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曾經說自己“凡事但求實際，不務虛名。”(《清圣祖實錄》，卷二六八)這倒不是康熙的自詡之詞，而是他在治國理政中時刻遵從的一項準則。他曾經先后八次拒絕群臣們為他上尊號的請求，就從一個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切實的例證。這八次拒受尊號的時間分別是：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亂”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鄭克塽(shuǎng)歸降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平定噶爾丹后;此外還有五十、六十、七十壽辰(1702、1712、1722)之時共三次;登基五十、六十周年(1711、1721)時共兩次。

在封建時代，給皇帝上尊號是一種“大典”，所謂“加上尊號，典禮甚大”。(《康熙政要》，第242頁)因為對于一個乾綱獨斷、至尊無上的封建君主來說，權力和地位都已經臻于巔峰，無可再增，所以“上尊號”便是擴大政治威望、提高歷史地位的重要舉措，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義。康熙皇帝拒絕這類活動，究竟出于什么樣的心態？有著什么樣的政治考慮？我們可以拿第一、二兩次的情形作一點剖析。

康熙初，鎮守云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擁兵自重，對清朝中央政權陽奉陰違，形同割據。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下定決心撤藩，吳三桂及耿精忠、尚可喜子尚之信起兵與清對抗，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三藩之亂”。三藩兵力一度占領云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四川、湖南等省及江西、浙江、湖北、陜西、甘肅一部，對清政權的統治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經過整整八年的艱苦戰爭，終于在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亂”的勝利。兩年以后，一直占據臺灣奉明朝為正朔的鄭克塽在清軍大兵壓境的情況下歸降清朝，實現了臺灣的統一。這兩件事無疑意義重大，正是以此為標志，開啟了長達百余年的著名的“康乾盛世”。所以在這兩次重大歷史事件之后，群臣們提出要給康熙帝上尊號，應該說也是適逢其會。我們來看一看當時的具體情形。

平定“三藩之亂”后最早提出要給皇帝上尊號的是監察御史何嘉佑，他的理由是：“今天下蕩平，皆賴皇上一人功德所致”，所以“應加皇上尊號，以彰功德”。(《康熙起居注》，第一冊，第787頁。以下凡引此書者只注頁碼)此后，有的人也許出于真誠愛戴，有的人也許出于對權力崇拜，有的人也許出于阿諛逢迎，有的人也許出于從眾心理，總之，大臣們從親王、內閣大學士、九卿到詹事、科道等官員，凡是身份和地位具備向皇帝進言資格的，無不爭先恐后，紛紛上奏，掀起了一場請上尊號的熱潮。

有些人重復著何嘉佑提出的理由，強調“三藩之亂”的平定是皇上一人之功。康熙帝明確否定了這種說法，說：“所奏稱天下蕩平，皆朕一人功德所致”，“這所奏無益”。(第787頁)他多次同大臣們回顧了平三藩的決策情形，表示這一場斗爭經歷了復雜的過程，如“事有錯誤，朕亦自任，斷不歸咎于人”。現在取得了勝利，乃是“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將士用力，“疲于征調”;百姓困苦，“敝于轉運”，連官員也裁減俸祿，以供軍需。這是上下一心，共同奮斗的結果，“若遂侈然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賚(lài，賞賜)，實可恥也”。(第792頁)

另外一些官員則強調，“今三藩殄(tiǎn，滅絕)滅，后患盡除”;“海宇寧謐”，“天下乂(yì，安定)安”。有的甚至用了“當此盛世”這樣的字眼(第786頁)。既然天下已經太平，皇帝“功德巍巍，自古圣君所不逮，理宜恭上尊號”。(第800頁)對于這樣一些議論，康熙帝卻按照另外一種思路，講了另外一番道理。他跟太皇太后說：“自寇亂用兵以來，將士罷(同疲)勞，民生困苦，瘡痍未復，喘息未蘇。雖兵戈乍戢，疆宇初平，國家紀綱正宜整頓，地方元氣正宜培養，臣何敢宴然自處，以為太平無事，受納尊稱。”(第798頁)他跟大臣們說：“頃雖賊亂削平，地方底定，而民困未蘇，瘡痍未起。君臣之間，正宜各加修省，息兵養民，布宣教化，務以廉潔為本，用致太平。”(第792頁)“獨念數年之中，水旱頻仍，災異疊現。師旅疲于征調，被創者未起;閭閻(民間)敝于轉運，困苦者未甦(同蘇)。因軍興不給，裁減官員俸祿及各項錢糧，并增加各項銀兩，仍未復舊。每一軫(zhěn，悲痛)念，甚歉于懷。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潔，俾(bǐ，使)生民得所，風俗淳厚，教化振興，天下共享太平之福，雖不上朕尊號，令名實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舉，則上尊號何益？朕斷不受此虛名也！”(第792、793頁)

當大臣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奏請時，康熙帝斬釘截鐵地說：“朕意已定，決不允受。如受之，則前言為虛矣。”(第800頁)“其上朕尊號之事，斷不可行，此乃朕實意，非粉飾之詞也。自今以往，大小臣工各宜洗心滌慮，砥節勵行，休養蒼黎，培復元氣。爾等可向九卿各官悉諭朕意，不必再行陳請。”(第793頁)

兩年后，群臣因臺灣統一，“神功圣德，超越千古，非加上尊號，無以慰臣民仰戴之愿”，再一次請上尊號。康熙帝同上次一樣，堅決拒絕。他說：“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何用矜張粉飾？”“朕但愿以平易之道，圖久安長治，不愿煩擾多事，可將朕意傳諭九卿、詹事、科道知之。”(《康熙政要》第242頁)

一些評論者往往把康熙皇帝拒受尊號的行為，歸之于他的謙遜。例如《康熙政要》的執筆者在談及此事時就說：“群臣請上尊號，至于再四，而謙讓彌堅，至德益廣。”(第803頁)《康熙政要》也把這些事跡納入《論謙讓》這一卷的內容之中。這當然并非沒有一點道理。但把全部問題歸結為個人的品德修養，似乎還沒有完全說到點子上。其實，我們如果認真讀一讀詳細記錄皇帝言行的《康熙起居注》這部書，可以發現，康熙帝對于大臣們一些“頌圣”的話，有時明明是言過其實，也常常會欣然接受。所以，他的拒受尊號，更為重要的還是反映了他作為封建統治者所具有的難得的寬闊政治胸懷，反映了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凡事但求實際，不務虛名”的政治風格。如果把問題提高了來看，可不可以說，正是這種政治胸懷和政治風格，使他在歷史舞臺上扮演了“康乾盛世”開拓者的角色。如果他一味追求虛名，受到損害的將恰恰是他的政治實績，他在歷史上的地位也許會打一個很大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