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煤山上吊之后，安徽以南尚在明朝手中。誰來繼承大統就成了首要問題。當時可以繼承皇位的不過三人，：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與崇禎同屬一脈，都是崇禎皇帝朱由檢的祖父萬歷皇帝神宗朱翊鈞所出。還有一個萬歷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其中惠王，桂王，潞王都比崇禎大一輩，潞王還是萬歷的侄子，不能算萬歷一脈。只有福王朱由菘是萬歷的孫子，崇禎的堂兄。而且他的父親老福王要比惠王桂王都長。顯然不論血統親疏和長嫡，即所謂的倫序綱常，福王朱由崧是當然的不二人選。當年嘉靖朝的“大禮議”和萬歷朝的“爭國本”事件中，朝廷官員孜孜以命抗爭的就是這份血統親疏和長嫡。那么這次東林黨他們應該擁立福王了吧？可這次他們自扇耳光起來，說什么“立賢”。擁立潞王朱常淓——這個血緣輩分都不著邊的王爺。他們不說什么“萬事法”了。但潞王怎么賢呢？誰都知道明朝后期藩王也就大地主一個，能有什么作為從哪能看出賢來？而且這人在大名將士與清軍奮戰的時候，他卻酒肉犒勞清軍，這種忘恩負義，數典忘祖，一心投降的主賢在哪？福王怎么說也是在與清軍作戰中，被叛徒出賣活捉的，兩人差距可見一斑。

那么東林黨一開始為什么堅決不立福王呢？原因很簡單，老福王是因為東林黨當不了皇帝的，他們害怕福王報復他們，寧可冒著國家動亂也要阻止福王即位。明史寫道：倫序當屬福王。諸大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后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續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游說。

東林黨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史可法則看出立福王是唯一正確選擇，選其他人尤其是哪方面都不沾的潞王必然國家動亂，但他又害怕福王報復，于是找馬士英商量。之所以找馬士英是因為他手下有三鎮總兵，另外福王潞王都停留在他的治下，因此立誰都必須和他商量。從這方面看他對形勢的認識遠比錢謙益等高得多。馬士英當時非常想和東林黨親近，于是與史可法商量一個兩面都不得罪之法，舍棄二人擁立桂王。史可法于是寫信給南京方面提出擁立桂王，潞王為兵馬大元帥的方案。這時那些所謂“立賢”的東林黨也不立賢了，立馬準備儀仗去廣西迎接桂王了。可見這伙人的齷齪了，為了一己私利竟拿立國君這樣大事當兒戲。

福王朱由菘不干了，皇位眼看到手了，一眨眼煮熟的鴨子飛了，八竿子打不著的潞王當了兵馬大元帥，崇禎的叔叔桂王當了皇上，自己反倒成了局外人，你說這算什么事啊。

這時一個人看不過眼了。這人就是太監盧九德。這人能力如何？你看他節制的人左良玉、曹文詔、黃得功、劉良佐、陳永福等名將、悍將你就該知道了。這時正在鳳陽任監軍太監。盧九德在宮中與老福王關系不錯，也知道福王最有資格做皇帝了。于是找來高杰、黃得功、劉良佐三鎮三鎮總兵，給他們攤牌。他們原本關系不錯，又見是這個理啊，更何況還有一場大富貴，做吧。山東總兵劉澤清原本同東林黨一起支持潞王的，一看算了支持福王吧。

再說馬士英原本是立桂王的二號人物，又傾向東林黨，凡事都聽史可法的(馬得勢時曾對東林黨人曹曰廣說：：“立桂，史意也。予日：亦佳，但須速耳。”)，按說應該受重用了吧。結果馬士英邀請南京方面來浦口商量立桂大計，結果人家看不起他覺得他官太小(盡管他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掌控著幾個藩王，是南京附近最大軍事實力)，可人家就覺得他不配商討這么大事。找了兩個無關輕重的人，告訴他了一聲完了。

話說馬士英灰溜溜的回到鳳陽，可毀了。城里城外全是他手下的將士，大伙都擁立福王的。他一看就明白形勢了，自己不改變立場，別說仕途，小命保住都是問題。于是半推半就成了擁立福王的第一文臣。我們先別急著罵馬士英無恥沒骨氣。看看錢謙益等東林黨人的表現。在得知鳳督，四鎮總兵支持福王后，臉變得比六月天還快。立馬支持福王，更進一步的是為四鎮總兵請功。特別是那個叫囂擁立潞王的呂大器在得知福王先監國后，更是倡議也別監國了，直接做皇帝得了。連必要的遮羞布也不要了。錢謙益更是立馬緊抱臭名昭著的阮大鉞的粗腿。這就是東林君子的丑陋表現。

出于對民族英雄的尊敬，史可法的這段表現我們就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