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90年的風雨歷程，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回望這90年，值得總結、回憶、探討和深思的事情，可謂數不勝數，但有一個話題，長期以來海內外政界和學術界聚論不已，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為什么打不過共產黨？

近年來，筆者在整理張學良口述史料過程中發現，張學良圍繞這一話題從國共兩黨比較的角度談了許多看法，比許多人談得具體、生動、深刻，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各自特點。

張學良雖然說自己的生命到36歲就結束了，但他從1925年認識孫中山起，就開始和國民黨打交道;從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開始，就和共產黨打仗，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都有較深的了解。他和國共兩黨領袖人物也都有過較深的交往，支持過蔣介石也扣押過蔣介石，又和周恩來親密接觸過，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難以磨滅。正因張學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地位，決定他談國民黨為什么打不過共產黨，有其特殊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國民黨缺乏信仰，共產黨甚至每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

歷史證明，一個信仰堅定的黨，一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統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標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統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從此不再分開，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斷地被影響、吸納，從而使這個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而一個沒有共同目標和缺乏統一信仰的政黨終究是沒有前途的，它會使已經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暫時是強大的，也會因共同目標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統一而由大變小，由強變弱。張學良在分析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時，對此有著深刻的論述。

一是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缺乏統一的信仰。他說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國民黨雖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采取各種方法灌輸，而張學良認為：“所謂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于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說多數人不知道。背總理遺囑，就在那兒背，他的真正徹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誰也沒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國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彌陀佛’，你問她‘阿彌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沒有國家思想。國民黨的軍隊沒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來維系呢？張學良指出，國民黨的軍隊靠“彼此的感情”維系。“彼此的感情并不是指兵啊，是指那軍官吶。兵都是招來、募來的。那勇敢點的，就是帶兵的，就是軍官。”“等于義氣用事，你是好漢，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還可以跟別人。”國民黨的軍隊“都是自保，他投靠誰，也不是對誰傾心……換句話，有奶便是娘。誰給他奶，誰就是娘。誰拉他一把，給他倆錢，給他個官，他就跑誰那去了。今天他幫著你，明天假如那邊給他拉一拉，他就跑那邊去了。”“根本沒有什么國家的思想。”所以國民黨軍隊，包括中央軍“都是雇傭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雇傭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點在這。所以我跟蔣先生講，我們打不過他(們)，固然他(們)人少，我們人多，但他(們)團結，我們是個(盤)散沙。”

三是蔣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人家批評他(蔣介石)，說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投機，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說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后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與國民黨正好相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共產黨，紅軍，他們確實有他們的信仰，共產黨信仰他的主義。信仰就是力量啊。”

張學良非常佩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所謂的二萬里長征，幾萬里長征，(紅軍士兵)被包圍，沒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們)還在一塊，被打散了，他(們)還回來。當然了，他(們)的領導是共產黨啊……那是共產黨成功了。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對我的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我們問問自己，這萬里長征，你們誰能帶？誰能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帶得什么情況下都跟你走？如果換成我們，還不早就把兵都帶沒了？”

張學良經常和他部下討論為什么打不過共產黨，他的結論是：“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于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里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哪，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當共產黨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此體會極深。他說：“九一八以后，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哇。有人說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聽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說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說，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張學良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共產黨順應了民意，并且說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贊成抗日，那我共產黨就去做。共產黨的厲害，就是共產黨能夠看清這事情的趨勢，知道民眾往哪走，他知道了民眾的意思，他就能夠真正去那么做。”

張學良是個軍人，一生軍事生涯雖短，但他和日本打過仗，又是中國高級將領中跟蘇聯紅軍打過仗的，和北洋軍閥打得更加激烈，和國民黨新軍閥也交過手。他說，打了那么多的仗，勝敗不論，最不值得的是和紅軍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戰爭，就感到傷心：“那所謂‘剿匪’，真讓人傷心啊，‘剿匪’的軍隊都實行堅壁清野，這可不是胡說八道。我是在后頭，前頭的軍隊呀，我也出去視察了，歸我管嘛，我一看傷心透了，那房子都給人家燒了，堅壁清野呀！”“事實用不著燒房子，為什么燒？因為燒了，軍隊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東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對內戰，那內戰真是沒有人性啊。連我到前線去都沒有地方睡覺，房子都被燒了。”

共產黨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過于殘忍，將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么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著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當共產黨了，跟共產黨一塊兒和我們斗爭。那雜牌軍沒有軍餉咱不說，正規軍也是一樣，連燒帶搶啊。老百姓被逼得沒辦法了，只好投奔共產黨，和我們對打，我承認，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國民黨就陷入了被動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張學良說：“‘剿匪’的事歸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隊巡察，那才知道，共產黨真厲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來襲擊你了。我一個部下，帶著一個營的人，讓共產黨給襲擊了。是這樣的，他出去，好像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呢，她是共產黨的偵探、眼線。我們的軍隊來了，她怎么辦？在那地上立有一個桿子，她那個門上有個繩子，她一拉門上的繩拴，桿子就倒下來了，共產黨看到了，就知道有軍隊來了。”

張學良舉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說明國民黨軍隊大失民心：“我們的軍隊在那駐扎，一個小孩，十五六歲的小孩跑來玩兒，一邊玩兒，一邊他把我們的軍隊都數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給你數了，然后，他跑去向共產黨報告。那共產黨的玩意兒可多了。”“那個劉殿華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給他擺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歡迎，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著炸彈，鞭炮一響，引燃了炸彈，把劉殿華炸死了，軍隊首長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對老百姓，國民黨軍隊束手無策。“他們的這些玩意兒最后我們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沒法子呀，你沒法子對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兒知道誰是共產黨啊？你也區分不出來呀！老百姓和共產黨都一樣，你怎么區分？所以你沒法，你總不能看見老百姓就抓起來呀。”“多數老百姓對中央的軍隊，也包括我們這些軍隊不好，恨軍隊，那時候軍隊確實有些做得不對的地方，像堅壁清野之類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蔣先生說，為什么共產黨我們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中國的古書上說，天心自我民心，天聽自我民聽。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著失敗。”“北方的土話說：抖起來是你好運氣，倒霉是你自己找的。”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么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簡單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錢，這幫壞蛋。真讓人傷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跟蔣先生言語沖突，就是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想剿滅共產黨，你剿滅不了他們。蔣先生不承認我這個話，他們共產黨怎么能這樣？怎么能這樣？因為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多數支持他。”

國民政府內部的高官們只是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中原大戰之后，張學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但他因軍務在身、下野出洋和身體等原因較少出席會議。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段經歷。在此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他說：“我不會外交辭令。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體會更深，不滿更強烈。國民政府軍隊的作風比老式軍隊還壞，政治比原來的老政客更腐敗。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張學良通過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看清了國民黨中央高官們的真實面目：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一個執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層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間，發生了中央黨部事件，即汪精衛遇刺事件，這件事對張學良刺激尤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幕式那天，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蔣先生出來照相，后來說他不來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開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離開時，剛轉身，槍響了。這一打槍，大家‘嘩’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嚇跑了，連警察都跑了，什么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張繼)兩個人了。那真是丑態百出。那兇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警察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干嘛？”“那事兒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現場，抓兇手啊，兇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警察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著呢，警察就問他：‘你在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問：‘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那都嚇得……警察又問：‘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帶證件呢？’那人說：‘我證件扔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張學良從這件事當中，看到了國民黨失敗的影子：“要緊的時候人都沒了”，“一遇危險，聾子放炮仗——散了”，連中央委員的證件都不敢要了。一個黨在這樣一群人領導下，又是處于戰爭年代，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政策不公，軍隊分成親兒子和干兒子，把雜牌軍都擠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眾所周知，在整個民國絕大多數時間里，國民黨軍隊從人數、裝備、控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等方面來看，都遠遠優于共產黨的軍隊，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可就是消滅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國民黨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還喪失了軍心。

國民黨是怎么喪失軍心的？張學良以自己為例，他說：“當年我開始時，我現在可以說，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么說，我就怎么做。后來我發現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么回事啊！”

第一，當東北軍在“剿共”戰場上被吃掉兩個師之后，張學良發現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的政策是不一樣的。1935年末，張學良在南京參加會議期間，陜西前線傳來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他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那兩個師整個被共產黨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么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剿共’時受了傷，他說一句話，把我傷心透了。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只能流亡要飯去了。’”“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后來，我也公開說了，那個時候中央啊，實在是處置事情不太恰當，完全是一種推諉。因為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這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干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說那時候中央的事情，后來我發現的，我非常難過。我打仗損失了兩個師，政府啊，不容許我們雜牌軍隊招兵，因為軍隊太多了嘛，他用這種只減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么我們發現，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里讓胡宗南招兵。我們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離我們那么近，我們不會不知道的嘛。親兒子怎么都行，干兒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張學良發現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張學良說：“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么？這話我今天可以說，但我不希望記錄下來，他就是借刀殺人嘛。”“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于是讓共軍消滅我們，借刀殺人。那為什么還打？沒起來反抗，已經很客氣了。”“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所以這種待人的法子不會成功，只會失敗。”

第三，張學良發現不僅他發現了，幾乎所有雜牌軍，包括共產黨都發現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那時中央不是我說，不公平啊！對人家不公平，誰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時兩廣是陳濟棠，青海是馬步芳，寧夏是馬鴻逵，新疆那會兒是盛世才，華北是宋哲元、韓復榘，陜西是楊虎城。他們都不打呀！誰也不打，我打什么？誰都明白了，這等于用外頭的力量來消滅我們。打，你不給我錢，你也不給我彈藥;人打沒了，你也不給我補充，又不許我自個兒招兵，這干什么呢？”“誰也不是傻瓜。中央軍可以招兵，我們不可以，槍械損失也不給補充。你政府用這種手段，等于讓雜牌軍自消自滅，一箭射三鳥，他怎么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咧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黨中央政策不公，導致“剿共”內戰誰也不真打。“我一想起這內戰，就難過呀。所以西安內戰，我不干了，說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于叛變，那就是叛變吶。”

蔣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產黨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國民黨的失敗，在張學良看來，敗于黨員信仰的缺失，也敗于民心和軍心的喪失，更敗于黨內的腐化及蔣介石的獨裁。

張學良在晚年做口述歷史時，數次引用王新衡對蔣介石的評價：“他不使喚人才，他使喚奴才。”王新衡對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聽他話的，讓他高興的人。”張學良對奴才的理解與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說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懷，這種人不一定你說什么，他就聽什么，他不一定給你當奴才。奴才最大特點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處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處，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沒有人格，不僅聽話，更關鍵的他是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才聽話。

“蔣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聽奴才的。我舉個例子，那時我們開會，研究一個什么事，陳誠他不咋發言，那我們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蔣先生也不吱聲，這個事情不就等于決定了嘛。顧祝同跟我說：‘張先生，你信不信？今天這個會議決定的事，明天就會推翻。’我當時還不信。他說：‘會后啊，他(陳誠)一定到蔣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這個事情一定不是這個樣。”會開完以后，我就去關內去了，有人告訴我說陳誠去蔣先生那了。這我就明白了，顧祝同說得對呀。”“我評論蔣先生，用我們北方話說，蔣先生愿意聽小話。你正式跟他說的話，當然他也聽，不是不聽，但抵不過底下嘀嘀咕咕。”

蔣介石喜歡這種會說小話的人，“所以他用陳誠啊，戴笠啊，他喜歡這種人”。這種人圍在蔣介石身邊，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們中國不是沒有人才，這些人才都無處投奔吶。社會上的賢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沒有被運用。”

張學良說蔣介石心胸狹窄，不僅用人專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權力看得過重。西安事變前，“我和蔣先生我們倆吵得最厲害的一個問題，就是‘安內攘外’的問題。要說西安事變有什么秘密的話，最大的秘密就是這幾個字。他是先安內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內。……他和我的出發點不同，從個人出發點說，先說我啦，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人，即使共產黨跟我們爭，他還是中國人。他(蔣)認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產黨是他真正的敵人。……我認為共產黨是中國人，他認為在中國能夠奪取他政權的人，只有共產黨。那我就不同了，奪取政權也好，不奪取政權也罷，他(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是中國人。換句話，這是我說，你的政權就算共產黨不奪，也許被旁人奪去呢，你能防得了？”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膚施(今延安)會談，“周恩來有一段話說得特別有意思，他說呀，固然蔣中正他有他的短處，我們對他不是十分贊成，但是我們為抗日非擁護他不行。所以共產黨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為了大局呀。他說，蔣先生如果不‘剿共’，領導全國抗日，還得是他”。

抗日戰爭一結束，“蔣先生還是要消滅共產黨。那時候蔣先生手里有好多的軍隊，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裝備呀。我后來聽張治中跟我講，他說，那時候到東北呀，本來內定是讓他去，可后來陳誠不知在里面咋鼓搗的，陳誠去了。張治中說，如果我去，不會落到那樣。”張學良的意思是說，蔣介石沒有大局觀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