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軟禁”中生活

1933年5月19日回到蘇聯后，高爾基似乎更加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禮遇，地位頗高，身上堆滿各種榮譽，官方除了在莫斯科市內小尼基塔街和郊外的哥爾克村給他安排了兩處寬敞的住所之外，為了使他不再返回索倫托過冬，又給他安排了一處過冬的住所，即泰謝里別墅。但高爾基卻對此產生了一種憤怒的情緒，因為他時時覺得自己生活在一種被監視、被封鎖、被規范的反常狀態中。

甚至他的所有信件都受到檢查，所有電話都被記錄。作家安·普拉東諾夫、“反對派”人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寄給高爾基的許多信件，包括季諾維也夫1935年1月28日在獄中寫給高爾基的求助信，都未到達他手中。小尼基塔街6號高爾基寓所的管理員柯申科夫清楚地記得，高爾基曾說：“在我的一生中都有敵人存在，現在我們的住宅里也有。”

在高爾基的住所里，秘書克留契科夫就是個令人琢磨不透的人物。1932年秋高爾基回索倫托以后，克留契科夫的妻子伊麗莎白·扎哈羅夫娜就要求柯申科夫把寄給高爾基的信統統都交給她。柯申科夫沒有答應，她立即提出要撤換柯申科夫。后來只是由于高爾基原配夫人葉·巴·彼什科娃的反對，柯申科夫才被留任。法國思想文學家羅曼·羅蘭于1935年訪問蘇聯后說，此人“成了高爾基與外界的全部聯系的唯一中介人”;“為了隔絕高爾基和文學界同行及讀者的聯系，克留契科夫花了不少力氣”;盡管他對高爾基也許有所幫助，但不得不遺憾地承認，由他安排的封鎖是令人痛苦的。羅蘭肯定，克留契科夫與蘇聯內務人民委員亞戈達等上層人物的關系大可令人懷疑。羅蘭當時并不知道，克留契科夫就是亞戈達直接安排在高爾基身邊的。亞戈達本人也經常出入于高爾基住所，令作家十分厭惡。

尤其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克留契科夫及高爾基住所的保安人員都隨時帶著武器。對此，高爾基的兒子馬克西姆·彼什科夫曾當著他們的面提出抗議和反對。可是，這個身體健壯、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卻在1934年5月從列寧格勒返回莫斯科之后突然去世了。這一可怕的事實給高爾基造成了難以承受的精神創傷。5月26日，他在給羅曼·羅蘭的信中寫道：“兒子的死對于我確實是一個沉重的、被白癡侮辱了似的打擊。

他臨死前痛苦掙扎的情景，至今在我眼前閃現，仿佛我昨天還看見似的，我到生命終結時也忘不了自然界機械的暴虐狂對人的這種令人憤怒的折磨。馬克西姆，他是個健壯的人，卻死得痛苦。”在這以后，就再也沒有人能真正保護高爾基了。他的行動受到更多的限制，甚至連想去農村走一走也不能實現。在家中，高爾基經常貪婪地聽著柯申科夫講述他們村里的情況。他多次要到那里去看一看，卻一直未能成行。

1934年和1935年夏，高爾基乘船沿伏爾加河旅行時，也只能整天坐在甲板上，用望遠鏡看著兩岸的村莊，而不能下船到村中去。他知道，如果他真的被允許走進村莊，那么也只能看到精心裝飾過的、特意為他準備的場面。

好友被害“雪上加霜”

從一定意義上說，1934年12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黨委第一書記基洛夫被殺害一事，給高爾基的打擊和影響更大。兩人之間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系，但是他們彼此之間的來往卻受到種種猜疑和嫉妒，他們的會見更受到嚴密的監視。羅·梅德韋杰夫在《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一書中曾指出：20世紀30年代初期，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內已“逐漸形成了一個帶有更多溫和情緒的集團——基洛夫、加里寧、柯秀爾、奧爾忠尼啟澤、古比雪夫”。

1933年，基洛夫在政治局會議的幾次講話中曾主張實行某些更靈活的政策和“自由化”的制度，改善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在1934年1月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曾有人“建議把斯大林調到人民委員會或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崗位上，而選舉基洛夫來擔任聯共(布)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但這一建議卻被基洛夫本人所拒絕。

2月9日，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投票結果顯示，基洛夫的得票數遠遠高于斯大林。斯大林感到他的地位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于是，基洛夫被害一事便難以避免。基洛夫被害的消息對于高爾基來說猶如晴天霹靂。在致加米涅夫的信中，高爾基說自己“完全被基洛夫遭殺害一事擊昏了”。然而這不過是一場空前的大清洗悲劇的序幕，緊隨其后的就是另一中央政治局委員古比雪夫的意外死亡，加涅茨基、葉努基澤等人的被捕……這期間高爾基多次想見斯大林和亞戈達，但都被拒絕。

高爾基進一步意識到：斯大林與基洛夫、布哈林等所謂“反對派”之間的矛盾，不是他高爾基做一些調節工作就可以淡化、能夠解決的。因此，他對于斯大林的個人專斷、極左政治的抵制，不再像原先那樣一般采取勸導、調解、提意見的形式，而是直接表示抗議和反對。他并不隱瞞自己的思想情緒與斯大林的嚴重對立。他抗議對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審訊，堅決反對并試圖阻止迅速蔓延全國的大逮捕、大處決，稱之為“國家恐怖”。高爾基與斯大林之間的關系繃緊了，事實上他已被羈押在家中，住宅中經常出現的形跡可疑的人影更深深刺激著他，以致他不時會大發脾氣甚或罵人。

高爾基去世

由于呼吸系統的慢性病，高爾基從1935年9月下旬起就一直住在泰謝里。此時的高爾基精力充沛。據他的汽車司機格·安·佩希羅夫回憶，3月中旬的一個晚上，高爾基曾說：“這個冬天我工作得多么好！我做了很多事，感覺不錯，想早一點寫完第4卷。”最后完成長篇小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的確那是那個時期高爾基的一個主要愿望。

但是高爾基十分想念兩個心愛的小孫女——瑪爾法和達莉婭。她們倆原本是要在5月1日來泰謝里的，卻因患了流行性感冒而未能前來，于是高爾基決定返回莫斯科去看望她們。在小尼基塔街6號，高爾基甚為激動地見到了兩個生病的可愛孫女。第二天下午，在家人的陪同下，高爾基先是到位于市內“新處女修道院公墓”的兒子墓前進行了憑吊，然后即前往市郊哥爾克村10號別墅，打算就在那里住下。

5月28日傍晚到達哥爾克之后，高爾基便感到不適，體溫驟然升高。到5月30日，他的病情更有所加重。于是，在亞戈達的安排下，克里姆林宮的醫生們開始進駐哥爾克。沒過幾天，在這里聚集的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最著名的醫學專家、教授和醫生，就已達到17人之多。6月3日至5日，醫生們已多次進行會診。

高爾基生病一事，外界是通過報紙得知的。6月6日，《真理報》就刊登出“關于阿·馬·高爾基患病的通告”。發布這樣的通告似乎是一種信號。1933-1934年間，高爾基曾先后四次出現過較為嚴重的病情，但都起死回生，有關方面始終沒有發表任何公告。這一次情況看來已完全不同。從6月7日起，《真理報》開始逐日發布“關于阿·馬·高爾基健康狀況的公報”，逐日報道高爾基病情的發展，并提供病人體溫、脈搏和呼吸的檢測數據。

6月8日，高爾基的病情更加嚴重，但是就在這一天，克里姆林宮的電話打到了哥爾克村10號，通知說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等要來看望病人。于是，護士切爾科娃在征得醫生的同意后，給高爾基注射了強心劑。三位領導人走進高爾基的房間后，他似乎情緒頗好，甚至談起了法國新文學、民間文藝和女性作家的創作。

6月10日夜里兩點鐘，斯大林等三人又一次來到哥爾克村，這時高爾基已經入睡。有醫生建議叫醒他，但也有部分醫學專家、教授認為不妥。斯大林等人也沒有勉強闖入，只留下一張字條便走了。

6月12日，斯大林等三人第三次來到哥爾克村，前后待了8分鐘左右時間。短暫的交談涉及作家格·彼·施托爾姆的一部歷史著作《沙皇、大貴族、教會人士和農民》的手稿以及法國農民的狀況等。斯大林等離去后，高爾基整個晚上幾乎沒有再睡覺，有時還說出一兩句話，并請切爾科娃記下他所講的一切。

斯大林接連三次來到哥爾克村，這究竟意味著什么？對此，俄羅斯高爾基研究專家弗·謝·巴拉霍夫寫道：“在這三次來訪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是對于瀕于死亡的高爾基病狀的令人感動的關心，或者是急不可耐地期待著一幕悲劇性的結局？全部三次來訪，斯大林都是在其忠貞不渝的戰友(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的陪同下進行的，因而就被賦予了表明領袖認為自己和高爾基之間具有友好關系的意義。同時，斯大林警覺的眼睛也保持著對于高爾基住宅的經常性監視。”人們或許還可能提出許多疑問：斯大林想從高爾基那里得到什么呢？這是個未解之謎。

6月16日，高爾基的病情似乎有些好轉，但到17日夜里即出現險情。6月18日中午11時10分，高爾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高爾基去世后，羅曼·羅蘭立即想到，以后就再也無法幫助那些在蘇聯無辜被逮捕、審判和鎮壓的人們了。他在給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的一封信中寫道：“高爾基在世時，我們還有很大的可能性通過他而間接地采取行動，現在卻沒有任何可能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