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劫富不濟貧！一百單八將起碼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漢！梁山泊不能代表農民起義！還有，宋江受招安，有功無罪！知名學者、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周思源近來新解《水滸傳》，對《水滸傳》的許多“定論”做了顛覆性重新詮釋，在學界引起爭議。周思源告訴讀書報，他在研究《紅樓夢》的同時，必須熟悉四大名著的其他三部作品，而且對整個明清小說、中國古代史都得有所了解，這樣情況下，他新近重讀水滸，讀出不少新感受來。劫富不濟貧，內部分配不均。一直以來，梁山好漢被認為是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漢，但是，周思源要問一句：“劫富濟貧了嗎？”周思源稱，晁蓋、吳用等八人智取生辰綱，生辰綱本是不義之財，是可以取，但最后晁蓋、吳用等把這些不義之財瓜分了，也就是說，這個不義之財從一些掠奪者手中轉移到了另一些掠奪者手中，主人改變了，不義之財的性質并沒有得到改變。但過去大家顯然沒有重視“生辰綱的下落”。而且，這種劫富不濟貧的現象絕不是個別現象。晁蓋上山后馬上有一次搶劫，派了幾百人下山，搶了20多車財物，一半留在倉庫里，另一半中的二分之一給當時山上十一位頭領平分，其他二分之一給七八百小嘍啰平分，則頭領所得是嘍啰們的70倍。“也就是說，不但劫富沒有濟貧，就連梁山內部，也存在分配嚴重不均的現象。”周思源強調。

梁山108將中至少有43位不是好漢。周思源說：“把李逵樹為農民英雄的杰出代表，是對中華文化的嚴重褻瀆，李逵是一個典型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有理無理都要殺人。有些論著也注意到了李逵濫殺無辜的問題，但是他們輕描淡寫地把這個問題說成是李逵簡單、魯莽，甚至在農民起義當中難以避免的弱點，這些看法我是不同意的。”

“逼上梁山”不是農民起義。過去，在我們的印象中，一說“逼上梁山”，就是指被腐敗官府、黑暗勢力迫害，實際上真正屬于這類的只是個別案例，以林沖為代表，零頭都不到，最能引起廣大讀者的同情。周思源分析了其他三種“逼上梁山”的情形，由于自己犯了事，無法存身，被迫上梁山的，以晁蓋、吳用等人為代表；第二種是所謂義氣感召上梁山，這是最多最復雜的；第三種則是最惡劣的，被“逼上梁山”。周思源同時指出，晁蓋、盧俊義、宋江、吳用等并不是農民階級，只不過犯了事，被迫入伙，不能代表農民，也不是聚義。宋江受招安，有功無罪。一直以來，水滸學界認為，宋江接受招安，是投降主義，而宋江毒死李逵，更是施耐庵、羅貫中寫《水滸》的一大敗筆。但周思源提出，自己新解“水滸”最大的顛覆是宋江受招安，有功無罪。宋江為什么必須受招安呢？其實歷史上的宋江是投降的，但這顯然不符合群眾對英雄好漢的想像，于是寫宋江受招安，一點都沒有委屈宋江。至于宋江為什么要毒死李逵，這個一直被古代小說研究者認為是敗筆的細節，在周思源看來，是必然。“李逵封官在潤州，即江蘇鎮江，是大運河和長江交匯的地方，自古就是交通要道，李逵還有手下3000兵馬，如果李逵不死，金兵入侵，則李肯定要保衛京師，那就不會出現皇上被俘了。而且徽宗在金兵第一次入侵時害怕了，把皇位傳給兒子，跑到潤州，如果李逵不死，當時是直接拿板斧把這個混賬皇帝給劈了，還是直接又起義了？”所以，“李逵非死不可”。當然，周思源承認，雖然《水滸傳》在思想內容方面存在諸多缺陷，但仍然是一部無可否認的偉大的藝術巨著。周思源對《水滸傳》的顛覆性“新解”，在學界引起爭議，諸多知名學者認為，周思源的所謂“新解”其實有失偏頗，不少觀點還有待商榷。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水滸學會副會長劉世德認為，農民起義的隊伍向來龍蛇混雜，梁山泊108將算不算好漢要從總體上看，在封建社會里，梁山泊畢竟是反抗官府，反抗以貪官污吏、惡霸地主為代表的封建勢力的，在一個對抗性的矛盾中，要看梁山泊好漢主要代表什么階層的利益，“劫富就足以說明他們斗爭的傾向性，斗爭的性質了”。至于“逼上梁山”是不是農民起義，劉世德認為，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逼上梁山”是否屬于農民起義的性質，他的個人看法是，這要放在封建社會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角度來觀察。《水滸》客觀上反映的還是農民起義的事實。具體到參加這個隊伍的一些頭領，頭領里邊的一些領袖是否農民出身，并不是問題的關鍵。“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向來認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袖，不一定就是無產階級出身的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一開始往往是由一些非無產階級出身的職業革命家來領導的。把這個觀點運用到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上，我以為也是適合的。”他表示，不能夠認為參加農民起義隊伍的人全部是或者純粹是農民。至于誰算不算好漢，那要把他上山以前和上山以后的行動區別開來。這實際上牽涉到對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看法和評價。看問題，要著重看主流，看主導的傾向。其實，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隊伍并不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純粹，而是有著明顯的時代局限。把他們拔高，恐怕不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石昌渝表示了同樣的看法。他表示，要查梁山108好漢的出身成分，確實一部分就是強盜，但小說描寫的主要人物并不是他們，而是魯智深、林沖、吳用、宋江這些人，通過他們的經歷，表現“逼上梁山”的歷史真實。“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其成分都是魚龍混雜，判斷這個運動的性質，不能僅僅依據其隊伍成員的成分，而主要應該看這個運動的綱領以及綱領的實踐。”石昌渝強調，不能因為這108將的出身如何，就給整個梁山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