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歷代帝王廟是明清兩朝專門祭祀古代帝王的皇家廟宇，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在該廟的景德崇圣殿內(nèi)，供奉著188位古代帝王的牌位，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末崇禎。乾隆與歷代帝王廟有著不解之緣，他曾經(jīng)六次親祭帝王廟，并且重修殿宇，在廟內(nèi)留下四座石碑。這些碑文記錄了乾隆對入祀帝王的評價，同時也反映出他治理國家的心路歷程。

乾隆三年（1738年），28歲的弘歷第一次到歷代帝王廟祭祀。據(jù)《清史稿》記載，這一年水災(zāi)、風(fēng)災(zāi)、旱災(zāi)、雹災(zāi)、蝗災(zāi)頻發(fā)。十一月寧夏、甘肅發(fā)生特大地震，地震又引發(fā)火災(zāi)、河堤決口。乾隆緊急調(diào)撥蘭州庫銀二十萬兩，并且派專員去賑濟，次年他還免去了災(zāi)區(qū)的所有額賦。親祭帝王廟之后，乾隆作了一首《禮成紀述八韻》。詩中寫道：“志曾希舜禹，心媿作君師。”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心懷大志，但是對于如何駕馭這個龐大的國家，他還有些惶恐不安。

乾隆九年（1744年），34歲的乾隆第二次親祭歷代帝王廟，這次祭祀沒有留下什么感言。為了修繕帝王廟，乾隆從二十七年開始，將景德崇圣殿的頂瓦換成黃色琉璃瓦，并且將主體建筑的外立面換成金龍和璽彩畫，從而將正殿的規(guī)格提高了。完工后，乾隆于1764年第三次親臨致祭，并且寫下《歷代帝王廟瞻禮詩》和《重修歷代帝王廟碑文》，鐫刻在石碑上，立于帝王廟西南碑亭。

這一年是有著特殊歷史意義的一年。1644年甲申年，明朝滅亡，清軍入關(guān)，開始了大清王朝的統(tǒng)治。巧合的是，這一年也是甲申年，只不過時間已經(jīng)過去120年，正好兩個甲子。是年乾隆54歲，而這一階段也是他統(tǒng)治的巔峰時期：先后平定準噶爾叛亂、大小和卓，并且在新疆設(shè)伊犁將軍。此時社會穩(wěn)定，經(jīng)濟發(fā)展，人口增長，疆域遼闊，乾隆本人也是躊躇滿志，頗為自得。

《歷代帝王廟瞻禮詩》開頭便說：“三皇五帝道功崇，歷代君王懋建中。雖是乘除撫人世，莫非兢業(yè)代天工。”其意是說三皇五帝的功德崇高偉大，其他君王也都有勉力建業(yè)之功。雖然世事消長引發(fā)朝代更替，但是帝王們沒有不兢兢業(yè)業(yè)、代天職事的。這首詩既是對古代帝王的歌功頌德，也是對自己的肯定。

在《重修歷代帝王廟碑文》中，乾隆強調(diào)要“觀德”。“觀德”一詞出自偽古文《尚書》中的《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乾隆認為，“觀德”并不是單純的歌功頌德，而是觀察并且引以為戒。他舉例說：周人曾經(jīng)被商王朝監(jiān)管，一旦周滅了商，就稱自己是正統(tǒng)，而把商叫作“勝國”，就是被滅之國，這種朝代的更替能不讓人警惕甚至害怕嗎？所以乾隆說，如今把各個朝代的帝王聚于一室，不僅僅是為了效法，還要從朝代的興衰更替中吸取教訓(xùn)。“觀法之所存，即知戒之所寓”，這才是乾隆的“觀德之意”。

乾隆四十年（1775年）農(nóng)歷二月， 65歲的乾隆第四次來帝王廟祭祀，并且寫下《躬祭歷代帝王廟禮成有述》。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他對古代帝王有了新的認識。他在詩中寫道：“圣惟吾法庸吾戒，法者實稀戒實多。”意思是說：我要效法那些圣賢之君，對那些昏庸之君則要引以為戒。然而縱觀廟里入祀的這些帝王，值得效法的實在太少了，要引以為戒的卻實在太多了。相比上次祭祀提出的“法、戒并舉”，這次乾隆更強調(diào)“戒”。

乾隆于四十八年（1783年）農(nóng)歷三月，第五次來帝王廟祭祀。此時乾隆年逾古稀（73歲），他寫下《癸卯暮春祭歷代帝王廟禮成述事》。詩的大義說：“我擺出供品請帝王們饗用，史書記載的朝代更迭則讓我心生畏懼。祭典完成之后起駕回宮，我還頻頻回首，思緒萬千。”此時乾隆已經(jīng)暗下決心，要對帝王廟進行改革了。

明太祖朱元璋最早在南京建帝王廟時，只供奉16位帝王、37個陪臣。清代康熙皇帝在去世之前提出：“應(yīng)將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盡宜入廟崇祀。”雍正秉承康熙遺愿，將入祀人數(shù)增加到164位帝王、79個陪臣。乾隆認為，康熙、雍正的做法是“至大至公”。其實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就增加一人入祀，他就是明朝建文帝。乾隆在諭旨里追謚建文帝為“恭閔惠皇帝”，并且將其牌位放在明太祖的牌位旁邊。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下了一道很長的圣諭，對帝王廟入祀帝王的增減做出較大變動。乾隆首先肯定了崇禎皇帝。他認為，明之所以亡國，是因為萬歷、天啟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廢弛。崇禎繼位時，“國事已不可為”，他雖然辛苦經(jīng)營17年，仍不能“補救傾危”，最后以身殉國。所以，乾隆把崇禎的牌位添進去，而不入祀萬歷、泰昌、天啟，在乾隆看來，實乃“千古大公定論”。

出于類似考慮，乾隆又增加了唐憲宗、金哀宗。他認為，唐憲宗時，藩鎮(zhèn)的節(jié)度使擁兵自重，憲宗征討節(jié)度使，使藩鎮(zhèn)相繼歸順朝廷，維護了國家的統(tǒng)一，他“在有唐一代中尚屬英王”。憲宗晚年被宦官殺害，并非無德，所以應(yīng)該入祀。至于金哀宗，乾隆認為，金哀宗生不逢時，他繼位后也曾進行改革，但由于之前的海陵王淫虐失德，金國大勢已去。后來蒙古鐵蹄南下，金哀宗無力回天，“自縊殉國”。他與崇禎帝的命運相似，所以應(yīng)入祀帝王廟。乾隆并非一味地增加，他撤掉了東漢桓、靈二帝的牌位。桓帝崇尚佛道，沉湎女色，致使宦官掌權(quán)，釀成“第一次黨錮之禍”。之后的靈帝更加昏聵，宦官專權(quán)達到頂峰，大批的士大夫被處死、囚禁或流放，史稱“第二次黨錮之禍”。乾隆認為，東漢之亡，亡于桓、靈之手而非漢獻帝。桓帝、靈帝這兩個“昏暗之君濫叨廟食”，現(xiàn)在必須把他們清除出去。

在諭旨中，乾隆正式提出“中華統(tǒng)緒，不絕如線”。他說，中華統(tǒng)緒之所以出現(xiàn)這么多缺環(huán)，就是因為議禮大臣抱有南北之別、高低之分的偏見。所以乾隆下旨，增祀東晉、南朝、北魏、五代十國的皇帝，加上唐憲宗、金哀宗，計25帝，使帝王廟的入祀人數(shù)增加到188人。為了表示對這次增祀的重視，五十年（1785年）仲春，乾隆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來帝王廟祭祀。如今矗立在歷代帝王廟里的三座碑亭，都與乾隆第六次親祭有關(guān)。

東南碑亭始建于清代雍正年間。亭內(nèi)所立之碑，碑陽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所書，碑陰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寫的《仲春祭歷代帝王廟禮成述事》。乾隆之所以選擇在父皇所立之碑的背面刻字，是因為父子二人講了同一件事，即為什么增加入祀帝王的人數(shù)。乾隆覺得意猶未盡，于是同年秋天，他派大臣和坤等人督辦，新建了正東碑亭、正西碑亭，五十一年開工，五十二年建成。

1785年對乾隆來說極不尋常，這一年是乾隆執(zhí)政五十周年，當(dāng)時他已經(jīng)75歲。回首往事，乾隆心中必定感慨良多。所以在正東碑亭的碑文中，乾隆把自己對帝王的評價和執(zhí)政心得都寫了進去。

正東碑亭內(nèi)立有乾隆五十年（1785年）寫的《祭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碑文指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所以，皇帝不應(yīng)該有民族和地域的差別。乾隆增加了25位皇帝，從而將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末的中華帝王世系串聯(lián)成線。隨著年齡的增長，乾隆對執(zhí)掌國政越來越心存戒懼。在這篇碑文中，他重申“法戒”，即效法好皇帝，對昏君則要引以為戒：“孰可以為法，孰可以為戒，萬世之后，入廟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懼耶！”

正西碑亭與正東碑亭同為乾隆五十二年建成。與正東碑亭內(nèi)洋洋灑灑的碑文相反，正西碑亭僅立一座無字碑，碑的正、背面沒有一個字。

乾隆26歲登基，實際執(zhí)政63年。他大力推行重農(nóng)政策，多次蠲免錢糧、稅賦，緩解了社會矛盾；他果斷出兵，平定叛亂，鞏固了統(tǒng)一多民族的封建政權(quán)；他命人編纂《四庫全書》，為保護和傳播中國文化作出了貢獻。這一時期，政治穩(wěn)定，疆域廣袤，人口增長，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是大清王朝的巔峰時期。然而他又好大喜功，連年用兵，耗盡國庫積蓄；六次南巡，鋪張奢華，勞民傷財；晚年寵信大貪官，吏治腐敗，貪官盛行；他大興文字獄，銷毀民間書籍，禁錮了思想、文化的發(fā)展。當(dāng)時西方已經(jīng)吹響工業(yè)革命的號角，中國卻還在封建的土地上緩慢前行。事實上，大清王朝到乾隆這里盛極而衰，留給嘉慶的是一個爛攤子。對于自己的是非功過，乾隆應(yīng)該是有一定認識的，也只能交給后人來評說，所以才會留下一座無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