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農歷甲午年)，日本以突然襲擊清朝陸海軍的方式挑起了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侵華戰(zhàn)爭，史稱甲午戰(zhàn)爭。早在明治維新之后，日本政府就確定了以朝鮮為跳板，進而吞并整個中國和亞洲的“大陸政策”，1894年2月以朝鮮義軍起義，應朝鮮政府的要求，清政府派兵開赴朝鮮，駐守牙山。日本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借口，派兵入朝。朝鮮政府見日本大軍入境，意識到事態(tài)的嚴重性，希望早日平定國內義軍起義，以使中日兩國撤兵。圖為被日軍虐殺的朝鮮百姓。

從戰(zhàn)前高升號運兵船的行蹤，到大戰(zhàn)中的兵力調遣，到戰(zhàn)后馬關談判期間李鴻章與朝廷的電報，中方密電在日本高層眼中無秘密可言——

甲午戰(zhàn)爭之前，中方的高級電報密碼被日方破譯，這是導致清軍在戰(zhàn)前、戰(zhàn)中、戰(zhàn)后軍政各方面陷入被動的重要因素。作為當時最先進、最昂貴的通訊技術，清朝方面對電報密碼的保密當然也是很重視的。那么，日方情報部門是如何破譯這個密碼，獲得最高端機密情報的呢？

電報密碼失密，造成中方慘重損失

日方破解中方密電碼后，作為國家最高機密，僅限定幾個當事人知道，甚至絕大多數高級官員都并不知情。尤其讓日本政府竊喜的是，中方在多次談判期間沒有更換密碼，居然繼續(xù)使用公使館已經失密的電碼本。這使日本戰(zhàn)前即掌握了清廷出兵朝鮮的戰(zhàn)略意圖。

1894年7月，日本破解了中方電報密碼1個月后，清軍雇用“高升”號等英國輪船，秘密向朝鮮牙山運兵。由于行動電報被日軍破譯，日本艦隊發(fā)起偷襲，造成清軍損失慘重。黃海海戰(zhàn)前，日軍又從破譯電報得知北洋海軍將于9月15日運兵在大東溝登陸。于是，日本聯(lián)合艦隊在大東溝附近設伏，導致北洋水師慘敗。李鴻章赴日談判時，因日方破譯了中方的電報密碼，李與北京往返的密電內容及中方割地賠款的底線，全部為日方所了解，因而整個和談的進程都在日方掌控之下……

對電報密碼失密的途徑，歷來有各種說法，有說是李鴻章身邊人泄密的，有說是日本的語言學家和電報專家聯(lián)手成功破譯的，但這些說法的背后又都透射出種種疑點。只有一點是各方普遍認同的：日方破譯中方電報密碼的確切時間，是1894年6月。

說法一：日間諜成功滲透搞到密碼

歷史上的日軍，是極為善于使用間諜手段的，宗方小太郎、明石元二郎、土肥原賢二這些人都在世界間諜史上留名(當然不是啥好名)。

甲午戰(zhàn)前數年，日本軍部即向中國派遣大批特務，組成龐大的間諜網，搜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地理山川、風俗人情等各方面情報。其中有個叫神尾光臣的“中國通”，1882年，日本陸軍部派他擔任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不斷通過賄賂清政府軍機處官員獲得機要情報。1894年，神尾光臣奉命駐天津，專門監(jiān)視李鴻章的行動。他通過收買李鴻章身邊的人，對李的一舉一動了如指掌。如李鴻章調船運送士兵和餉銀、派北洋艦隊護航等，神尾光臣都一清二楚。

戰(zhàn)爭前夕，駐天津的日本領事每天“派奸細二三十，分赴各營各處偵探，并有改裝剃發(fā)者”。一些要害部門如電報局、軍械所，都混進了日本間諜，一些李鴻章的往來機密文電和密碼都落入日本間諜之手——按此說法，電報密碼的失密之責，當然要落在李鴻章及其身邊人這里。

這種說法存在了很多年，直到甲午戰(zhàn)爭期間的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生前所著回憶錄出版，才有了細節(jié)更豐富、看起來也更接近真相的第二種說法。

說法二：語言、電報專家聯(lián)手破譯

據宗澤亞的《清日戰(zhàn)爭》一書引日方史料披露，伊藤博文死去30年后，其遺著《機密日清戰(zhàn)爭》悄然在內部印刷發(fā)行。其中講了這樣一件事：1886年8月，北洋艦隊訪問日本長崎，期間發(fā)生了一件清軍水兵與當地警察沖突的惡性治安事件。事件中，一個名叫吳大五郎的人，偶然拾到了一本中國人的小字典，小字典內的漢文字縱橫兩側，標注了0、1、2、3、4、5、6、7、8、9的小數字，電信專家立刻判定：這是清人電報用漢字譯電本，從譯電本中數字的組合規(guī)律，他們很快掌握了中方制造密碼的方法。

1894年6月，中日兩國關系日益惡化，準確掌握中方的外交政略和軍事動態(tài)，成為日方亟欲解決的課題。6月22日，外相陸奧宗光設圈套，故意給清廷駐日公使汪鳳藻遞交了一份用漢語書寫的政府文書(這件誘餌文即歷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絕交書”)。次日，日方電信課就順利截獲了汪鳳藻向總理衙門報告該文書的電報。從電信密碼技術角度來說，破譯一封內容完全知曉的電報，能為解開密碼構成規(guī)律提供幫助，時任電信課長的佐藤愛麿憑以往的破譯經驗，結合早年掌握的清人制造密電碼的方法，仔細對照研究汪鳳藻密電的內容構造，佐藤最終成功破譯了清國公使館的電信密碼！

戰(zhàn)爭結束后，日本向為戰(zhàn)爭作出重大貢獻的電信課長佐藤愛麿秘密授予三等勛章和養(yǎng)老年金的特別獎賞。佐藤后來成為知名外交家，連續(xù)七年擔任日本駐美國大使。其養(yǎng)子佐藤尚武在以后的日本政壇也成為外交家，佐藤尚武后來擔任日本外務大臣及二戰(zhàn)中末任日本駐蘇聯(lián)大使。1945年，蘇軍揮師攻入中國東北，他是第一個得到該消息的日本人。

但伊藤博文這個說法的疑點是：是誰因為斗毆丟了作為輔助密碼本的字典？這個情節(jié)也太像電視劇了！

再說誰會帶著這么重要的東西在日本軍港上岸？吳大五郎是何許人也？他又是如何“拾到”寶貝字典的呢？

甲午戰(zhàn)爭期間，中田敬義是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的秘書，他在1938年回憶說：“佐藤愛麿先生時為電信課長，破譯了中國的電報。明治十九年(1886)發(fā)生一些中國水兵在長崎騷亂事件。其時有個人叫吳大五郎，截獲過中國的電報。中國是沒有拼音字母的國家，所以在字典中的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數碼，作為(明電碼)使用。這是一種很小的字典，亦即對方(指中國)之電本，日本外務省存有此書。明治二十七年(1894)6月22日，陸奧外相致函(清)駐日公使汪鳳藻。此函最初由尼森用英文起草，經(外務)大臣官邸之伊東巳代治譯成日文，再由我譯成中文送達汪鳳藻。次日，汪鳳藻向總理衙門發(fā)出長篇電文。佐藤認為，這個電文肯定就是昨天(陸奧致汪鳳藻)之公函。經過多方研究，終于發(fā)現(xiàn)了其中電碼編排規(guī)律之秘密。此種密電碼，中國方面此后從未變更。于是，彼方之電文我方便能完全解讀……甚至在(馬關)談判之時，我方(對破譯)也運用得非常方便。這件事言談之中可能有所流傳，文字記錄則沒有，這很難公開，是要加以隱瞞的事。”

吳大五郎其人：學者還是間諜

這回整明白了，吳大五郎不是“拾到”中國電報明碼小字典的，日本外務省本就有這本書。吳大五郎是在騷亂期間利用截獲的中方電報，參照中國字典等資料，開始了對電報密碼的破譯準備。

清朝方面對電報密碼的保密其實是很重視的，并和各國一樣有電訊管制措施。否則從1886年吳大五郎開始，到1894年佐藤愛麿最終破譯，日本不至于用了8年時間，才最終完成破譯工作。

下面就翻一翻吳大五郎這個人物的神秘身世。

吳大五郎姓吳，父親叫吳碩三郎，是日籍華裔。

既然是中日混血，吳大五郎當然對漢、日兩種語言文字都很熟悉，成了當時日本急需的“特種人才”，并被選送為明治維新之后外務省首批赴華留學生，在日本駐北京公使館作為見習翻譯學習北京官話——不對呀，日本明治維新之后，不是日夜想著脫亞入歐，向西方學習么，為何還要選派學生到中國學習？學的又是什么？

這些人表面是留學生，其實還兼刺探情報，有的干脆就是職業(yè)間諜，來華前，他們也受過相關訓練。所以，除了留學生、學者之外，吳大五郎的第二重身份，正是間諜，戰(zhàn)略層面的文化間諜。這種間諜不靠女色，也不會飛檐走壁，就是太愛“學習”，搜集、掌握你的綜合國情，他們出關的時候，帶走的都是公開合法出版物，行李夾層里也沒有絕密紙條，這類間諜造成的破壞極大，而且防不勝防。

1888年，吳大五郎還與他的堂兄弟鄭永邦合著了一本《日漢英語言合璧》，作為到中國經商的日本人學習北京官話的教科書(也可當字典用)，書中有大量涉華政治、經濟、外交、商貿等內容。鄭永邦的父親鄭永寧，是吳碩三郎的弟弟，后來到老鄭家當養(yǎng)子，所以改姓為鄭。

甲午戰(zhàn)爭后臺灣淪陷，日本在臺灣積極發(fā)展殖民產業(yè)搞經濟掠奪，這個吳大五郎又出場了。1895年，吳大五郎潛入印度，調查經濟情勢及大吉嶺(印度的茶都)茶業(yè)實況，在其《印度內地巡回復命書》總結：“已隸屬于我國版圖的臺灣，同屬茶產豐富且多瘴癘之地，我們的民政官員，有必要從事當地的文化建設，振興當地的產業(yè)，建設另一個大吉嶺。”你看，一副忘本的漢奸嘴臉。

就此，我們可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佐藤愛麿最終破譯密電碼之前十幾年，日本出于發(fā)動對華戰(zhàn)爭、竊取中國情報的考慮，已經開始有針對性的間諜活動，吳大五郎就是從事這類活動的間諜之一，并做了大量外圍鋪墊工作。所謂吳在長崎“撿到字典”的說法，是不確的。

說句后話。以釣魚手段破解密碼的手段，后來在二戰(zhàn)中被美軍原樣用回到日本頭上。當時，美軍從日軍一系列電報中，發(fā)現(xiàn)頻繁出現(xiàn)“AF”代碼，估計應該是指中途島。美軍便用淺顯的英語拍了一份作為誘餌的電報，報告中途島的淡水設備發(fā)生故障。果然不久美軍截獲的一份日軍密碼電報聲稱：AF可能缺少淡水。至于美軍截殺聯(lián)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行動，則應歸功于新西蘭海軍從一艘被撞沉的日軍潛艇上得到了日本海軍最新版的密碼本，日軍此后更換的密碼于是迅速被美軍破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