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早已成為激勵仁人志士的千古名句，但范仲淹的主要事業并不是寫散文，而是主持北宋中期轟轟烈烈的慶歷新政。

總的來說，宋仁宗趙禎在1022年登基之后，還不算一個壞皇帝，可他的日子并不好過。內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壓力下不得不考慮改革了，此際，他想起了范仲淹。

本來范仲淹還有動搖，也許仁宗求治心切，沒有充分考慮改革的艱難吧，但皇上的信任已達極致，臣子還有什么可說的？幾天之后，他寫出了《答手詔條陳十事》上交仁宗。在這個奏折中，范仲淹說出一個真理：“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

范仲淹這個奏折在中國改革史上大大有名。仁宗接到范仲淹的報告，極為高興。經研究，除第七條軍事建議之外，其余九條，補充細則，陸續下詔，全國執行，時人稱為“新政”，即后來所謂的“慶歷新政”。其重點是干部制度改革，屬于政治體制改革范疇，是非常棘手的燙山芋。

宋代冗官太多，歷史有名。當官的路子五花八門，科舉考試當然最正宗，除此之外，還有“門蔭”、“納粟”等途徑。人人謀官，千軍萬馬擠獨木橋。

首先，宋代科舉取仕名額出奇地多。就取仕人數來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可謂空前絕后，官員數量當然大大增加。但是，科舉出身好歹要考一考，還算公正合理。更多的問題，出在“門蔭”制度上。

“門蔭”又稱“恩蔭”、“蔭補”，就是俗話說的“大樹底下好乘涼”、“朝中有人好做官”。皇帝宗室子弟以及外戚后裔封官封爵，是歷朝通例。

除此之外，還有“納粟”，即買官。政府擴充軍備、疏浚河流乃至賑濟救災，富人出來交錢交糧，可以封個一官半職，這慢慢成了制度。

以上因素疊加起來，自然冗官太多，素質下降。時任諫官的歐陽修在湖北鐘祥調研時發現，當地一把手王昌運又老又病，連走路都走不了，要兩個人攙扶著才能辦公，3年下來，州政荒蕪衰敗。替換他的劉依，也已經70多歲，耳聾眼花，連當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歐陽修給仁宗寫報告說，陛下想一想，這樣的干部，能夠治理好地方嗎？

范仲淹對此深惡痛絕，他認為最關鍵的，首先是削弱“門蔭”集團。在遞交《答手詔陳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詔》等重要文件下發，限制干部子弟世襲當官。

同時還打擊了“門蔭”的變種，就是一些大太監仗著大內威勢，違反規定，私自占據首都一些地區和很多肥缺單位的一把手位子，頤指氣使，而且十幾年不讓位。范仲淹、富弼和韓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這些地區領導人的任期定為3年，不得私自請求連任;任期超過3年的，請皇帝下詔罷免，另擇合格官員擔任。同時，范仲淹派王鼎、楊、王綽3個能干的官員明察暗訪各級各地官員，發現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員，處置貪官庸吏。范仲淹撤職不合格的干部時毫不客氣，每看到據實調查的報告，他就大筆一揮，把貪腐官員的名字抹掉。富弼說：“一筆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歷史名言：“一家哭總比一個地區都哭要好！”

一旦動真格重新進行利益分配，稱范仲淹為圣人的就越來越少了，這就是人性。結果是相當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監開始暗中串通，組織力量策劃鏟除范仲淹。

一個辦法是從經濟問題入手。新政開始不久，監察御史梁堅就上書彈劾陜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軍區副司令張亢貪污挪用機要費。這兩個人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堅決支持者。機要費是皇帝批給官員的一小筆機動錢，在使用上有模棱兩可的余地。范仲淹見此，不惜辭職，起而為他倆辯護。但對方也以辭職要挾，有一個與范仲淹作對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也鬧辭職，而且真的不來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經批評仁宗好吃好喝，語詞有點夸大，鬧得仁宗下不來臺，很是不快。這會兒，仁宗不免有點兒記舊仇，倒向了王拱辰，將滕、張二人貶官。

再就是栽贓誣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歐陽修等人彈劾而貶官，因此對范仲淹、歐陽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歡書法，精于字形字體的研究，他身邊一個丫環也迷上了這一道。慶歷四年(1044年)，他唆使這個丫環模仿名士石介的筆跡，漸漸以假亂真。石介是堅決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經常寫文章和詩賦議論朝政，十分大膽。老夏真夠黑的，竟讓丫環模仿石介的筆跡，篡改了石介給富弼寫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內容暗含著要發動政變把仁宗拉下馬的意思。夏竦把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舉報。仁宗看了這封信，不太相信，可內心也不由得犯起了嘀咕。

特殊利益集團還有一個致命的陰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組黨，搞非法組織。

當朝宰相賈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諫官錢明逸向皇帝告狀，說范仲淹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擾亂朝廷，他們推薦的人，多是自己的朋黨。凡是他們一黨的，竭力保護張揚;不是他們一黨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這一告，觸到了北宋建國以來最敏感的政治痛點。

宋太祖趙匡胤在奪取政權之后第三年(963年)九月，以唐朝牛、李黨爭造成許多后患為鑒，曾下詔書說：凡是及第的舉人，嚴禁稱主考官為恩師、老師，也不許自稱為門生。宋朝統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間結合成派系或朋黨，發展成皇權的一個離心力量，他們要把互相牽制的原則充分運用到官僚人際關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這方面表示了決絕的態度，決不讓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詔指示朝官“戒朋黨”。所以，這實際上成了宋初以來一條家法，一道底線。收到指控結黨的小報告之后，仁宗想聽聽范仲淹的說法。慶歷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問道：“過去小人多為朋黨，君子難道也結黨嗎？”胸懷坦誠的范仲淹竟回答說：“我在邊防的時候，見到能打仗、會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稱一黨，怯懦的人也自稱一黨。在朝廷上，正、邪兩黨也是一樣。陛下只要用心體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結黨做好事，那對國家有什么害處呢？”仁宗對這個回答當然很不以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黨之爭甚囂塵上、范仲淹因此逐漸失去仁宗信任的情況下，37歲的歐陽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寫了一篇《朋黨論》的政論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傳閱。

歐陽修的文章，對派別問題不但不稍加避諱，反而承認大伙的確都在結黨。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偽朋”，有君子以“同道”結成的“真朋”。歐陽修提出，做皇帝的，應當辨別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們已經結成了一個朋黨派系，同時這也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線挑戰。從北宋皇帝極深的避諱和憂慮來看，如此理直氣壯地宣告結為朋黨，對慶歷新政來說，就等于自殺。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團彈冠相慶(他們絕不承認自己是結為朋黨的)，政治局勢急轉直下。此文成為慶歷新政決定性的轉折點，因為對宋仁宗來說，這是一個極為敏感、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再加上朝堂內外反對改革之聲連成一片，仁宗為了維護皇帝的專權統治，下決心將“氣銳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這一年六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為陜西、山西宣撫使(處理地方軍政事務的高級官員)，范仲淹被迫離開京師。朝廷中的反改革勢力趁機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動搖。

十一月，仁宗下詔強調“至治之世，不為朋黨”。

慶歷五年正月，仁宗罷免了范仲淹參知政事職務，貶官到陜西彬縣當一把手;罷免富弼樞密副使職務，貶官到山東鄆城;罷免韓琦樞密副使職務，貶官到江蘇揚州;罷免積極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職務，貶官到山東兗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黨之風”;接著，又找理由將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學家蘇舜欽罷官，并永遠削職為民;歐陽修則被貶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陸續停止執行，幸虧包拯等人還盡力為抑制“門蔭”等措施說了一點兒好話，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緩了一點。慶歷新政僅一年多就失敗了，等到20多年以后王安石變法，慶歷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現。

后來王夫之總結慶歷新政的得失，說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軟，從善如流，從惡也如流。開始時對范仲淹的確很信任，但對改革阻力估計不足，遇到滔滔反對之聲就縮回去了。首鼠兩端，終致無所建樹。在這一點上，仁宗不如他的孫子神宗，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

其實，還有重要的一條，如果改革觸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線，就必然會中途失敗。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無愧地做到了。不過，在長期的傳統社會中，這樣的仁人志士，總籠罩著悲劇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