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后，我軍十萬大軍火速開進東北這一戰略要地。中共“七大”選出的77名中央委員中有22名被派往東北。國民黨部隊也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紛紛開進東北，與我軍爭奪這個關系中國前途命運的戰略要地。我大約在1946年的4月中旬，離開延安，奔赴東北。那時，我剛滿19歲，因為我身體一直瘦弱多病，在延安最艱苦的歲月里，又得過一場重病，是黨把我從死神手里奪回來的。那時，我給三旅首長當秘書，旅長賀晉年是1928年入黨的老革命，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陜北紅軍的師長、軍長，抗日戰爭期間，是保衛陜甘寧邊區的幾位著名旅長之一。起先，賀旅長不讓我去東北，要我到西北局報到，潛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我急了！我說，我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不合適。因為離家太近，容易遇到熟人，一旦暴露身份，對黨的地下工作極為不利。再說，誰不知道，現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是東北，從延安這邊調去的干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賀旅長也不好駁回我的理由。我也明白，首長是為了照顧我。我又跟賀旅長要帶走的作戰科長尉建疇說。尉建疇告訴我，賀旅長其實很想帶我走，只是我身體瘦弱，擔心我到了東北吃不消。從延安輾轉去東北戰場，路途遙遠，怕我半途身體垮下來。我想，只要我自己堅決，賀旅長就會收回成命。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我們幾個人去東北的伙食費、路費從供給部領到手里，到旅政治部開了幾個人的黨員介紹信，等出發那一刻，賀旅長也沒辦法，只得說：“你這個小鬼！我可是為你想，你堅決要去東北，就一起走吧！”

我們從陜甘寧邊區的定邊縣動身赴延安，然后轉道山西。從延安動身時，賀旅長要作戰科長尉建疇、醫生張劍夫、秘書朱悅鵬和一個警衛員、一個通信員，騎馬先到山西興縣賀龍司令員的120師總部，他同賀龍一起乘汽車前往興縣。我們5人，連騎帶牽共7匹馬，5月初過了黃河，到達黑茶山下的山西興縣，暫住賀龍總部所在地蔡家崖。這里是老根據地，又靠近黃河，環境、生活條件比陜甘寧邊區的定邊縣好。站在住地，遠遠望去，巍巍的黑茶山像一條巨龍遨游在天空。原來，就是這座黑茶山，在我們到來之前不久的4月8日，吞噬了博古、葉挺、王若飛等我黨十多位優秀同志的生命。那天，他們自重慶乘美國人駕駛的飛機回延安，飛機迷航在那黑茶山上遇險，機毀人亡。我們到達蔡家崖時，這里正在展出黑茶山遇難者的照片，悼念活動還沒結束。從照片上看，殉難者的遺體慘不忍睹。我們一行參觀后，人人心情悲痛萬分。不曾想八年艱苦抗戰，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如今這些烈士竟不能分享抗戰的勝利，意外地如此遇難。

我們在賀老總的司令部休息了20多天。每天清晨，看見賀老總叼個煙斗，拉上他的棗紅馬，讓他的男孩騎上，到山溝的小樹林、小溪邊去散步。后來得知，賀龍一直想挽留賀晉年在呂梁軍區工作，黨中央決定賀晉年還是速去東北。我們終于離開了興縣，繼續向東北戰場進發。我也不便多問其中的故事，只聽賀旅長說過一句話：現在，東北更需要干部，東北的事情更復雜！

我們一踏上東北的黑土地，正趕上部隊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這一戰略方針。我們到了哈爾濱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東北局決定賀晉年任合江軍區司令員，于是我們趕往佳木斯，參加剿滅土匪、鞏固東北根據地的戰斗。在合江地區剿匪8個月，在以張聞天(洛甫)同志為書記的合江省委一元化領導下，在友鄰部隊及人民群眾的配合支持下，賀晉年和譚友林兩位司令員率領剿匪部隊消滅了大部土匪，活捉了匪首、國民黨委任的上將謝文東、李華堂，合江的根據地基本鞏固了。1947年4月，我又隨賀晉年到新組建的東北騎兵縱隊，賀晉年任司令員，我被派到師政治部任宣傳科長。在行軍作戰生活中，我的體質稍好了一些，但仍是骨瘦如柴。

我慶幸自己沒有如賀旅長所擔心的那樣“死在途中”。但我也很難說清，我一路上是怎樣“拖”到松花江邊的。1947年秋季攻勢，我們師收復了公主嶺，在一個燒鍋里(酒廠)，見了一臺磅秤。許多人好奇地上去稱體重，我也稱了，還不足45公斤。從那時起，我就立下了宏圖大志：要為體重50公斤而奮斗！可是，實際上，在那種艱苦的戰爭環境里，我這樣的兵，能夠保證不低于45公斤就不錯了。

解放前的東北，是9個小省，包括如今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和內蒙古的東部、河北省的承德地區，是我們偉大祖國神圣領土的重要部分。這里土地肥沃，物產豐饒，戰略地位突出，歷來為一些帝國主義國家所垂涎。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以后，曾經實行“不抵抗主義”把東北拱手讓給日本侵略者的國民黨反動派，卻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跑來“接收”東北，妄圖搶占勝利果實。但是，任何反動派的倒行逆施，違背人民意志，都是注定要失敗的。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東北人民開展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人民解放戰爭，經過3年的較量，國民黨反動派的百萬大軍被徹底消滅，人民取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