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劫富不濟貧！一百單八將起碼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漢！宋江受招安，不是丑化他……知名學者、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周思源近來新解《水滸傳》，對許多定論做了顛覆性的重新詮釋，在學界引起爭議。

梁山好漢劫富不濟貧

周思源近年因在央視講解《紅樓夢》而聞名。周思源說，他在研究《紅樓夢》的同時必須熟悉四大名著的其他3部作品，而且對整個明清小說、中國古代史都得有所了解，因此他新近重讀《水滸傳》，讀出不少新感受來。周思源說，一直以來，梁山好漢被認為是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漢，但是，要問一句：他們劫富，濟貧了嗎？

周思源稱，晁蓋、吳用等8人智取生辰綱，生辰綱本是不義之財，是可以取，但最后晁蓋、吳用等把這些不義之財瓜分了，也就是說，這個不義之財從一些掠奪者手中轉移到了另一些掠奪者手中，主人改變了，不義之財的性質并沒有得到改變。

周思源強調，這種劫富不濟貧的現象絕對不是個別現象。晁蓋上山后馬上有一次搶劫，派了幾百人下山，搶了20多車財物，一半留在倉庫里，另一半中的二分之一給當時山上的11位頭領平分，其他二分之一給了七八百名小嘍羅平分，頭領所得大約是嘍羅們的70倍！“也就是說，梁山好漢不但劫富沒有濟貧，就連梁山內部也存在分配嚴重不均的現象”。

108將半數不是好漢

周思源認為，梁山108將中四五十人不是好漢，至少有43位不是好漢。他說：“把李逵樹為英雄，是對中華文化的嚴重褻瀆。李逵是一個典型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有理無理都要殺人。有些論著也注意到了李逵濫殺無辜的問題，但是他們輕描淡寫地把這個問題說成是李逵簡單、魯莽，這些看法我是不同意的。”

“逼上梁山”不是農民起義

過去，在我們的印象中，一說“逼上梁山”，就是指老百姓被腐敗官府、黑暗勢力迫害。實際上，梁山108將中真正屬于被“逼上梁山”的只是個別案例，典型的代表就是林沖，但是這類人所占的比例連108將的零頭都不到。

周思源分析了其他3種“逼上梁山”的情形：自己犯了事無法存身，被迫上梁山，以晁蓋、吳用等人為代表;被義氣感召上梁山，這是最多最復雜的;第三種是被梁山誘逼來的。周思源同時指出，晁蓋、盧俊義、宋江、吳用等只不過犯了事，被迫入伙，不能代表農民，也不是聚義。

宋江受招安有功無罪

一直以來，水滸學界認為，宋江接受招安，是投降主義;而宋江毒死李逵，更是《水滸傳》的一大敗筆。但周思源提出，自己新解《水滸傳》最大的顛覆是宋江受招安，有功無罪。宋江為什么必須受招安呢？其實歷史上的宋江是投降的，但這顯然不符合群眾對英雄好漢的想象，于是寫宋江受招安，一點都沒有委屈宋江。至于宋江為什么要毒死李逵，這個一直被古代小說研究者認為是敗筆的細節，在周思源看來是必然，因為李逵反對投降，在宋江看來非死不可。當然，周思源承認，雖然《水滸傳》在思想內容方面存在諸多缺陷，但仍然是一部無可否認的偉大的藝術巨著。

權威反擊：“新解”有失偏頗

周思源對《水滸傳》的顛覆性新解，在學界引起爭議，諸多知名學者認為，周思源的所謂“新解”有失偏頗，不少觀點還有待商榷。

中國水滸學會副會長劉世德認為，起義的隊伍向來龍蛇混雜，梁山108將算不算好漢要從總體上看。在封建社會里，梁山泊畢竟是反抗官府，反抗以貪官污吏、惡霸地主為代表的封建勢力的，在一個對抗性的矛盾中，要看梁山好漢主要代表什么，“劫富就足以說明他們斗爭的傾向性，斗爭的性質了”。

至于“逼上梁山”是不是農民起義，劉世德認為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逼上梁山”是否屬于農民起義的性質，他的個人看法是，這要放在封建社會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角度來觀察。《水滸傳》客觀上反映的還是農民起義的事實。具體到參加這個隊伍的一些頭領，頭領里邊的一些領袖是否農民出身，并不是問題的關鍵。“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向來認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袖，不一定就是無產階級出身的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一開始往往是由一些非無產階級出身的職業革命家來領導的。把這個觀點運用到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上，我以為也是適合的”。他表示，不能夠認為參加農民起義隊伍的人全部是或者純粹是農民。至于誰算不算好漢，那要把他上山以前和上山以后的行動區別開來，這實際上牽涉到對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看法和評價。其實，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隊伍并不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純粹，而是有著明顯的時代局限。把他們拔高，恐怕不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石昌渝表示了同樣的看法。他表示，要查梁山108將的出身，確實一部分就是強盜，但小說描寫的主要人物并不是他們，而是魯智深、林沖、吳用、宋江這些人，通過他們的經歷，表現“逼上梁山”的歷史真實。“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其成分都是魚龍混雜，判斷這個運動的性質，不能僅僅依據其隊伍成員的成分，而主要應該看這個運動的綱領以及綱領的實踐”。石昌渝強調，不能因為這108將的出身如何，就給整個梁山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