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平(1906年一1941年)，湖南寶慶(今邵陽)人。原名袁幻成，又名袁裕，字醉涵，筆名最寒。袁國平同志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農紅軍和新四軍的高級指揮員、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者。他在短暫而光輝的一生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和人民軍隊的成長壯大建立了卓著功勛，為我軍政治工作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另有南岳衡山楹聯家與之同名。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風云激蕩，無數仁人志士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拋頭顱、灑熱血，樹立了一座座巍峨的英雄豐碑。袁國平同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袁國平同志早年就投入救國救民的革命洪流之中。

1906年5月26日，他出生于湖南省邵東縣袁家臺村一個貧苦的手藝人家庭。

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受徐特立、田漢等進步教師的影響，積極參加愛國進步的學生運動，被推舉為湖南省學聯執行委員。

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10月考入黃埔軍校第4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積極參加“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活動，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1926年7月，隨軍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左翼宣傳隊第4隊隊長，第11軍政治部宣傳科長，親歷了汀泗橋、賀勝橋和攻克武昌城戰役，以及討伐夏斗寅叛亂的戰斗。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袁國平同志為紅軍的發展壯大作出突出貢獻。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先后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后，他在廣東花縣[1] 積極參與組織將起義軍余部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師，先后任師參謀長、黨委書記、黨代表。

1928年1月，率部轉移到海豐，參與領導創建東江革命根據地的斗爭。東江根據地失陷后，奉命經香港轉赴上海工作。

1929年，被派往湘鄂贛根據地，先后任中共湘鄂贛特委委員兼任宣傳部部長、紅五軍代政委、紅五軍政治部主任等職 ，參與領導湘鄂贛邊區游擊戰爭和根據地的創建工作。

1929年6月任工農紅軍第5軍政治部主任。

1930年6月任紅3軍團政治部主任，后兼紅8軍政治委員。7月參與指揮長沙戰役。協助彭德懷等率紅三軍團攻占長沙后，帶領軍團政治部在長沙城內采取各種形式宣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方針政策，使廣大市民對共產黨和紅軍有了較全面的正確了解。同時，還親自撰寫了《怎樣鞏固湖南的蘇維埃政權》和《擴大紅軍》兩篇文章，在《紅軍日報》上發表，為紅色政權的建立和鞏固，為工農武裝的建立和壯大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同年8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同時兼紅八軍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職。作為紅3軍團前委的代表前往紅1軍團聯絡，對紅1、紅3軍團合并組成紅一方面軍起了積極作用。此后，他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同志直接領導下轉戰中央革命根據地，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代理主任、黨務委員會書記，紅軍東方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并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參與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的政治領導，以及同公開宣布抗日反蔣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的談判。曾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的二等紅星獎章。長征期間，他先后擔任紅3軍團(后改稱紅3軍)政治部主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代主任等職，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決策和指示，堅定不移地維護遵義會議后實際形成的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發揮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參加率領所屬部隊戰勝敵軍的圍追堵截，越過人跡罕至的雪山草地，歷盡艱辛，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11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后方辦事處政治部主任。之后，他奉命參與創辦紅軍學校，先后擔任西北紅軍大學政治委員，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政治部主任兼第3科(后稱附屬步兵學校，又稱教導師)政治委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2校政治委員、校長兼政治委員等職，為紅軍培養了大批干部。

抗日戰爭時期，袁國平同志為新四軍的發展壯大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全國抗戰爆發后，1937年8月，任中共隴東特委書記兼八路軍駐隴辦事處主任。在隴東地區極力宣傳中共的團結抗日主張，并親自赴國民黨軍營地宣傳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意義，使隴東地區的抗日統戰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1938年3月，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委員、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是新四軍領導成員之一。3月18日，毛澤東向新四軍主要負責人項英介紹說：“袁政治開展，經驗亦多，能擔負獨立工作。” 4月26日，他到達皖南歙縣巖寺新四軍軍部，當日即向新四軍第1、第2、第3支隊排以上干部傳達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對新四軍今后任務的指示。6月17日至19日，主持召開了新四軍第一屆政治工作會議，確定了新四軍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針，指明了領導方式與工作方式。會后，用兩個月時間，到南京、江寧、鎮江、丹陽、蕪湖一帶敵后戰場視察，到部隊進行調查研究和指導工作。在當時“亡國論”盛行的形勢下，他深信“中國抗戰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戰勝日本”。

1939年2月7日至17日，主持召開新四軍第二屆政治工作會議，作了題為《新四軍一年來政治工作總結及今后任務》的報告。會后，根據紅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和抗日統一戰線環境，主持起草了《新四軍政治工作組織綱要草案》，4月頒布實行，使新四軍政治工作更加系統化、條例化和制度化。2月15日，在《抗敵》雜志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江南敵后游擊戰爭中的軍隊政治工作》一文，根據在江南敵后作戰8個月的經驗，論述了新的條件下加強部隊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和政治工作需要完成的任務。同年12月2日，在新四軍政治部召開的宣傳教 育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過去宣教工作的總結及今后宣教工作的任務》的報告，指出：“建軍必須建人，建人必須建腦”。 “要把黨的政治主張變成一件實際的物質力量”，“變成人民自己的主張”。“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則只有一個，即理論和實踐的一 致。”他對新四軍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主張，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貢獻。 他協助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高擎我黨我軍抗日救國的旗幟，組織部隊向蘇南、皖中、皖東敵后挺進，開展大江南北游擊戰爭，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各階層愛國人士共同抗日。他協助項英同志負責部隊政治工作，是新四軍政治工作的重要開拓者和領導人。為將初創的新四軍部隊鍛造成為一支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鐵軍、華中抗戰的先鋒，他大力加強新四軍政治工作建設，建立健全各級政治機關，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注重培養和鍛煉干部，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宣傳教育，使新四軍政治工作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

1941年1月13日，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9000多人在奉命北移時遭到國民黨軍隊重兵包圍。軍長葉挺冒死請命被顧祝同扣押，副軍長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后被叛徒暗害。在萬分危急之際，袁國平挺身而出，指揮被打散的一部分部隊繼續突圍北撤。激戰中，他身中數彈，一頭從山坡上栽到溝底的草叢中。當日晚上八九點鐘時候，軍部衛士連副連長李甫帶領100余人突圍至離軍部六七里遠的周家山洼時，突然發現一個血肉模糊的人躺在那里。俯下身去仔細一看，才看清是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大家立即圍上去，連聲喊著：“袁主任，袁主任！”

袁國平慢慢地睜開了眼睛，有氣無力地說：“你們走你們的，趕快突圍出去，不要管我了。”

戰士說什么也不肯丟下自己的首長，他們借著探照燈的光亮迅速查看了袁國平的傷勢，發現他全身四處中彈，其中一顆子彈穿透左胸，渾身血糊糊的。李甫立即組織幾位身強力壯的戰士輪流背著袁國平繼續突圍。大家趁著夜色在山林中摸索著前進，1月15日凌晨才趕到章家渡。章家渡水深齊胸，河面較寬，無從找船，幾個人將袁國平抬在肩上涉水過河，走到水深的地方就舉在頭頂上。不幸的是，部隊在過河時被敵人發覺，密集的子彈掃過來，許多同志犧牲了。袁國平也幾次掉進水里，又一次次被戰士們從水里撈起，頂起來繼續前進。這樣折騰了好幾次，二三百米寬的章家渡用了40多分鐘才渡過，100余名戰士過了河只剩下三四十人了。

過了河，大家在章家渡下游的一個廟門口稍事休息。戰士們圍著昏迷過去的袁國平，一聲聲地呼喚著：“袁主任——袁主任——”過了好一陣子，袁國平慢慢地睜開眼睛，掙扎著用微弱的聲音講了最后幾句話：“你們走你們的……趕快突圍……不要……管……我了……，向……組織上……替我……匯……報……”

戰士們感到揪心的難過，不忍心拋下敬愛的首長而去。袁國平了解自己的戰士，為了不拖累部隊行動，為了部屬們能夠輕裝突圍，趁大家不注意時，他從口袋里摸出手槍，向自己的頭部扣動了扳機……

袁國平，這位不足35歲的新四軍高級將領，將寶貴的生命獻給了革命事業，實現了“如果有100發子彈，要用99發射向敵人，最后一發留給自己，決不做俘虜”的諾言。

袁國平犧牲時年僅35歲。遺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在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