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客約產生于清咸豐初年，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與嚴密的紀律，有一個類似首領的人物，大家都稱之為某某哥，在他以下的人都是兄弟，圍繞首領活動。刀客分散為各個大小不同的集團，劃地自封，分布的地區，以潼關以西、西安以東沿渭河兩岸較多，渭北則更多。刀客有反抗反動統治階級的精神，也有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義氣。辛亥革命時，刀客曾經參加；辛亥革命以后，刀客逐漸銷聲匿跡。”沿著歷史文獻的記載，據《陜西省志》記載，“刀客會是關中地區下層人民中特有的一種俠義組織。其成員通常攜帶一種臨潼關山鎮（關山鎮今屬閻良區）制造的‘關山刀子’，刀長約3尺寬不到2寸，制形特別，極為鋒利，故群眾稱之為刀客。

追溯關中刀客的歷史，有的學者認為可以上溯到先秦，如楊怡魯在《刀客之稱謂》一文中所說“遠自秦之統一六國，天下豪杰多聚咸陽，開始有游俠之風，歷代相傳流為風氣，遍于三秦，尤多在關中渭河兩岸”。準確地說，還是在清末最多，他們大多投師拜友，學拳術，練擊技，攜利刃游行于同輩之間，義氣交往，俠義相助。主要的特點是仗義行俠。

生活上刀客主要是干些臨時性的行業，通常有三類：鹽客，在富平與蒲城比鄰的鹽灘地區，以販鹽為生；鏢客：主要是護送商旅，防路遇盜劫，通稱保鏢，主要在茶行和水煙行；賭博客：主要在一些民間集會排賭博，大則設賭棚，小則排賭攤，他們在賭博中很講信用，絕不輸打贏要。

讀《渭南縣志》中對刀客的記載，至今人們都能感到刀客的“義氣”：“刀客敢于反抗反動政府，抑強扶弱，視死如歸。雖無明確宗旨和紀律，但共同遵守一句約法‘光棍犯法，自綁自殺’。趙銀娃（刀客頭）手下的陽生（刀客），因做了壞事，趙就對他說：‘你知道的，該怎么辦！’隨即給小刀一把，令其自處，陽生坦然回答：‘大哥你要活的，還是要死的？’說著，從自己腿上割下了兩片肉，撂到地上喂狗吃。”

道光年間的蒲城刀客王改名，其母美貌，同鄉惡霸殺其父奪其母，襁褓中隨母入仇家，10歲知情，便苦練武功，決心報仇。20歲時，他殺死仇人，當了刀客。《蒲城縣志》說他“膽量過人，臂力出眾，武藝超群。飛檐走壁，如在平地，步履健捷，快若奔馬”。同輩推他為頭領，鋤強扶弱，劫富濟貧，并聚眾駐鹵泊灘南井家堡，堅壁深壕，備有火器，以防被捕，官吏無可奈何。當地百姓都受其領導。爭訟者常往說理，他聽雙方陳詞后，以公評斷，片言折獄，雙方皆服。久之，井家堡竟成了一方“法庭”。

辛亥革命后參加革命的刀客，如著名的嚴飛龍、馬長命、馬正德等人都是俠肝義膽，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有些人還壯烈犧牲。這些都是刀客俠義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而就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批的刀客從一個秘密的民間組織走向歷史舞臺，并開始迅速分化，直至最后消失。

其實在關山群眾中至今佩服的刀客要數閻良區武屯鎮房村的李虎臣。李虎臣就是有名的“二虎守長安”中的“二虎”之一，另外一位就是在西安事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楊虎城；是辛亥革命以后陜西軍界的風云人物之一。勢力最興盛時曾經是帶軍10萬的大將軍。但提起他，家鄉的群眾異口同聲地說他可是一個真正的刀客。

《閻良史話》中說，辛亥革命爆發后，李虎臣跑到西安投奔了“革命軍”，但革命后軍隊內部的一些不良作風及革命后一切照舊和勞動人民生活并沒有絲毫改變引起了他的不滿，他帶了一桿快槍，騎了一匹快馬回到閻良，交結張風鳴、南成祥、張明軒、丁增華等一批綠林義士，組成“渭北刀客”，獨樹旗幟，殺官兵替天行道，打財主殺富濟貧。1912年9月，渭北刀客在官道劉村伏擊了一隊官兵，繳獲許多槍支彈藥。從此發展越來越大，“渭北刀客”在李虎臣的帶領下逐漸由一幫江湖義士變為在當時陜西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軍事力量。

在刀客參加革命中，胡景翼不能不提。胡景翼，陜西富平人，早年留學日本，同盟會成員，是清末陜西革命的關鍵人物之一。在借鑒當時南方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發動武裝起義的經驗后，胡景翼認為應當爭取陜西的會黨和刀客參加革命。《富平文史資料》中說“辛亥革命，同盟會陜西發動者，如井勿幕、胡景翼并喜俠好義而通刀客，信知中之勇為者能為革命增添實力，只要以革命道義相喻，必攜刀從之”。在多方努力后，胡景翼結交了當時許多有名的刀客，如“飛龍”嚴孝全、“黑脊背”王守身等，向他們宣傳同盟會的主張，講解革命的道理，把他們引上革命的道路。后來這些人大都在反清起義中參加了起義隊伍，成為起義軍的骨干力量，胡景翼在藥王山起義時所編的三個營里，營長都是刀客。后來不少刀客成為革命軍的將領，其中嚴孝全、馬正德等人都為革命壯烈犧牲。

如今的渭北平原，刀客已經成為遙遠的歷史，刀客的傳說和故事也慢慢地生銹，失去原來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