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漢奸之禍，淞滬會戰滿洲國軍隊代替日寇打頭陣

中國人在打中國人

抗日戰爭中許多戰斗場合，中國人不是在與日本人打，而是中國人在打中國人，或者是中國人的“單打”在對中國人、日本人的“混合雙打”。淞滬會戰時就屢見這樣的場景-偽滿洲國的軍隊在坦克車前面沖，日寇則跟在坦克車后，都穿一樣的軍裝，使一樣的武器。只有當他們被俘后，我方國軍士兵才清楚這些人高馬大的家伙是來自松花江畔的東北人。

為“分而冶之，漸之殖民化”，日本侵華后，先后在淪陷區扶植廠五個較一大的偽政權，即：偽滿洲國、偽一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偽華北臨時政府、偽德王蒙疆政權和偽汪精衛政權。每個偽政權都有自己的軍隊。

在這亂世，中華文化里“有槍就是草頭王”的綠林哲學，被各路宵小強人用得淋漓盡致。其中，華北的偽軍最多，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地雷一響，炸死三個鬼子，十八個偽軍”。 至八年抗戰結束，為日寇作戰的偽軍已超過百萬之數。

漢奸為禍之烈

然而與偽軍比起來，漢奸的為禍之烈，從華北到陜北，從長江沿岸到東部沿海，從正面戰場到敵后戰場，更是遍布中國！ 1937年9月下旬，日軍西進一路主力在平型關慘敗后，改變了作戰部署，其先頭部隊在漢奸的帶領下，從平型關和雁門關之間的隘口-菇越口越過長城，置我國軍防線于其后，而此地是晉北御敵主陣地之要點。日軍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趨太原，一面威脅脅平型關、雁門關之后側翼。戰區內漢奸到處活動。他們給日軍指路，白晝發射帶煙信號彈，晚間亂照手電筒，暴露國軍陣地與八路軍埋伏地點，致使堅守平型關一線的八路軍第115師連夜向五臺、代縣一帶撤退，未能進一步擴大戰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據地最困難之際，侵華日軍大肆收羅漢奸，破壞中國抗戰，“除了軍事行動之外，日寇還暗地派特務到我們根據地活動。” 漢奸，在北方多得像走進了一個管理不善的牧馬場，隨時都可能踏上一腳的馬糞。在南方，也嘆為觀止，尤其在兩次會戰里給我方造成了巨大損失。

一是凇滬會戰。

此戰最后中國軍隊潰退的導引，在于日軍增援部隊成功地從杭州灣登陸成功，立時陷中國軍隊于腹背受敵之窘境。日軍將登陸地點選在了出乎所有中國高級將領意料之外的金山衛，便首推漢奸的“功勞”。一個奉命早期潛入金山衛的日軍軍營山田武一，事后有這樣的回憶：

大概在戰爭爆發后一個星期，我們從上海出發，自松江縣，經金山縣來到金山衛。住在一個姓陸的當地人家中。我敢肯定，這家姓陸的，接待過的日本人，我們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們在向導的帶領下，走遍了這里的海灘，這里的海面遼闊，地形開展，很方便大部隊的集散、運動，但是，水比較淺，根據我們測量，軍艦停下后，士兵們劃著小艇需20分鐘左右才能到達海岸，在這段時間里，守衛部隊完全能夠組織起一種有效的阻擊。

慶幸的是，中國軍隊沒有在這里布防，金山衛就像敞開了胸懷。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證實這一點…… 我們和當地人平安相處，以略高于市場的價格買進他們售出的物品(盡管這些物品我們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甚至滿足你過分的要求。他們都知道我們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戰爭狀態，但是沒有人向當地政府或者警察報告我們的活動，我們很安全……

為了使我們的工作成果得到維持，我們又發展了許多親日分子，發給他們電筒和信號槍。約定暗號，規定他們聯絡時問，在登陸的前幾夜，金山衛一帶海岸線，到處都可以看到電筒的光柱和信號彈，像夏日夜空中劃過的流星。這種景象，連漂泊在海上的帝國軍隊都能清晰地看見，這是一個海軍陸戰隊士兵親自告訴我的。(轉引自《國共抗戰-肅奸記》)

二是武漢會戰。

南京失陷后，武漢已成為國民政府實際上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為阻止日軍沿平漢線南下，攻占武漢，國軍在鄭州東北郊花園口炸決黃河大堤，洪峰突發，奪路東去，淮河流域盡成澤國，日軍運動極其困難，其進攻路線只能沿長江西上，別無它途。長江的江防頓成萬眾矚目的焦點。馬當，便是長江下游南京到武漢之間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國海軍設人工暗礁30處，沉船30艘，布雷1600余個。無疑指望這一帶江面能成為阻擋倭寇西進的滑鐵盧。

然而，大大小小漢奸幾乎布滿了長江沿線，有漁民，有船工，有農夫，有商八，有學生，有士紳，有流氓。日本人對馬當的江面情況、中國軍隊的配置了如指掌。6月24日，日軍渡田支隊乘八艘運輸艦順江而下，至東流舍舟登陸，連陷馬當東面的香山、黃山、香口諸要地，乘勝攻占馬當。馬當要塞500名中國士兵盡管拼死抵抗，卻因眾寡懸殊，援兵不至，傷亡殆盡。26日，馬當失陷，日軍又拿下湖口，兇鋒直抵九江。

淪陷區里漢奸更是公開亮相 1939年2月，倭寇占領漢口后，漢奸們迅逑公開聚集起來，成立了“新民會”的組織，并在鬧市區召開支持侵略者的“民眾救國大會”。上千面小太陽旗在雙奸們的手里嘩嘩地揮舞，會場上方的標語竟然寫著“新中國萬歲”，將鐵蹄下正飽受蹂躪的中國稱為“新中國”，其寡廉鮮恥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港島、滬上，一些報紙一夜變色，昨天還疾呼抗日，今天已一言一字均受日本人指使。每星期中，總有幾次什么“海軍報道會”、“陸軍報道會”、“大使館報道會”，各報社派記者參加，由日本人主持，講解時事，提供消息。于是，版面上不是“日本飛機生產急速進展”、“日本海軍新銳飛機雄姿”等大幅圖片，就是“世界人民所以遭此空前芝慘禍，莫不皆由貪婪無厭之英美帝國主義之野心造成”等一類高論。

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國僑民柯林斯，在他日后的一篇回憶錄里滿是疑惑地寫道： “中國是一個讓人難解的國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說明這個國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許多在華外僑都親眼目睹了中國軍人勇敢抗敵的一幕，視死如歸，較之西方的軍隊猶有過之。即使他們的一些童子軍，那種愛國的熱情也足以讓人感動得流淚。但是在這些事跡發生的同時，漢奸的數量也達到可怕、驚人的程度，他們幾乎是不受良心譴責，不在乎公眾輿論。假如在英國，在西方隨便一個國家，這種壓力就能把他們壓垮，而在這里，他們幾乎感受不到這種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