動國內外有關人士。譚溫江等人潛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黃百川代銷珍寶，被衛戍司令部截獲。8月4日，青島警察廳偵探隊在大港碼頭緝獲孫殿英部逃兵張岐厚等三人，查獲其攜帶的寶珠36顆。據張交待，其還在天津賣了10顆，得幣1200元，這46顆寶珠是在慈禧地宮撿到的。

一個士兵尚且能擁有46顆寶珠，那連、營、團、旅、師、軍長所得的寶物就可想而知了。8月14日，天津警備司令部又在海關查獲企圖外運的東陵文物，計有35箱，內有大明漆長桌1張、金漆團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獵人、瓦魁星、描龍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運公司由北平運到天津，預備出口，運往法國，所報價值2.2萬元。

與此同時，在遵化截獲所謂國民政府內務部接收大員宋汝梅企圖攜帶的銅質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書用拓印條幅10塊。在東陵案發兩個多月后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上交東陵文物中，有金鑲鐲、紅寶石、藍寶石、碧璽、漢玉環、翡翠、紅珊瑚龍頭、花珊瑚豆、瑪瑙雙口鼻煙壺、白玉鼻煙壺等300余件。由此可見孫殿英部所盜寶物之巨。

盜案為何不了了之

孫殿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刀砍斧劈炸藥炸，肆無忌憚地盜掘清東陵，理應受到制裁，但這一通天大案最后卻不了了之。東陵盜墓之時，蔣介石、何應欽等國民黨黨政軍要員正在離東陵僅100多公里的北平，舉行告祭孫中山、慶祝北伐勝利的活動。由于孫殿英嚴密封鎖消息，故北平的要員們竟一無所知。盜墓的第三天，孫殿英還派譚溫江到北平晉謁徐源泉，實為打探風聲，見風平浪靜，譚次日即返東陵稟報孫殿英，孫更加放手掘墓。

直至7月11日盜墓部隊西去，北平方面仍一無所知。直到8月初由于譚溫江急于到北平銷贓，與所委托供銷珍寶的古董商同時被擒，才東窗事發，全國嘩然。最早披露這一丑聞的是路透社，該社于8月5日以醒目標題刊出，之后全國各大報均于8月6日予以轉載。

盜案披露后，許多民眾團體紛紛電請國民政府，呼吁究查主謀。文化維護會電請嚴辦盜東陵人犯，從速收繳殉葬諸物，修葺陵寢。民族精神振興社申請：皇陵者，我民族精神之象征也，盜陵者乃民族敗類。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寢工程堅固，斷非少數人最短時間所能掘破！國寶整理委員會吁請當局：速收繳被盜國寶，嚴防流出海外。

在全國聲勢浩大的聲討聲中，國民政府不得不擺出一副整飭軍紀、維護公理、嚴懲主犯的陣勢。蔣介石宣稱：呈文具悉，通飭所屬，一體嚴密緝拿，務獲究辦，毋稍寬縱。遵蔣介石手令，北平地方法院于8月8日派檢驗吏俞源前往東陵檢驗乾隆和慈禧棺木。

閻錫山電河北省主席商震派兵保護東陵，警備司令張蔭梧派兵保護西陵，商震又限令遵化縣府嚴緝盜墓正犯，依法懲辦。國民黨要員們如此“轟動”了一番，但在誰是盜陵主犯上卻含糊其辭，有時稱之為“直奉聯軍某部”，有時稱之為“逆軍殘部”，或“某方殘軍”。8月10日，以國民政府委員劉人瑞為首的調查人員，前往東陵開始調查。

劉人瑞一行到東陵后，沿途見陵墓被盜的遺痕，他們在裕陵墓道撿到鐵尖鋤一把，這種尖鋤系工程兵所特有，非農民之物。又在馬蘭峪街發現孫殿英于6月的告示、旅長韓大保于7月7日的告示各一張。了解附近居民陵戶，皆謂聽到兩陵方向傳來的爆炸聲。不時有軍人到街上購燃料，人人腿腳都沾有地宮灰泥。又有人稟報，正值盜墓的7月9日、10日兩天，見到孫軍長夜間乘汽車自馬伸橋至馬蘭峪。

然而，就在政府大員調查之時，孫殿英卻坦然自若，竟以十二軍軍長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遞交呈文，為盜陵的要犯、第八師師長譚溫江辯護，羅列譚與盜陵案絕無關系的種種理由。

徐源泉看了孫的呈文，叫人捎信給孫，給孫指點迷津：你孫殿英這次辦事太過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韙，各方已經大嘩，我也難以一手遮天，進行庇蔭。可是有關關鍵人物你們都要設法疏通，行與不行，看你們的手段。你們這回擄獲不少，外人傳說有幾萬萬，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風浪平息下來，你們要下大本錢。甚至各軍團長、各軍長門前也要設法打點，只要他們不群起而攻之，民眾方面是可以壓服的。

孫殿英心領神會，連忙從東陵贓物中挑選一批珍貴的，其中一柄九龍寶劍，劍面上嵌有九條金龍，劍柄上嵌有寶石，孫托戴笠送給了蔣介石;另一柄寶劍托戴笠送給了何應欽。乾隆頸項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顆，據說是代表十八羅漢，是無價之寶，那最大的朱紅色的兩顆，孫在天津時送給了戴笠;慈禧的枕頭是一個翡翠西瓜，孫托戴笠送給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顆夜明珠最為珍貴，開是兩塊，合攏是一個圓球，分開透明無光，合攏則透出一道綠色的寒光，夜間在百步之內可照見頭發，孫將這件寶物也托戴笠送給了宋美齡。孔祥熙和宋靄齡見后十分眼紅，孫便又挑選了兩串朝鞋上的寶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將價值50萬元的黃金送給了閻錫山。

東陵被盜一個多月，一直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國民政府方面雖派過大員勘查，卻無善后辦法。寓居天津張園的末代皇帝溥儀聞訊后痛哭，即在張園設靈祭奠，并電召北京皇室宗親以及清室遺臣速來津商討善后事宜。一連兩天兩夜召開的“御前會議”，決定派寶瑞臣、耆壽民、陳詒重等人前往東陵勘查，辦理一切善后事宜。

8月18日，寶瑞臣等70余人乘車馳赴東陵。到東陵后，首先對乾隆、慈禧二陵及其他陵進行勘查，然后著手帝后的復葬。原打算按乾隆、慈禧長幼輩序，先重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當時乾隆的裕陵地宮積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復葬，故先到普陀峪定東陵復葬慈禧。當然，在這些清室遺臣們面前呈現的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景況。直到8月31日，乾隆遺骨才被復葬。

自東陵被盜后，清室遺臣多次到衛戍司令部要求嚴懲盜陵兇犯，但要犯譚溫江卻被保釋出獄，其他盜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紛紛電請政府，要求從速秉公處理，北平總商會請求組織特別法庭審判此案。不得已，閻錫山電令衛戍司令部從速組織軍事法庭，軍事法庭由商震上將任審判長。

迫于輿論，陸軍監獄馬上將保釋在外的譚溫江重新收押，聽候審判。與此同時，第六集團軍總指揮徐源泉也將譚溫江以前呈報所謂馬蘭峪剿匪所得的東陵珍寶加封保存，移送衛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對部下決不寬貸。

東陵盜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軍事法庭開庭調查，此后即歸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開庭預審，至6月8日終審。預審中，主犯譚溫江拒不承認盜掘一事，而主謀孫殿英更是逍遙法外，他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新編獨立第二旅旅長，并協同任應岐討伐張宗昌。6月15日，軍事法庭決定擬出審判書呈報中央，將譚溫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懸未決的東陵盜案結束。

軍事法庭上報幾個月過去了，因案情盤根錯節，難以判決。這時孫殿英已率領軍隊到隴海線上與閻錫山、馮玉祥取得聯系，又在嵩山附近民軍中收撫了兩萬多人，深得閻、馮的器重。經孫殿英與閻錫山交涉，譚溫江亦被釋放。以后孫殿英不斷加官進祿，提任安徽省主席、暫編第五軍軍長。

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和龐炳勛投敵組織新五軍。日本投降后，他又成為“曲線救國”的“忠臣”，被委派為先遣軍總司令，與人民解放軍為敵。在人民解放軍解放河南湯陰的戰役中，這個20多年來一直逍遙法外的盜陵主犯，終于被解放軍生擒，后死于戰犯收留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