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夢華錄》說，東京城中“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這里的“燕館歌樓”，便是舊時的所謂“青樓”。又有人統計了一下，《東京夢華錄》共有19處提及汴梁城內外的娼樓妓館。宋朝的se情業是不必諱言的。

不過有一點須注意，古時青樓并不等于“紅燈區”，妓也不等于性工作者，訓詁學著作對“妓”的注解都是指“女樂”，換言之，妓提供的服務是音樂、歌舞、曲藝，而不是皮肉。當然提供性服務的妓也有，但一般品質低下，大多數的妓是“賣藝不賣身”的。

據宋人筆記《醉翁談錄》的記述，東京的妓女分為三等。

上等歌妓“居處皆堂宇寬靜，各有三四廳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經右史，小室垂簾，茵塌帷幌之類”；諸妓“多能文詞，善談吐，亦平衡人物，應對有度”；來訪的新進士及膏粱子弟“仆馬繁盛，宴游崇侈”。

次等歌妓也是色藝雙全，“絲竹管弦，艷歌妙舞，咸精其能”，常應邀到富貴人家的宴席上，或京城的高級勾欄中表演節目，“求歡之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貴子弟，就中有妖艷入眼者，俟散，訪其家而宴集焉”。

下等歌妓則多散居在城北“循墻一曲”，色藝略差。

宋代有官妓，入樂籍，其任務是在政府的公務接待宴席上歌舞助酒，法律并不允許這些官妓提供色情服務：“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如果官員在公務接待之外“預妓樂宴會”，要處以“杖八十”的刑責。也就是說，官妓的義務是應公務接待之需，在宴席上唱唱歌、跳跳舞、彈彈琴，以助酒興，并不包括性服務；官員的權力，也只是在公宴上叫來妓樂助興，非公務性聚宴是不準召妓的，否則要打八十大板，甚至可能被罷官。

官妓的另一項工作是在官營酒店中“坐臺”招徠生意。《東京夢華錄》記載：“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唯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余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

南宋繼續保持這一習俗，周密的《武林舊事》說，臨安的酒庫（即官營大酒店）“每庫設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每庫有祗直者數人，名曰‘下番’。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元夕諸妓皆并番互移他庫。夜賣各戴杏花冠兒，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呼”。吳自牧《夢粱錄》也寫道：臨安“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揀擇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婉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

甚至南宋市民的婚嫁儀式，也會雇請歌妓慶賀。男方迎婚時，“顧借官私妓女乘馬，及和倩樂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轎，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迎至男家門首，時辰將正，樂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詩詞，攔門求利市錢紅。……方請新人下車，一妓女倒朝車行捧鏡，又以數妓女執蓮炬花燭，導前迎引”。

可見在宋人生活中，“妓女”并不是一個受歧視的群體。妓女還是宋朝女性時尚的引領者，有一款在北宋女子中很流行的“旋裙”，就是由妓女帶動的：番俗，“婦人不服寬褲與襜制旋裙，必前后開胯，以便乘驢。其風聞于都下妓女，而士人家反慕效之，曾不知恥”。這款“旋裙”前后開衩，方便騎驢騎馬，很受仕女歡迎。

當然也有一部分等而下之的妓女會從事色情營生，《都城紀勝》記載，有一些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歡，而于酒閣內暗藏臥床也。門首紅梔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贛蓋之，以為記認”，這個用箬贛蓋著的“紅梔子燈”，就是色情酒店的標志，有點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紅燈區”。至于不掛“紅梔子燈”的酒店，妓女只是陪坐陪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