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所說的太醫，除指在太醫院任職的醫官外，還應該包括那些地方舉薦入都，供奉內廷的名醫。他們侍候于君王左右，為“至尊”診治疾病，遇有疑難大癥，朝野矚目，責任極重。可是歷來皇帝后妃，大都養尊處優，每餐必膏腴雜陳，脯醢并薦，象這樣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損健康。身貴體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責怪太醫無能。太醫進宮供職，有時須對內府官員、太監等納以賄金，不如此他們便會從中作梗，處處設置障礙，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歧黃之術的太醫，由于多方掣肘，也難以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醫治見功，雖賞賚有加，榮耀異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實未必。甚至恩賜所入，尚不夠賄賂之所出。

加上宮禁之中，勾心斗角，爾虞我詐，政治風云，變幻莫測，有時太醫則是首當其沖，難以逃脫。一藥誤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殺身之禍;所以有些名醫把應召入宮視為危途，甚而聞訊遠遁，希圖一跑了之。真正官運亨通的極為寥寥，屈指可數。世間流傳著“太醫難當”的說法，洵非虛言，其中甘苦，非個中人不可盡知。試看下例，太醫治病之難可略知一二。

(一)有些皇帝以知醫自詡，對處方用藥，動輒指責，太醫縱操神技也只得勉為其難，遵諭施治。如光緒皇帝自幼體質瘦弱，成年以后則是疾病纏身，長期脾胃失調，且患有嚴重的滑精病，有時一聽到鑼鼓聲即刻遺洩，進而相繼出現潮熱、盜汗、咳嗽、心悸、失眠、頭暈、耳鳴、健忘等一系列癥狀，又因其一生政治失意，生活寡歡，這種事業上的打擊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促使他萎靡不振，病情加劇。于是在性格上也就更加患得患失，怯懦多疑，孤僻固執。光緒帝稍通醫道，在病勢口重，求治心切的情況下，對太醫往往動以聲色，嚴辭申斥，并自以為是，詔令治法。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其病情已十分沉重，輾轉床褥，呻吟不已，該年八月二十二日(9月29日)的《起居注》曾記載：“每遇藥方輕少之時，其竄痛(指腰胯)亦覺輕，屢試不爽。即如近一月來服力鈞(太醫)之藥，其方皆系五、六味，服之竄痛已輕減。近二日方劑稍重，此癥亦復加增。蓋因服藥日久，臟腑不能勝藥力也。嗣后立方宜詳斟酌，總須少而專始無流弊”。太醫只好遵諭照辦。

此后給光緒開處方所用藥味都很少，而且用量很輕。這種不顧實際病情，唯圣意是遵的處方，不獲良效，應在料中。不僅如此，光緒還進而在殊諭中點名用藥，說：“若常用熱劑一味峻補，恐前所發之恙復見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參、麥冬、菊花、桑葉、竹茹等清涼養陰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熱時常上溢”。于是在此后的脈案檔中，光緒欽定的藥品每多見及，不管這些清熱滋陰的藥物，當時是否完全對癥，太醫也得依旨使用。

(二)內府治病，首重療效，御醫須得小心翼翼，謹慎從事，但又難以奏效，這樣一來，太醫輕則遭到申斥，重則受到嚴厲懲處。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醫院院使孫之鼎等承旨治療正黃旗內大臣頗爾盆痔漏復發癥，康熙對他們的治療情況非常不滿，曾在硃批中大發雷霆，寫道：“庸醫誤人，往往如此”。封建皇帝，具有無上權威，這樣一批，太醫如何經受得起。

又如光緒帝死前的一兩年間，因病情復雜，太醫難以治愈，而光緒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書的“病原”中，曾多次對應診的太醫惡語相加，發洩不滿。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說：“近來耳響作堵，屢易方藥，仍屬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輕。總系藥不對癥！”“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細按先后癥情，乃可施治無差，豈可草率立方哉！”七月十七日(8月13曰)說：“服藥非但無功而且轉增，實系藥與病兩不相合，所以誤事！”

到了八月，原有諸癥不僅沒有好轉，而腰胯疼痛、耳堵、腹痛等病更行加劇，光緒怒不可遏，對太醫嚴加訓斥：“所用諸藥非但無效，而且轉增諸恙，似乎藥與病總不相符。每次看脈，忽忽頃刻之間，豈能將病情詳細推敲，不過敷衍了事而已。素號名醫，何得如此草率”“名醫伎倆，僅止如此，亦可嘆矣！”

那時光緒因戊戌變法失敗，雖被慈禧太后幽禁，但在名義上他還是皇帝，太醫為其治療是不敢馬虎的，用藥無效，實因病人膏盲，已非人力所及，怎么怨得了太醫，可是光緒偏認定是治療不當造成的，太醫們也只得俯首認錯，恭聆皇帝的辱罵。皇帝患病，不論何種原因，醫治無效而死，即所謂“龍馭上賓”，都要給太醫以處分。光緒帝死后，太醫院院使張仲元、御醫全順、醫士忠勛等，均以“未能力圖保護，厥咎甚重”之類的罪名，受到“即行革職，帶罪當差”等例行處分。君主專權的社會，有理也是不能講的。

(三)至于那些因一定機遇，進劑獲效，榮受天眷的太醫，其處境也非全如人意。給慈禧太后治過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字撫屏，江蘇無錫人。精于醫學，名馳南北。慈禧患病，召之入都。經精心施治，效果頗佳。慈禧病愈后，自撰“職業修明”四字匾額，賞賜薛福辰。醫功告成，本應“載譽”回籍，但是“老佛爺”卻不準他即時出京，因為在“西圣(慈禧)新恙悉愈”之后，還須“舊恙一一就痙，方許報安”，這叫做“請太平脈"，如此還得在京躭擱下去。

不料就在薛氏為慈禧治療期間，他的家鄉，疾疫流行，眷屬俱病，其次女竟致殤歿，薛福辰之弟致沈某函中曾慨嘆地說：“撫兄(薛氏)以回天妙手，而眷屬皆不免于病，所謂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見，薛福辰當時的悲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難訴的。薛福辰在接受慈禧恩賚之后，并不感到是幸事，反而憂心忡忡，寢食不寧。其弟為其擔驚受怕，在他的信中說：“得悉撫兄近況，醫事近稍順手，技窮勢絀，漸自弓[退”。

又說：“此事擔荷至巨，未知何時可了！”薛福辰自己也感到進退兩難，在致友人函中說。醫事“千回百折”，“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駑鈍，倖免大戾，然竟將太醫及天下諸名醫得罪矣”。這些話，都是薛福辰當時那種戰戰兢兢，心情極其矛盾的真實暴露。有云“伴君如伴虎”，在太后、皇帝身邊的太醫，又何嘗不是如此。薛福辰這樣的遭遇就是明證。至于太醫院里的相互嫉妒、彼此排擠、上下其手、結黨營私等種種黑暗，更是難以盡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