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至6月，“聯合國制憲會議”在美國舊金山舉行。出席此次會議的代表來自50個國家，在會議期間集中討論并通過了聯合國組織的根本法——《聯合國憲章》。1945年6月26日，會議舉行正式的簽字儀式。因中國是會議發起國(中、美、英、蘇)中按字母順序排位最靠前者，因此由中國代表團第一個在《憲章》上簽字。10月24日，《聯合國憲章》正式生效。自此，一個對戰后國際秩序影響深遠的世界性組織——聯合國宣告成立。中國參與創建聯合國并最終取得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標志著中國國際地位的顯著提升，這在根本上取決于中國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做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同時，中國政府富有策略的外交斗爭以及美國的有力支持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若沒有以羅斯福為代表的美國理想主義政治家的扶持，以當時中國仍然較為貧弱的國力，英、蘇兩國領導人的輕蔑態度，能否取得這樣的地位是要劃上問號的。

中國簽署《普遍安全宣言》，中國的四強地位確立

1941年8月，美、英大西洋會議期間，羅斯福便有了以美、英、蘇、中作為“四警察”維持戰后世界和平的設想。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作為主要對日作戰國家的戰略地位更加受到美國的重視。1941年底，美國在《聯合國家宣言》文稿中，首次將中國和蘇聯提到與美、英并列的位置。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蘇四國領銜發表了《聯合國家宣言》，是后來制定《聯合國憲章》的思想淵源之一。中國作為戰時四強之一首次出現在國際性文件上。1943年8月，羅斯福和丘吉爾在魁北克舉行第一次會議時，羅斯福說服丘吉爾放棄反對中國成為四大國之一的立場，丘吉爾勉強同意了羅斯福的“戰后以美、英、蘇、中為中心設立國際和平機構”的建議。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之年。蘇聯在取得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后，又贏得了庫爾斯克大捷;英美在北非掃清了德意殘敵，又在西西里島登陸，意大利法西斯隨之垮臺;美軍在攻下瓜達爾卡納爾島后，在太平洋戰場也取得了戰略主動。為了協調盟國間的作戰計劃，盡快打敗德日法西斯，商討戰后國際秩序問題，美、蘇、英三國外長于1943年10月在莫斯科舉行了會議。此次會議的其中一項重要議題便是擬定一份旨在建立戰后安全制度的《普遍安全宣言》。在美國看來，這次會議是保證四強聯合行動的開端。因此，美國提出中國應同美、英、蘇一道作為宣言的共同發起人。與會的美國國務卿赫爾認為：“中國已經在世界范圍內作為四大國之一進行戰爭。對中國來說，現在如果俄國、大不列顛和美國在宣言中把其拋到一邊，那在太平洋地區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軍事后果。”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開始不同意，但赫爾直言相告，如果宣言不以四國名義簽署，美國絕不會在一份三國宣言上簽字。在美國強硬態度下，蘇聯最終接受了美國的建議。在通過外交途徑征得中國政府同意后，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被授權與美、蘇、英三國外長一起在《中蘇美英四國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簽了字，中國的四強地位就此確立。這項宣言第一次向世界宣布要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并為后來《聯合國憲章》的制定確立了一些基本原則。

在羅斯福的堅持下，英、蘇才接受了中國成為四大國之一

莫斯科外長會議結束不久，斯大林提出在德黑蘭舉行蘇、美、英三國首腦會議。羅斯福原想邀請蔣介石參加會議，但遭到斯大林的嚴詞拒絕。鑒于此，羅斯福只得變更計劃，決定在舉行德黑蘭會議前，先在開羅舉行中、美、英三國會議。實際上英國人的對華態度也可說是極為傲慢的。盡管早在珍珠港事件前，丘吉爾便極力推動中英合作，也認為中國在牽制日軍進攻東南亞和南亞方面的戰略重要性，但他并不歡迎中國成為戰后世界聯盟中的一個重要成員。1943年3月，羅斯福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時堅持“在解決世界問題時，需要把中國和其他世界強國聯合在一起”。丘吉爾立即反駁道：“說中國是一個與英、美或蘇聯平等的世界強國是非常錯誤的。”他否決了英國外交部將中國視為“將做出最大貢獻的四個領導強國之一”的提法。在他眼中，中國的地位無法與法國或波蘭相比，甚至比不上“最小但古老、歷史悠久和光榮的國家，像荷蘭、比利時、希臘、南斯拉夫”。

就是在蘇、英兩國不甚合作的姿態下，羅斯福與蔣介石在1943年11月舉行的開羅會議上就聯合對日作戰計劃、戰后處置日本等重要問題進行了會談，而且論及了未來國際組織問題。中國政府就籌建聯合國提出了四點建議方案：一、在聯合國總機構未設立之前，由中、美、英、蘇四國成立四國機構，協商四國宣言規定的具體事項;二、四國機構的經常機關設于華盛頓，也可在倫敦、重慶、莫斯科開會;三、四國機構應負籌設聯合國總機構之責;四、聯合國總機構的組織，由11個國家組成一個執行機關，由美、英、蘇、中四國任主席。羅斯福給予了肯定回應：“中國應以平等的地位參加四強小組機構，并參與制定該機構的一切決定。”蔣介石隨即表示：“中國將欣然參加四強的一切機構和參與制訂決定。”。

在美、英、蘇領導人參加的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詳細闡述了他所設想的世界性組織的組成部分：一個由35至40個會員國組成的組織定期在各地召開會議以制定各項建議;一個包括四大國在內的十國執行委員會將處理一切非軍事性問題;第三個是“四國警察”組織，“將有權直接處理對和平的任何威脅”或任何需要采取行動的緊急突發情況。但斯大林和丘吉爾并不希望建立一個世界性組織的設想，尤其不贊成“四國警察”的建議，主張在歐洲和亞洲分別設立區域性組織。最終仍是在羅斯福的堅持下，英、蘇領導人才接受了上述提議。

1944年7月間，納粹德國的崩潰已近在眼前，美國從戰后全球戰略考慮，將它起草的《普遍國際組織暫定草案》送交中、蘇、英三國政府，并邀請三國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以討論美國的建議并擬定新國際組織的章程。蘇聯以自己未參加對日作戰為由，拒絕與中國一同參會。結果，又是美國居間調整，模仿開羅會議舊例，將會議分為兩階段舉行。第一階段從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由美、蘇、英三國參加，第二階段的會議從9月29日至10月7日，由中、美、英三國參加。

中方首席代表顧維鈞抵達華盛頓后，曾先期會見了羅斯福總統。在此次會見中，顧維鈞提及了中國的四強問題。羅斯福認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又是亞洲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在歷史上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因而是維護世界及遠東和平的重要力量。羅斯福在會見中說道：“有了中國這個地處亞洲的強大盟國，美國就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到歐洲了。你是知道的，到目前為止，所有的大規模戰爭都起源于歐洲。這些戰爭曾使其他地方也不得安寧，人民的生命和國家財產遭受駭人聽聞的損失。”獲悉羅斯福的真實態度后，在顧維鈞主持下，中國代表團針對會議前一階段的成果，提出了相應的補充意見。當中國代表提出維持和平與安全必須根據正義與國際公法原則，以免新的國際組織淪為強權政治的工具時，遭到英國首席代表哈利法克斯勛爵的反對，勛爵認為所謂國際公法是不明確的，當出現爭端時，國際法只會引起爭論。這一問題在中英雙方代表間引起了激烈爭論。顧維鈞尖銳指出：“如果未來的聯合國憲章不能代表弱小國家的利益，那還能稱它為聯合國憲章嗎？”顧維鈞憑借其精湛的國際法造詣和豐富的國際外交斗爭經驗，贏得了美國代表的支持，最終說服英國代表，將其列入擬定的聯合國憲章內。雖然第二階段會議實質上是出于“維護中國的聲望”，而非聽取重要意見，但中國代表的參會并參與實質性討論，無疑進一步鞏固了中國作為四大國之一的地位。

羅斯福建議蔣介石中國代表團代表應包括多個黨派

1945年3月5日，美國代表中、美、英、蘇四個發起國，邀請在1945年3月1日前對軸心國宣戰、并在《聯合國家宣言》上簽字的國家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家會議。由于此次會議事關世界和平與前途的大事，中國為此進行了各方面的準備。關于代表團人選問題，從蔣介石的本意而言，當然希望由國民黨包攬全部代表名額。顧維鈞顧及中國在國際上需要統一、團結的形象，曾向蔣本人及宋子文、王世杰提出接納中共代表加入代表團的建議，但未奏效。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周恩來在1945年2月代表中共中央致函負責調停國共矛盾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表示“設若國民黨獨占代表名額，將不僅為不公平和不合理，并將表示他們的見地是要分裂中國”。赫爾利將此事報告羅斯福。1945年3月，羅斯福向蔣介石去電稱：“我愿使閣下知悉，如閣下之代表團容納共產黨或其他政治組織或政黨在內，我預料不會有何不利情況，實則此種方法有顯著之利益。若能容納此類代表，在會議中必能產生良好印象，而閣下對于統一中國之努力，勢將因閣下此種民治主義之表示，而獲得實際援助。”羅斯福還特意舉出美國代表團中就包括了民主、共和兩黨的代表，以委婉但又不容辯駁的姿態勸蔣轉意。后又經多方斡旋，蔣介石終于確定了包括中共代表在內的十人代表團名單：宋子文、顧維鈞、王寵惠、魏道明、李璜(中國青年黨)、張君勱(中國民社黨)、董必武(中國共產黨)、吳貽芳、胡適、胡霖。

1945年4月25日，聯合國家會議在舊金山如期舉行。中共代表董必武作為代表團正式成員出席了此次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以公開身份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亮相。董必武在舊金山期間，除了參加會議，還廣泛接觸了美國各界民眾及華僑組織，介紹了解放區軍民的情況，中共軍隊自抗日戰爭以來的戰況、戰績，以及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等，有效擴大了中共在美國社會及僑界的影響。

綜觀中國參與聯合國創建過程中，美國政府做到了盡力支持中國的承諾，而且在一些關鍵節點上甚至要得罪英、蘇領導人也在所不惜。這當然主要出于其自身戰略利益的考量，即在戰后東亞國際秩序中，美國欲以中國為盟國遏制蘇聯和日本的勢力，而將主要精力放在歐洲事務上。但不管怎樣，這一做法于中國國家利益頗為有利，理當值得在歷史書寫中記下一筆。當然，我們強調美國因素也并非抹殺或貶低中國軍民的抗戰貢獻及國民政府的外交努力，而正說明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往往是多種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

令人欽佩的是，羅斯福早就預料到，中國遲早會發展成一個現代的工業化軍事強國，能與19世紀中葉以后日本的成長相匹敵。日本曾經成為國際社會中可信賴的一員，但后來背離了。羅斯福希望這種情況盡量不在中國重演。所以，他認為與中國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證是讓中國更充分地與其他強國聯系起來，使其不至于自行其是。只可惜羅斯福的遠見卓識在后任美國總統中極難尋覓，而其所倡導的國際合作精神，在今日更可作為中美雙方減弱對抗思維的一種彌足珍貴的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