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城風雨”是現(xiàn)代人慣用的成語，但很少有人深悉文字背后的辛酸。潘大臨是北宋黃州(今湖北黃岡)詩人，詩近蘇東坡，而貧則過之。蘇東坡在黃州尚有“東坡”數(shù)十畝地可耕，有“東坡雪堂”可住，潘大臨卻無立錐之地，只能租借田宅維生。

在一個黃葉紛墜的秋日里，友人謝逸寫信問他有無新詩，潘大臨懊惱回復：秋來景物皆佳句，只是受俗事牽絆而不能成篇。我昨日閑臥，耳聽欖林間的雨聲，意興驟發(fā)，起身在墻上寫了一句“滿城風雨近重陽”，忽然間，地主過來催租。我雅興頓消，無心吟詩，只有此句奉寄。

宋朝的房租有多貴？精確的數(shù)目頗難稽考。和今日相似的是，大城市的租金貴過小縣城，富人的相對負擔較輕。宋朝的房屋租賃業(yè)遠比唐朝發(fā)達。根由主要有二：首先是因為科舉興盛，士子爭躍龍門;其次是由于人貨殷繁，商旅奔波不息。每近考期，由于京城會集了成千上萬的考生，供需極不平衡，房租也跟著暴漲，尤以地近考場貢院的房屋為甚。南北宋政情不同，但價格規(guī)律永遠是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周密曾說：“其(杭州)諸處貢院前賃待試房舍，雖一榻之屋賃金不下數(shù)十楮。”

眉山“土豪”蘇洵，租不起京城豪宅

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原是“少年喜奇跡，落拓鞍馬間”的浪子，27歲始發(fā)奮讀書，而將生業(yè)交付妻子程氏。程氏帶著孩子，僦居眉山縣城紗轂行，經(jīng)營商業(yè)，不出數(shù)年，遂成富家。而蘇洵也得以篤志于學，卒成大儒。宋仁宗嘉祜二年(1057年)，蘇洵領著兩個兒子入京備考。眉山“土豪”蘇洵卻租不起京城的豪宅，只能退而求其次，寓居京郊的興國寺浴室院。

宋朝人口流動較頻，來京常住與暫住的異鄉(xiāng)人都得尋個棲身處。因此，成為都城的房東就等于手持一張長期飯票。蘇東坡的一個堂兄長住開封，因有數(shù)間屋宅出租，日子過得優(yōu)哉游哉。宋仁宗的重臣夏竦，見租賃業(yè)前景大好，就在京城廣置地產(chǎn)，大辦旅館，成為汴京最有名的“包租公”，“邸店最廣，日入極豐”。

“樓店務”是宋代的公租房，租金低人氣高

然而，夏竦還不是京城最大的業(yè)主，比起“店宅務”還差得遠。店宅務原名“樓店務”，是經(jīng)營各地公有宅地的“房管局”，負責房屋的租賃、修繕、管理諸務。公用宅地的出租房即為我們現(xiàn)在的“公租房”。

宋代公租房以其較低廉的租費，吸引了大批平民入住。據(jù)官方統(tǒng)計，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開封府共征收134629貫年租，開封樓店務所管的房屋計有26000余間，依此可算出，開封府宮舍的月租約在450文上下。據(jù)程民生教授的《宋代物價研究》 記載，宋代普通百姓日收入約是100文，上焉者或達300文，而北宋的單日最低生活費約為20文，算下來，一個5口之家只要有2個有收入之勞力，刨除必要的開支，每月還能節(jié)余3貫即3000錢，支付京城400到500文的公家租金當是綽綽有余的。看來，在非科考黃金時段，房租并未成為普通百姓不可承受之痛。

靠賣燒餅，武大郎租下一棟兩層小樓

對于宋代房租尚未貴得離譜的觀點，我們亦可證之于元末明初成書、以北宋末年為時代背景的《水滸傳》。古典小說雖不可當真史看，卻能反映古代社會的一些側(cè)影。《水滸傳》 人物武大郎，別看他矮小懦弱，卻能光靠賣幾籠蒸餅，而在山東清河縣租上一棟獨門獨戶的兩層小樓，還能將潘金蓮養(yǎng)在家中，供得起她的脂粉錢。除《水滸傳》外，歐陽修筆下也記載了一戶賣餅人家的房租，他們每月只需交180文的房錢：“開餅店為活，日掠房錢六文”。

潘大臨混得還不如武大郎，確在情理之中。古時的文人只有一條出路——金榜題名，除此別無他途。但是，科舉之路偏偏是世上最窄的路，古人以“千軍萬馬行過獨木橋”喻之，實為妙喻。潘大臨終身不第，沒有一技之長，沒有到手功名，憑何自存于世呢？幸巧他認識了蘇東坡這片“及時雨”。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蘇移居汝州。他在赴汝前，將“東坡”之田和“雪堂”居所交給潘大臨兄弟照管。東坡田園雖不廣袤，卻足以讓潘氏兄弟免于饑寒，潘大臨再也不用忍聽那些令人晦氣的索租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