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失守及后來劉備為奪回荊州而發動的蜀吳之間的戰爭，以劉備一方的失敗而告終。劉備在長期軍閥混戰中所建立的軍事實力遭到致命的打擊，許多將領如關羽、糜芳、傅士仁、黃忠、黃權、潘浚，馮習、張南、吳班等或死或降，士卒物資等的損失更為嚴重，史稱蜀軍“舟船器械，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有人認為荊州之失在用人不當，不過假設劉備用人得當，能在兵力分散的情況下保持荊州嗎？退一步說，即使能保持荊州，能避免與東吳之間的戰爭嗎？而一旦蜀吳之間為荊州而爆發戰爭，孰勝孰敗，對劉備一方來說，損失都是無法避免的。如果蜀方不能大勝，這場戰爭的長期化也是可以預見得到的。正如趙云所說：“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三國志趙云傳》注引《趙云別傳》)。希望在保有荊州的同時，聯合孫權分途出擊，等于讓孫權替劉備打天下，這個如意算盤打得太響了。

彝陵戰役之后，諸葛亮在一段時間內采取與吳聯盟，穩定后方及內部的策略，使蜀漢得到喘息的機會。經濟上有恢復及發展，南征平定孟獲等后，后方也獲得安定。但此后的北伐，是蜀漢戰略上的又一大失誤，并因此直接導致了蜀漢的敗亡。“北伐中原”，爭奪天下，是蜀漢的一貫戰略。這一戰略本身無所謂錯，但是諸葛亮對敵我雙方的實力以及軍事上實現這一戰略的可能性缺乏正確的估計，又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己方的策略，從而陷入軍事上的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之中，導致失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陳壽論諸葛亮所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的話，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蜀將魏延曾有分兵出子午道的計劃，諸葛亮以此計劃“懸危”，而未予采納。有人據此認為這是諸葛亮缺乏“應變將”的表現。不過，現代史論者大都同意諸葛亮的處置。因為，子午道道路險峻，對大軍作戰，行動、后勤運輸，均十分不便。如遭遇對方據險反擊，后果嚴重。即使魏延能出子午道占領長安，在魏軍反攻之下，以五千兵力能堅持多久呢？而一旦戰事不利，諸葛亮的主力(出斜谷)無法予以任何幫助，魏延軍將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蜀漢軍力有限，諸葛亮不肯拿蜀軍有限的實力作毫無把握的冒險，這是正確的。事實上，單以用兵指揮、計謀等來說，諸葛亮是很高明的，太和二年出散關攻陳倉不果，退兵時用計斬魏將王雙;太和四年故技重施，退兵時伏兵射殺魏“良將”張頜;司馬懿與蜀軍交手，也被打得大敗，蜀軍“獲甲首三千”。但之所以局部雖獲得若干勝利，全局仍毫無起色，原因即出在諸葛亮不顧時機，堅持北伐，這一短視行為上。

當時魏國無論在國土、人口、經濟等各個方面都遠在蜀國之上。所謂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以小國勝大國，都是有條件的，比如對方發生大規模內亂，或經濟蕭條陷入困境，或對方在對外戰爭中遭受大的失敗等等。而當時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曹操作為一個優秀的軍事戰略家，早已看出魏蜀吳之間戰爭的長期性，轉而采取加強鞏固內部經濟，軍事上取戰略防御的方針(《三國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別傳》，后面我還會提及此點)。而諸葛亮對此顯然缺乏正確的認識，始終拘泥于“北伐中原”，勢必陷入軍事冒險之中。從軍事角度看，蜀占據漢中南鄭，而魏占隴西、長安兩大要點，雙方隔秦嶺山脈對峙。無論從哪一方來看，都是攻難守易。當時川陜通道一共四條：嘉陵道、褒斜道、駱谷道、子午道。其中駱谷、子午兩道不適合大軍行動，無論魏國南征或蜀漢北伐，一般都取道嘉陵或褒斜。褒斜直接聯系漢中，交通近捷，但坡度過于險峻。嘉陵道有嘉陵水運之便，谷道較為平坦，沿途州縣較多，考慮到軍糧轉運，行軍、宿營等等問題，嘉陵道是最主要的通道。自漢高祖出漢中定三秦，到東漢初劉嘉和延嶺戰，馮異和李育等戰，到漢末曹操自長安攻漢中張魯，一律取道嘉陵。三國時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歷次戰斗也都在嘉陵道。諸葛亮北伐，三次出嘉陵道，只有一次出斜谷。姜維伐魏，一次出駱谷。魏伐蜀前后三次，出子午、駱谷、褒斜各兩次。南北朝大小戰爭十多次，幾乎全部沿嘉陵江線。隋唐時德宗避亂南鄭，出駱谷道，但無川陜間戰爭。五代戰爭路線也大都在嘉陵道，出褒斜和子午只分別一次，且并非主力。金、元侵略四川也大抵皆沿嘉陵道，褒斜道只一次。明清川陜交通一般都沿褒斜道，但戰事一起，嘉陵道就又出現，如李自成數次自四川取嘉陵道，出陽平關，往關中或甘肅。清初進軍四川，也走嘉陵道。綜上所述，川陜間戰爭路線就是這么幾條，而主要的線路又集中于嘉陵道。這對于防守一方來說，是很有利的，因為非常容易判斷對方的主要進攻方向。事實也是如此。比如，劉備陣斬夏侯淵，奪取漢中后，曹操親自率大軍進攻漢中，劉備“斂眾據險”，不與曹操交鋒，魏軍不得不撤退;諸葛亮數次進攻魏國，司馬懿“斂軍依險”，諸葛亮也無可奈何;諸葛亮死后，曹爽率大軍出駱谷道伐蜀，蜀軍屯漢中興勢山待敵，魏軍不能勝，反而在退兵時被伏兵邀擊，遭受損失。

因此，蜀漢一方的戰略進攻，雖然聲勢咄咄，但究其實際，除了勞民傷財之外，毫無用處。即使再有若干局部勝利，也無補于事。單軍糧運輸一項，即難以解決。諸葛亮雖然采用“木牛流馬”以及選擇若干地點建立糧倉等方法，都無法解決“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的問題。最后在渭水屯田，擺出打持久戰的架勢，也是窮余之策，無效果可言(因為大軍遠征，用糧主要仍得靠后方運輸，“南泥灣”只能解決一小部分)。反觀魏國，赤壁之戰后采取了正確的戰略方針，以逸待勞，反復挫敗了蜀漢的攻勢。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魏散騎常侍孫資就提出：“武皇帝(曹操)圣于用兵，察蜀賊棲于山巖，視吳虜竄于江湖，皆擾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夫守戰之力，役三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險要，......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疲敝”(《三國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傳》)。后來司馬懿、曹真西御諸葛亮，主要即依據這一戰略方針。

有人認為諸葛亮的北伐雖然沒有達到目的，但牽制了魏軍長期在長安、隴西一帶作防御戰，尤其是取武都、陰平后，戰爭始終在魏國境內，使蜀漢內部得到了安定。其實，蜀漢連年用兵，將諸葛亮在經濟上取得的一些成就消耗殆盡。諸葛亮死后，蔣琬等當政，都采取持重的防御戰略。魏國的幾次進攻，也都被擊退。到姜維掌握軍權后，又再次實行了諸葛亮的北伐戰略，幾乎年年出兵。結果造成經濟蕭條、人民厭戰的局面，從而最終崩潰。當時全蜀“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可是“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三國志后主傳》)，平均九個人負擔一個士兵，七戶人負擔一名官員。東吳派往蜀漢的使者稱：“經其野，民皆菜色”《三國志薛綜傳》)。這樣的政權，自然無法維持下去。退源禍始，不能不說諸葛亮的北伐戰略實在是大錯而特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