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9時，日軍在南滿鐵路柳條溝附近實施爆破并嫁禍給東北軍，接著對北大營展開攻擊。

北大營駐軍倉促應戰，指揮混亂，又受不抵抗命令之限制，部隊在遭遇重大傷亡之后被迫突圍，僅獨立第七旅就"死亡官長5員，士兵夫144名，負傷官長14名，士兵夫172名，統計共傷亡官兵夫335名，士兵失蹤不明者483名"，日軍僅死亡2人，傷23人。

19日凌晨日軍又向沈陽城進犯，沈陽城內軍警因接到不抵抗命令，只有部分軍警進行自發性的抵抗，日軍占據沈陽城的過程中幾無傷亡，收獲卻驚人至極。僅在沈陽兵工廠就劫去各類步槍近萬枝、各類機槍2500余挺、各類炮近600門，還有數量驚人的槍炮彈，東北空軍新舊飛機260余架全為日軍劫獲。

在19日3時，日軍又向長春發起進攻，雖然長春守軍同樣是睡夢中遭到突襲，但由于距離東北軍指揮中心較遠，受不抵抗命令影響較小，各部官兵敢于自發應戰，反而給日軍相當傷亡，終因倉促應戰，各自為戰，大部最終被迫拋棄陣地裝備突圍而走。

據日軍統計，在長春附近的戰斗，日軍戰死軍官2人，士兵63人，負傷軍官3人，士兵73人，共計傷亡142人。

日軍同時還向營口、安東、鳳城等攻擊，則未受到實質性質的抵抗，僅19日一天，除沈陽、長春之外，日軍攻取的城市尚有、營口、田莊臺、蓋平、復縣、大石橋、海城、遼陽、鞍山、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以及安東、鳳凰城、本溪、本溪湖、撫順、溝幫子。

這就是著名的"918"事變，在一周之內遼吉大部淪陷，四月內東北全境淪陷。日軍最初僅出動一個不滿編的第2師團、鐵路守備隊、獨立守備隊共約1萬兵力，后來增兵1個師團司令部、2個混成旅，以小得出奇的代價就占據了全東北。可以說，這是中國近代史至為慘痛的一幕。

以往回首這段往事，人們更多地將問題焦點集中在誰下的"不抵抗命令"。雖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但日軍入侵事關民族大義，為何東北軍這個偌大團體里鮮有部隊能在第一時間挺身而出，成建制組織抵抗？

或許我們更應探討當時東北軍內部到底發生了什么問題，以至關外各部大軍短時間內土崩瓦解，把大好山河拱手付與他人。

誰下的不抵抗命令？這一問題曾圍繞著張學良與蔣介石兩個“把兄弟”。

助蔣一臂之力，東北軍第四次入關

但凡一個集團的土崩瓦解，多半與戰線過長，東北軍亦不例外，而九一八的悲劇恰恰與另一個九一八大有關系。

1930年9月，持續數月之久的中原大戰向有利蔣軍方面發展，馮玉祥、閻錫山聯軍接連失利。

張學良見戰局漸趨明朗，又受蔣介石高官厚祿與華北地盤的誘惑，不顧元老重臣反對，于1930年9月18日發表了武裝調停中原大戰的"巧電"，同時命令東北軍以六個步兵旅、三個騎兵旅共7萬人編成東北邊防軍兩個軍準備入關，這是東北軍第四次歷史上入關作戰。

東北軍以往三次入關，雖然有若干收獲，但總體來說最終都是戰線過長往往損兵折將，狼狽撤出關外，1930年又是中日關系風云緊急之際，東北軍入關作戰更是潛伏著危機。因此張學良對此頗為擔心，在入關作戰前他對于學忠交代："東北以往三次入關，聲名均很不佳，尤其以張景惠率領那次軍紀最壞。這次是第四次入關，一切事我都交付給你啊。你要往漂亮去做。"而于學忠按照張學良的指示，決定只接收河北、察哈爾與北平、天津兩市，同時采取一槍不放和平接收的策略。

按照這一方針，9月20日東北軍開始入關，當面晉軍自動移防，東北軍不放一槍就控制河北、察哈爾兩省與平津兩市，張學良與東北軍集團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頂峰。

此時的張學良，不但收獲了兩省兩市地盤，而且"北方軍事善后，完全交張學良主辦"，收編原晉軍與西北軍舊部五個軍，大體上控制了整個北方，并于31年4月在北平正式成立陸海空軍司令，其職權為代理陸海空軍總司令執行冀、晉、察、綏、遼、吉、黑、熱八省軍事問題(管轄范圍尚包括北平、天津、青島三特別市)。

至于在張在國民政府與國民黨內也處于事實上的第二號人物，其時"蔣張"并稱，正是張學良一生之中最得意飛揚的時刻。

東北軍入關使蔣介石徹底贏得中原大戰勝利，也讓張學良成為國民政府二號人物。

但是收獲華北地盤的同時，也令張學良無瑕顧及東北這個基本盤，原本按照張學良的規劃，準備用2/3時間駐沈陽，1/3時間駐天津，但入關以后諸事纏身，分身無術，只能長駐北平。

自1930年10月9日張學良在北平就職陸海軍副司令之后，相隔四月直至31年2月方回沈一次，31年4月又回沈一次，5月離沈以后便是再也沒有回沈的機會。

非但如此，東北軍入關動用的六個步兵旅、三個騎兵旅共7萬人皆是東北軍野戰精銳，裝備最好，戰力最強，這批部隊入關大大削弱了東北軍在關外的實力。

華北局勢多變，尤其是石友三部向來不穩，成為東北軍的巨大威脅。

石友三素有"倒戈將軍"之名，反復無常，1926年-1931年先后倒戈6次，在中原大戰之后借機占據了河北南部與河南北部，擁兵約6萬人，實力甚強，并于1931年7月18日正式通電討張，大舉向東北軍進攻。

張學良不得不把更多的部隊調入關內，1931年6月12日，東北軍外抽調步兵3旅，炮兵2旅，工兵1營入關，6月19日將張作舟25旅調往張家口，6月28日又抽調第19旅孫德荃、第29旅王永盛入關。至918事變前，東北軍在關內兵力多達11.5萬人。

而關外之東北軍，根據張學良1932年對國聯調查團所言，"9月18日事變之時，其軍隊在關外者，包括非戰斗員，計駐遼寧者6萬人，駐吉林者11萬人，駐黑龍江者5萬人，共計19萬人"。

雖然關外東北軍兵力表面多于關內，但是入關者皆為野戰精銳，在關外者多為守備性質之弱旅，戰斗力不強，故日軍敢以區區一萬兵力悍然發動918事變。

歷史充滿著偶然，“倒戈將軍”石友三在1931年7月18日反叛，將張學良牽扯在北京，不能不說這是東北軍在九一八事變中崩盤的原因之一。1940年12月1日，石友三企圖投向日軍，被其結義兄弟、部下、新8軍軍長高樹勛逮捕，活埋于黃河岸邊，終獲應有下場。

東北軍內部文恬武嬉，無法發揮戰斗力

伴隨著張學良長駐北平，事實上在沈陽之外形成事實上的第二個軍政中心，而張既長駐北平，只能在千里之外遙控指揮，918爆發之時，張學良尚忙于欣賞京劇，而東北三省軍政大員面對戰云密布的情況，也是一片文恬武嬉景象。

在沈陽的東北邊防代司令、參謀長榮臻9月17日正為其父作壽，18日尚"興猶未消，仍忙于家中應酬賓客，門前汽車很多。賓客盈門，……香煙繚繞，燈燭交輝，頗極一時之盛，"自然無瑕顧及軍政大事。

而吉林省主席兼東北邊防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則在錦州小嶺子為父治喪，吉省事務交由熙洽代理，以致鑄成大錯。黑龍江省主席、東北邊防副司令萬福麟同樣身在北平，事務交由其子萬國賓代理。

不但東北三省的軍政長官全部不在其位，就連許多軍政要員也不在其位，如東三省兵工廠總辦米春霖和代理航空司令張煥相身在北平，一旦生變，自然無從應對，只能任由日軍魚肉。

高級長官既然看戲的看戲，做壽的做壽，奔喪的奔喪，文武官員自然上行下效。

獨立第七旅作為對日一線部隊，向有不許在外歸宿的規定，但是918當夜，旅長王以哲不在軍中，激戰一夜，始終未回軍中，更談不上實施有效指揮，而三個團長，何立中在北平出差，張士賢當晚回家未歸，王鐵漢等炮聲響起來才臨時趕回軍中，軍中只有參謀長趙鎮藩在"看堆兒"，全旅幾無準備，自然在日軍攻擊之下倉促潰走。

獨立第7旅旅長王以哲事變當晚并沒有在軍中。

更可悲的是，在獨立第7旅潰敗之際，在沈陽城內用電報電話指揮的遼寧省長臧式毅還以為"快到拂曉了，他們的演習也該結束了。"而日軍在進攻長春南嶺的戰斗過程中，炮兵團首先遭受日軍突襲，在倉促之間展開激戰，步兵團竟然隔岸觀火，待日軍擊破炮兵團之后再從容轉攻步兵團。

日軍事后不得驚呼："步兵營位于炮兵營南方，有兵員三千。東方與機關兵營和迫擊炮營相接。當我軍進攻炮兵營時，步兵營猶如隔岸觀火，對我軍未采取任何行動，對于我軍的進攻極為有利。中國軍隊這一獨特的背信棄義，不禁令人瞠目結舌。"而據中方記載"日軍向南嶺發動襲擊時，兩個團長都不在團部"，"我南嶺和二道溝駐軍事先毫無戒備，當時都安然進入夢鄉。及至哨兵發覺得到報告時，日軍已逼近營房。

二道溝駐軍步兵傅冠軍營長，得到哨兵報告還不相信，竟打開門燈向外張望，恰好給包圍在墻外的日軍找到瞄準的目標，槍聲響處傅營長受重傷，同時陣亡連附一人，傷亡士兵數十人。營長既傷，所部就亂成一團……以致遭到大量殺傷。"

而日軍又記載"據說在南嶺曾發生這樣的事情。當晚，旅長李桂林偕心腹某團長(可能是步兵團長)在妾的家中打麻將。聽說日本軍來襲，由于他一向輕視皇軍，因而遲遲不曾起身。后來聽說步兵團已經危機，他立即逃走，恐怕步兵團長也和他一起逃走了。"南嶺、寬嶺子戰斗是日軍初期遭受抵抗最激烈、傷亡最大的一次戰斗，但指揮依然這般如同兒戲，而這樣的指揮，部隊又如何能發揮戰斗力，故日軍可以長驅直入，席卷東北。

東北軍軍紀松弛是日軍能輕易成功的關鍵原因。

政權勢如雪崩，各部多自行其是，形不成統一指揮

東北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封建軍事集團，以軍權為核心，政治依附于軍權，政治建設十分脆弱，以至于失去武力支持之后，政權就立時雪崩。

918以后日軍在短期之內分兵四出，到處攻城略地，下面以《"九·一八"后國難痛史》所記載的日軍占領鳳城為例：

"十九日夜二時許，日軍即行起包圍……于是上午七時，始長驅直入縣城，更將遼寧步兵第一團團部、二營營部、五連、七連、八連及機槍炮營、公安局、公安大隊部、縣政府等各機關，悉數包圍。我方將校士卒、機關以及全城民眾，均在夢中，以致占領縣城如探囊取物也。

日軍既占領縣城，乃召集步兵一團長長姜全我、公安局長張益三、代理縣長李科長，于西箭亭子地方，迫脅繳獲。姜全我平日為親日者，至此當無話說，張益三固以感難于應付，遂分別傳諭，并飭差牟皆同日軍，起始繳械。"鳳城縣城尚有大批步兵駐守，日軍進駐尚且如同探囊取物，不費吹灰之力，而且其余諸縣往往只有警隊駐守，日軍更是有若反掌觀紋，幾乎不費一槍一彈，在918之后的一周之間，日軍已經攻城30城，占領鐵路12條，控制了遼吉兩省大部，并開始組建日偽政權向日軍提供支援。

而中國方面，自沈陽失守之后，遼寧省政府被迫解體，9月22日張學良命令在錦州設立東北邊防軍長官行署與遼寧省行署，以張作相代理邊防軍司令長官，米春霖代理遼寧省政府，25日，撤至北平的原省政府部分人員在省警備處長黃顯聲帶領下抵達錦州，27日省政府行署開始辦公，隨后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抵達錦州。

但錦州兩署純屬權宜之計，張作相、榮臻極少理事，米春霖多居天津，實際主持兩署工作的黃顯聲僅為警備處長，僅能控制公安騎兵總隊，因此在兩署其存在三個月的時間之內，雖曾組織抗日義勇軍，但活動范圍不大，難以起到到大的作用。

至于吉林自從熙洽率眾投敵，一直處于群龍無首的處境，直至11月12日，才由允誠重新組織吉林省臨時政府，但是由于李振聲等軍政要人的反對，不得已將省政府建于賓縣，省府委員隨誠允赴任者只有王之佑一人，而王也只在賓縣住了一個多星期，就返回哈爾濱不再返回，民政廳長、省府秘書長等又相繼辭職，這一省政府實際未發揮大的作用，日軍攻占哈爾濱后，誠允不得不撤出賓縣，這一臨時省政府也不復存在。

熙洽當時代理東北邊防軍駐吉林副司令官，是首名投敵的東北軍高級將領。

黑龍江省政府稍好一些，萬福麟其時駐平未歸，省政握在其子萬國賓之手，但萬國賓是個年輕公子，不但素無威望，而且不堪大任，黑龍江不得不請示北平，9月24日萬福麟復電，"黑省軍事暫由警務處長竇聯芳負責照料，參謀長謝珂副之"，但竇聯芳與萬國賓一樣畏敵如虎，只有參謀長謝珂尚能處理軍務。

作為副指揮的謝珂尚能指揮黑省部隊在江橋作戰，一度擊退了漢奸張海鵬部的進攻，并邀請馬占山抵達齊齊哈爾擔任黑龍江省代主席，遂有江橋之戰，一度創造了東北抗戰的小陽春，但是伴隨馬占山在次年2月附日，這一小陽春遂不復存在。

1932年4月間，馬占山出走黑河再次舉起抗日義旗，重新組織黑龍江政府與黑龍江抗日救國軍總司令部。但隨其到齊齊哈爾投敵的舊部多數均未響應，實力較強的騎兵第8旅程志遠也投降日寇，因此馬占山聲勢不再，省政府的活動范圍大為縮小，只能在苦撐危局，于當年12月退入蘇聯。

日軍在很短時間就組建起了供其驅使效命的偽政權，而東北軍內部卻沒有統一的政權組織，各行其是，只有若干互不隸屬的武力集團各自為戰，形如散沙，甚至互相火并，自然可以被日軍逐一擊破。

謝珂將軍的決心抵抗令日軍一度止步于江橋。

內部矛盾早已令東北軍上下離心

東北軍從表面上是以張氏父子為核心，實則內部存在不同的派系。張作霖時代，奉軍大致有元老派、士官派、陸大派之分，在二次直奉戰爭之后，三派矛盾激化，屬于陸士派的郭松齡由于功高不賞，而元老派出力最少地盤最多，陸大派又對士官派長期進行壓制，斷然起兵反奉，郭松齡雖然反奉失敗，但是東北軍內部的派系紛爭依然沒有停息，尤其是張學良接掌東北軍大權之后，又與部分權臣元老發生了激烈紛爭。

在東北易幟問題上，"老一輩的顯要人物都表示百分之百的不贊成，或者說都把這種急劇轉變看做是一種危險"，其中以楊宇霆與常蔭槐表現最為激烈。

楊宇霆在東北軍這個團體內部極具威信，視張學良為小兒，張學良曾在殺楊之后給其夫人的書信談及"弟受任半載以來，費盡苦心，百方勸導，倩人轉達。欲其稍加收斂，勿過跋扈，公事或私人營業，不必一人包辦壟斷。不期驕亂性成，日甚一日。毫無悔改之心。"

張學良初承父業，主少國疑，又被楊常視為無物，自然有殺楊常立威之心，1929年1月10日，張學良斷然于大帥府老虎廳槍殺楊宇霆與常蔭槐。

楊常事件以后，東北軍內部局勢又是一變，張學良從表面上樹立起絕對優勢，并不斷提拔新銳親信在東北軍擔當重要位置。

如王以哲就是一例，1922年進入張學良組建的教導隊，不過是一個教導隊第一期中尉連副，而1928年已經成為中將師長，到918事變之后的1931年底，王已經提拔為67軍軍長，前后只有10年時間。

而老派人物就不斷受到貶斥，大多淡出權力核心，即使是仍處于權力核心的張作相仍然與張學良有著相當矛盾，中共在1929年的一份報告就指出"統治階級的內部有許多的沖突，新派(張學良)舊派(張作相)之爭潮，就表現了軍閥內部的矛盾……"

楊宇霆血濺老虎廳令東北軍上下離心、萬馬齊喑。

這種局面在平時尚可維持，一旦發生劇變，張學良通過殺戮建立的威信就蕩然無存，對東北軍失去有效控制，各部各行其是，率部投敵者屢見不鮮。

試舉一例，在洮南鎮守使張海鵬為投敵召開的支隊長會議上，徐景隆、鵬飛、劉茂義、傅銘勛等一些軍官猶豫不決，甚至還有人反對，張海鵬拍案大叫："你們都跟我當了大官，現在有事都不肯干，好！瞧姓張的小子自己去干。"這時參謀長李盛唐在一旁助紂為虐，憤然地說："我們受張家父子這些年的壓制，現在不干，還等什么時候！？"于是徐景隆、鵬飛等給張海鵬跪下賠罪，就任他的意思去做了。

張海鵬投敵經過可見通過過激手段建立起來的威信是何等脆弱，甚至于關健時刻引發激變的反作用，實際抗日陣營之中，同樣因為派系矛盾導致號令不行各行其是，前述允誠組織之吉林臨時政府即是一例。

而南嶺、寬嶺子戰斗步炮兩團不能協同坐以待斃，據日軍稱也與派系斗爭有關，"李旅長原是東北邊防副司令張作相的部下，但他更是張學良的親信，步兵團長又是李桂森的直屬部下，而炮兵團長穆純昌則是張作相的嫡系，因此兩人始終不能積極合作，結果一旦有事便被皇軍所擊破。"在這種情況下，整個東北軍政自然處于土崩瓦解的局面，洮遼鎮守使張海鵬、吉林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張景惠、延吉鎮守使兼獨立27旅旅長吉興、東邊鎮守使兼遼寧省防軍第1旅旅長于芷山、獨立騎兵第8旅長程志遠(曾參加江橋抗戰)、獨立騎兵第7旅常堯臣、獨立第21旅長趙芷香、獨立第23旅長李桂林等紛紛率部投敵。

張景惠是張作霖的結義兄弟，對老張甚至有知遇之恩，但九一八事變后的緊要關頭他卻離張學良而去。

據國聯調查："其中駐遼寧之軍隊，約有五萬左右撤入關內，所剩留關外者有十四萬人，據日本當局所述，現在關外軍隊之數為十一萬人，八萬人已加入滿洲國軍，三萬人則在吉林之東北，抗御日軍及滿洲國軍隊，約有二萬人或已加入所謂義勇軍"。

雖然雙方數字略有差異，但大致吻合，可知滯留關外的十四萬東北軍約有8萬投敵，1932年初期偽滿洲國軍不過8.5萬人，而舊東北軍竟達8萬之眾，這8萬舊東北軍不但參加對日作戰，反而助紂為虐，成為日帝幫兇，加劇東北淪陷，這自然與張學良不能妥善處理東北軍內部關系大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