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王母，莫高窟第249窟窟頂南披刻畫：洪荒、荊棘、坎坷，苦難、掙扎、跋涉。 這一連串華夏民族誕生之初的記憶，似乎依舊講述著那個久遠年代的滄桑。西王母的出現，無疑是一種溫暖。

西王母和炎黃二帝同出一族

《青海通史》道：“在中國古代的傳說資料中，有不少關于羌人的史跡，如發源于青藏高原的昆侖神話中，關于西王母的傳說，是母權氏族社會西部羌人先民的生活與斗爭，愿望與追求的藝術反映。”提供了這樣一條線索——西王母源于羌。

有關羌人最早的記載，出現在《山海經》中。而在漢朝王莽時期，也留下了“羌獻其魚鹽之地，仙海，西王母石室”的記載，對西北史研究頗有建樹的李文實教授曾指出：“西王母乃氐羌最早的女首領的稱號。”這些記載與考證，是對西王母源于羌這一論斷最好的說明。

《史記》中記載：“炎帝者，黃帝同母異父之兄弟也。”又說：“黃帝姬水成，炎帝姜水成。”據史學家考證，姬水在今天的甘肅夏河流域，姜水在今天的渭河上游支流或是湟水。在古文中，姜通羌。也就是說，黃帝、炎帝和西王母均出自羌戎部落。

在《山海經》中還記錄過這樣一個故事，炎黃二帝曾經歷過漫長的征戰，有一次黃帝打了敗仗，西王母曾派九天玄鳥協助黃帝，有專家考證，九天玄鳥，其實就是西王母的軍事首領或是軍事顧問，這足以說明西王母在那場推進華夏民族誕生的戰爭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西王母曾幫助大禹治水

在華夏歷史上，大禹是一個極具傳奇色彩的偉大人物。查閱相關史籍我們會發現，大禹和羌人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史記》中記載，“禹興于西羌。”《路史·后記》中說大禹是“西夷之人。”《潛夫論·五德志》稱大禹為“戎禹”。此外，在《新語》《后漢書》中，都有關于“大禹出西羌”的記載。而《吳越春秋》有關大禹的記載最為詳細。這部書明確指出，禹“產于高密，家于羌，地曰石紐。”石紐，就是今天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地區的石鼓鄉，而高密是對密人國的尊稱，“密人”為“女人”的諧音，專家懷疑，這就是大禹曾和西王母有過實質性接觸的一個證據。

事實上，據史書記載，功勛卓著的大禹曾經真的和西王母國有過密不可分的聯系。

荀子認為，大禹治水前曾“學于西母國。”另據《論衡》記載：大禹稱帝后，曾“益見西王母”。

歷史上，大禹治水時曾真的留下過“導流積石”的記錄。積石山有兩種說法，一在我省黃河源頭，一是我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的積石峽谷，這兩座積石山都是東昆侖山余脈，這里黃河驟然轉彎，其峽如削，地勢十分險要，其所處地域，亦屬于西王母國。

實際上，近現代有關專家對我國地質的研究表明，在大禹之前，華夏大地上，還曾發生過三次大的洪水，中國古書中記載的三皇五帝都是在每一次華夏大地遭受洪水后人文復蘇時期誕生的救世英雄，他們成為歷史橫斷面上的標志性人物或是族團代表，而距今約四千年前的大禹，只是距現代人最近的一位因治水而成名的英雄。

1982年，我省柴達木盆地柴旦湖南岸又發現了大批石器時代的遺物。這些發現，將青藏高原人類活動的歷史，至少推進到了3萬年前。

此后，我省湟水、大通河、黃河三河間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更是不斷被發現，青海的遠古文明的發展脈絡，漸次清晰于人們的視野之中，而這樣的發現，到了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喇家文化遺址和柳灣彩陶的發現，達到了高潮。

喇家文化遺址和柳灣遺址，都坐落在河流兩岸的臺地上，這樣的臺地不僅擁有著可以耕作生息的小環境，而且還具有防范洪水的功能，在生產力并不發達的遠古時期，這樣的小環境對人類的生存發展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

聯想到大禹治水的故事和近年來專家們對數千年前黃河曾頻繁改道的地質發現，因遠古時期地質結構不穩定，華夏大地始終處于洪水地震的高發時段。黃河上游及其上游支流地區，很有可能就是地質結構相對穩定，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區域，這也恰好能反映出史前文化遺跡在河湟谷地、在黃河上游地區、在渭河流域、在夏河兩岸頻繁出現，而在黃河中下游卻很少見的原因之一。

還有，華夏民族形成的時期，正是羌人處于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時段。一部分代表父系氏族文明的羌人，漸次從誕生地分離出來，并由西向東尋找新的家園，他們創造的文明也就呈階次狀由西向東傳播漸進，并最終發展成為了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文明，而留在羌人原有的部族，依舊維持著母系氏族的狀態，她們創造的文明形式，逐漸在歷史的天空中黯淡。

歷史的發展是一個以時間為依托的漫長過程，在軒轅到大禹千余年間，西王母始終與中原文明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并留下了諸多記載。有專家因此指出，軒轅乃華夏之父，西王母是華夏之母，看來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