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對于中國辛亥革命，基本沒起作用。但是，辛亥革命十年后，辛亥革命的主力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卻一度掀起“俄才熱”，中國一部分青年的學習對象，由“東洋之才”向“俄才”轉變。這是為什么？眾所周知，日本是辛亥革命的大本營。孫中山在日本的民間、政府都有親密戰友，但是，辛亥革命后，進入北洋政府時期，孫中山卻決定“棄日聯俄”。

首先，中日政府關系已經發生變化。清政府時，日本對中國是欺辱排斥態度。兩國關系是敵對國。而北洋政府時期，日本對中國雖然欺辱，但并不排斥，而是扶植。北洋政府三系中，有兩系(奉、皖)是日本一手提拔起來的。在與日本的親密接觸上，北洋政府已經占得先機。在對待中國各政治派別的關系上，日本對北洋明顯比對革命黨人親。尤其在皖系主政北洋政府期間，日本不可能拋棄“一切跟日本人協商后行事”的段祺瑞，而示好孫中山。所以，孫中山不可能再聯日革命。

其次，20世紀初葉，“日主中從”的局面讓華人看不到“崛起”的希望，中國的革命力量不得不開始“另尋出路”。此時，恰好俄國發生了紅色革命，引起世界矚目。其中，當然也吸引了苦無革命“外援”的孫中山。蘇俄哪點吸引了孫中山？ 有人認為是“軍火和盧布”，然而事實證明：最有吸引力的，不是“硬件”而是“軟件”。史料顯示，孫中山最欣賞俄國的，是“黨務”——即俄共的組織和宣傳能力。而這也正是由革命黨轉為國民黨人所嚴重缺失的。孫中山對“俄共”的組織和宣傳之強贊不絕口，認為“黨務”最為關鍵。

“政治進行是靠不住的，隨時可以失敗。軍事進行，現在也有了多年，靠著他來改造國家，還說不定成功與否。所以政、軍兩種進行，成敗都未可必。只有黨務進行，是確有把握的，有勝無敗的。……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為重。宣傳的結果，便是要招致許多好人來和本黨做事。宣傳的效力，大抵比軍隊還大。”

“古人說：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宣傳便是攻心。又說：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們能夠宣傳，使中國四萬萬人的心都傾向我黨，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國五六年來，革命成功，也就是宣傳得力。我們要曉得宣傳這種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傳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軍隊奪了城池，取了土地，還是可被人推翻的，還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們要對宣傳切實來下番工夫。不如此，這目的就難以達到。”

從俄共的迅速壯大和自己革命的教訓中，孫中山意識到：國民黨缺乏組織，缺少革命精神和鞏固基礎，“故十年來黨務不能盡量發展，觀之俄國，吾人殊有愧色！”為此，他明確提出：以后當“師法俄人”，“以黨治國”。學俄共“組織和宣傳”特長，是孫中山“師法俄人”的主動機。而俄共這樣的組織，日本是沒有的，北一輝的黑龍會，宮崎寅藏的浪人會雖然也叱咤風云，但他們和后來的日本共產黨一樣，難成大氣候。可以說，在孫中山接觸的會黨中，無論中國日本還是東南亞，沒有一個像俄共這樣能奪取國家政權的，所以俄共之“組織和宣傳”能力不由令中國這位革命先驅眼前一亮。

雖然孫中山毫不掩飾政治上與蘇俄的不同，在與共產國際代表達林的談話中，明確表示，自己的政治榜樣是“美”非“俄”、“三民主義”起源于美國，與林肯總統“民有、民治、民享”的意義相通，但是，黨見與黨務是兩碼事，黨見不同，并不影響兩黨在能力方面的“取長補短”。怎么才能學到俄共“組織和宣傳”的特長呢？吸收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正是孫中山汲取俄國經驗的一種嘗試。孫中山后來在解釋他將共產黨員譚平山引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擔任要職時就說過，他看重譚就是因為譚“有能力和有才智”。用他孫中山的話來說：“彼共產黨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萬人，可見彼等奮斗之成績。”

擴張組織，擴大宣傳，折服一人算一人，傳入一地算一地，這就是孫中山掀起“俄才熱”的初衷。一言以蔽之，“俄才”有利革命。于是，蘇聯軍事顧問來了，軍火來了，盧布也來了，清一色的蘇式訓練、蘇式裝備，蘇式編制黃埔軍校也成立了……最要緊的，是國民黨的“黨務”有了重大起色，其組織力和宣傳力與昔日革命黨人已不可同日而語。一邊致力“黨務”，一邊打造黃埔軍校北伐軍的孫中山，看到了江山一統的希望。受此影響，中國一部分青年的學習對象，也開始了由“東洋之才”向“俄才”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