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武人專政、叛亂頻仍，殷鑒不遠，北宋歷代皇帝和文臣都或多或少猜忌防范武將，部分文官甚至奉“重文輕武”為祖宗家法。名將狄青的遭遇是北宋文武關系的一個縮影。狄青戰功赫赫，官拜樞密使(相當于國防部長)，位極人臣，卻被文官蔑稱為“赤樞”。為官期間，狄青小心謹慎，還是因為捕風捉影的謠言遭到文官集團攻擊，被貶離京、病死地方。北宋文臣武將之間都是這樣截然對立，界限分明嗎？并沒那么簡單。

狄青(1008-1057年)

中前期文官參與軍政：范仲淹為代表

擔任邊區統帥、領兵作戰本是武將職責所在。太祖太宗兩朝，除了少數個例，基本由武將主導地方軍務。比起宋太祖，太宗更加防范功高善戰的武將，多用謹慎平庸之輩為主帥，并濫用監軍和外戚，這是太宗時期對遼作戰多次重大失敗的原因之一，名將郭進和楊業之死就與監軍有莫大關系。

真宗當政時，有文臣提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儒帥的傳統，“出將入相”并不罕見。文人統兵不會像武將那樣驕縱跋扈，擁兵自重，文人指揮作戰多有方略智謀，而武將僅憑一夫之勇。宋真宗時期，確實出現了一些知名的文將，比如工部侍郎錢若水因行軍部署出色，改任武官。真宗一朝，文官參與軍事雖然比前兩朝要多，但不普及亦缺乏代表性。

具有重要意義的文臣主管兵事發生在仁宗朝。1038年，西夏元昊稱帝，宋夏沖突漸起。三川口、好水川兩次戰役宋軍大敗之后，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等四人分別總領(與西夏接壤的)陜西四路的軍政和民政大權。范仲淹等人的官職都有經略安撫使和都部署這兩個職位。此次任命是“宋代文臣統兵普遍化的分水嶺”，經略安撫使(或安撫使、經略使等)成為文臣擔任邊區主帥的體制官職，曾經屬于武將官職的都部署也基本由文官擔任。

三川口之戰(1040年)

1042年定川寨之戰宋軍慘敗，葛懷敏與部將等15人戰死，損失9400人。對夏戰爭前三次重大戰役皆敗，死傷數萬人，這固然有偶然因素，也表明宋軍整體戰略出了問題。

對于宋夏戰爭，范仲淹頗具遠見卓識。他認為西北宋軍數量多，但兵力分散戰斗力不強，不應急于和夏軍會戰。相反，宋軍應在要害之地筑城修寨，招降藩部以削弱西夏補充宋軍，整頓軍備訓練士兵，用淺攻長期騷擾打擊西夏。范仲淹因戍邊有功，擢升為樞密副使，后官拜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1044年北宋與西夏議和，宋夏戰爭告一段落，范仲淹的很多舉措和構想尚未充分發揮威力，但仁宗朝之后對夏作戰的策略吸收了范仲淹的軍事思想。

北宋與西夏鄰近的西北諸路

范仲淹的另一貢獻是發現提拔將才，狄青和種世衡都在范仲淹任職西北時嶄露頭角。狄青平最重要的功績是平定儂智高叛亂，種世衡則是”種世將門“的開創者，其子弟后代在對夏作戰中屢立戰功，在北宋末年的宋金戰爭中仍是關鍵角色。

范仲淹等擔任邊區軍事統帥，但不愿文轉武職，盡管武職的俸祿一般遠比同級文職高，這是他們有自知之明。這些文臣自認為的優勢是謀劃經營，鎮守后方，并節制武將，領兵作戰、親冒矢石非其所愿，更非其所長。一個沒有明說的原因或許是范仲淹等人更認同文人身份，輕視武人。

范仲淹(989-1052年)

文轉武職的典型：種氏將門

自真宗朝始，有志于邊疆建功的文人文官開始進入行武，轉為武職。武將較高的俸祿和較刺激的軍旅生涯或許也是某些不得志文人轉投軍旅的初衷。據相關研究，真宗朝文換武職者至少約28位。仁宗朝更多，至少有47人，包括范仲淹等極短暫換武又轉回文官，和最終以文職致仕的12人。

仁宗年間文轉武職的官員中影響最大的是種世衡。種世衡早年因叔父種放的恩蔭，補主簿之職，文官出身。1040年，在鄜延路任職的種世衡歷經困難建好青澗城，因功升任內殿承制(武臣的一種官職)，從此轉為武職。

鄜延路北部地區

自從宋遼戰爭結束，北宋承平30余年，禁軍野戰戰斗力下降。邊防城寨至少提供了一個堅固的據點，彌補戰斗力之不足，同時也對入侵的夏軍構成威脅。筑城不僅是一種防御手段，更是蠶食西夏領土的利器。宋哲宗時期的筑城深入西夏控制的天都山地區，縮小了西夏的控制范圍，削弱其經濟基礎，北宋優勢積累之下，由戰略防御轉為戰略進攻。

種世衡在籠絡招撫藩部羌人上也極有作為，他在青澗城就已招募藩兵五千人。1042年種世衡用計收服羌部大酋慕恩，并利用慕恩平定投靠西夏的兩個藩部。通過此種間接策略，種世衡不費一兵一卒，打擊了西夏，加強了宋軍實力，震懾尚未歸附的藩部，令其不敢輕易與西夏合作。據說，種世衡還用離間計，巧借元昊之手殺掉西夏大將野利旺榮和野利遇乞兄弟。1045年，種世衡帶病修筑細腰城，城寨修好時病逝，終年60歲。

北宋武將遭很多文官鄙視，被視為“匹夫斗將”，有勇無謀。由文轉武的種世衡顯然不是此種類型，但種世衡沒有直接參與到對西夏的重大戰役，戰場指揮能力并未受到檢驗。他堪稱一時之良將，是因為素有方略謀劃，善于籠絡人心，還有很強的工程組織能力，是綜合能力極高的統帥。

種世衡八個兒子中，種古、種診、種諤、種誼皆有將才，頗有戰功，但種諤的命運更有典型意義。神宗對夏作戰期間的綏州之戰、啰兀城之戰、鐵城之戰、元豐伐夏時的米脂之戰等戰役中，種鄂用兵果斷，常以奇兵制勝，筑城作業更不在話下。

就戰役指揮來說，種諤無可挑剔，問題在于他屢屢凌逼帥臣，擅自出兵，有功也被問責;或者缺乏戰略考量，一路突進過猛，后勤支援不及。宋神宗的用人也有問題，他雖然欣賞種諤，卻不能給予其恰當的指揮職位，結果種諤多受節制排擠。種諤在宋代毀譽參半，以北宋文人對武將的刻板印象來看，種諤就是他們最敵視的那種——狂妄生事，好逞匹夫之能，其軍事才能如何已沒人關心。

自種世衡開始，種氏已被視為將門。然而前述種世衡四個兒子以武將身份報國前，竟然都欲在文職仕途發展。這可能是北宋武將社會地位低的緣故。也可能與仁宗與西夏停戰后武將揚名立功機會減少有關。英宗、神宗年間宋夏戰火重燃，這些種氏第二代紛紛轉為武臣。到了種家第三代，種師道和種師中仍然是由文轉武(期間還有文武官之間的反復)。種師道曾為北宋大儒張載的學生，1122年隨童貫北伐幽燕失敗后，他為自己辯護仍以儒自居。種家名將里，只有種諤之子種樸一直是武臣。

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

進士出身的帥臣：王韶和章楶

宋神宗一改前朝邊事保守和容忍的政策，重啟戰事、開疆拓土。這一時期功績最大的統兵文臣非王韶莫屬。王韶，進士第，曾擔任過主薄和司理參軍等基層文職。1068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詳論攻取西夏策略，深得神宗賞識，被命為秦鳳路經略機宜文字。

機宜文字官是宋代邊路、尤其是陜西諸路帥臣的軍事參謀。仁宗朝以來，北宋邊帥絕大多數是文官，除了范仲淹等少數外，他們對軍務并不熟悉，因此需要幕僚參謀協助或以供咨詢。機宜文字官多由進士出身的文官擔任(也有武官)，不僅處理軍事信函奏章，也參與戰事謀劃，甚至帶兵征戰。通過機宜文字職任歷練的官員，多有機會升為邊路帥臣。游師雄、種樸和李清臣等人在升為安撫使之前都曾任機宜文字官。

王韶的總體策略是收復吐蕃諸部占據的河湟地區(大致在今青海東北與甘肅交界一帶)，孤立西夏。秦鳳路經略使對王韶的計劃并不買賬，多設阻礙，還要架空他。王安石力諫之下，宋神宗先后罷免了秦鳳路三任帥臣，甚至設置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兆河安撫司，王韶任長官，同時縮減新任秦鳳路帥臣的權限，將部分兵力劃歸王韶統轄，以確保拓邊計劃能夠貫徹執行。在王安石鼎力支持下，王韶大放光芒，經略河湟終于開花結果。

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

1072年，王韶大敗吐蕃軍，占領河湟要地武勝軍。神宗遂成立熙河路，以王韶為熙河路經略安撫使。1073年王韶率大軍轉戰五十多天，拿下河、岷、洮、疊、宕五州，開邊戰爭結束。熙河開邊收復了河湟等漢唐故土兩千余里，更取得了對西夏作戰的優勢地理位置，西夏面臨宋軍東南兩線包夾。

王韶也有治理經營之能事。經略河湟之時，王韶采取興馬政、擴藩兵、通貿易等舉措，不只鞏固邊防、羈縻諸蕃，也一定程度開發了當地經濟，起到了安邊和懷柔的作用，促進藩漢交流融合。范仲淹以知邊治邊聞名，但范仲淹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對夏作戰的戰略部署和軍事思想，并能發現人才，王韶則是北宋少有的能帶領兵打仗的文臣，其指揮戰爭、謀劃韜略之高超，不輸于北宋任何名將，更有開拓國土之大功。故而王韶擔任機宜文字六年后就升任樞密副使，速度奇快，他當時年僅45歲，為神宗時期最年輕的樞密副使。

熙河路

神宗朝即有河湟拓邊的輝煌功績，也有元豐五路伐夏的虎頭蛇尾以及永樂城之戰的慘敗。宋夏戰爭的戰局徹底扭轉還要到哲宗一朝，但哲宗朝的突破也與神宗時代王安石變法后軍力大大加強直接相關。1074年置將法(又稱將兵法)施行，全國各路分設一將，每將統一軍，由經驗豐富的武將長期訓練士兵，改變了北宋前期軍隊輪番戍守各地導致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訓練不精”的局面。

范仲淹在陜西治邊時，就將延州禁軍分設六將、專人指揮操練。后來王安石主政時推廣將兵法的蔡挺當時在范仲淹手下，所以說范仲淹對軍隊編制的調整是將兵法之雛形也不為過。軍制改革打造出精銳善戰的野戰部隊，西北帥臣更擁有了獨立的指揮權與統兵權。對夏戰爭有了關鍵的軍力和指揮保證。

1092年(哲宗元祐七年)的洪德城戰役是宋夏八十年戰爭的轉折點之一。進士出身的環慶路經略使章楶是這次戰役的戰區主帥。章楶反對哲宗前期再度保守的對夏戰略。他強調只有野戰軍在外線作戰，城寨內士兵才有信心堅守;若西夏圍攻宋軍各處城寨，兵力勢必分散，若只重點攻擊一處，宋軍各城寨又可相互支援，有機會機動作戰;若西夏并不攻城而長驅直入，宋軍則于其退路伏擊。

章楶(1027-1102年)

當年10月，西夏梁太后率軍20萬大舉進攻環慶路。環慶路只有正規野戰軍兩萬六千人和四千藩兵，敵眾我寡。章楶毫無懼意，派名將折可適領兵一萬隱藏于山嶺之中等待時機。由于環州城防守準備充分，夏軍撤圍而去。折可適在夏軍撤退的洪德城附近設伏。經過一晝夜激戰，夏軍大敗，處于中軍的梁太后險些被俘，宋軍斬敵首級千余。

純粹從戰果看，洪德城戰役并不是一場大勝，但宋軍以少勝多，進攻時機把握得當。章楶沒將主要兵力布置在各處城寨，避免了被動挨打的局面。他派出幾乎全部野戰兵力于外線作戰，除了折可適一路，還有李浩不足兩萬人的軍隊，可惜李浩與折可適信息傳遞不暢，未能實現前后夾擊，導致戰果有限。

折可適之外，章楶手下還有種家第三代種樸。受其父不佳名聲所累，種樸軍旅生涯屢遭挫折。1097年，章楶調任涇原路經略使后，種樸才能得以施展。與祖父、父親一樣，種樸也是筑城作業的高手。在章楶策劃下，涇原路宋軍廣筑城寨，蠶食西夏土地，領兵筑寨最前沿的將領正是種樸。到1098年上半年，從葫蘆河谷到天都山宋軍修建了幾十座城寨和堡壘，西夏天都山屏障盡失。其中最大最堅固的平夏城是種樸親自勘測、繪圖、監督修筑而成。

西夏疆域

1098年的平夏城決戰，章楶綜合多種防御手段，步步為營，不但打退夏軍的猛烈攻勢，還深入西夏境內攻擊，大獲全勝。此戰之后，宋夏戰爭主動權完全掌握在北宋手中。章楶后來升為樞密副使。

范仲淹、王韶和章楶等人是北宋文官統兵的佼佼者，但自從文人建功邊疆成為潮流以來，良莠不齊，出現了不少名不符實、夸夸其談的文官，徐禧就是其中之一。《宋史》記載，“禧疏曠有膽略，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徐禧以高談闊論贏得神宗信任，后者派其赴鄜延路。徐禧目中無人，攘奪路帥沈括之權，更將意見不合的副帥種鄂排除在軍事行動之外。

徐禧在三面絕崖、無水源之地修筑永樂城，該城難守易攻。西夏三十萬大軍進攻，徐禧先是兵敗城下，后被敵軍重重圍于城中，沈括援兵受阻。永樂城破，徐禧與數百名將校戰死，20多萬士卒役夫陣亡。有種說法，種鄂因為私人恩怨，沒有派兵救援。但實際情況是，種鄂手下僅有三千人，還要守衛延州，不能冒險分兵救援。

文帥與武將比較

北宋一朝與遼和西夏的戰爭沖突不斷，雖有重文輕武之傾向，但統治者對武將的作用有著清醒認識。社會地位上文官高于武官，但武官戍邊作戰的高風險得到了補償，同級別武官的俸祿一般都高于文官。對有志于戰場殺敵、建立軍功的文官，北宋提供了文轉武職的通道，對于以謀略和治理見長的資深文官，開創了經略安撫使制度。絕大多數經略安撫使由文官擔任，是一種以文馭武的制度設計，既能保障邊防軍務的統一指揮，又能以文臣節制武將，防止武將擁兵自重、犯上作亂。

北宋疆域

北宋文官參與軍事對仕途升遷也大有好處。范仲淹、王韶和章楶都以軍功升到樞密副使，甚至更高。武官也有人做到樞密副使乃至樞密使，比如狄青，但這是極少的個例。

從統帥類型來看，文官或者文官出身的武將與純武將相比，更多元化。傳統武將的理想類型就是狄青這種，既能戰場指揮，又深富謀略，所謂智勇雙全者。大多數文帥個人武藝不及武將，但武藝高強并不是對統帥的要求。文官中戰役指揮、戰術和謀略運用與狄青相當者不乏其人，軍功最高者就是王韶和章楶，其他還有柳開、張齊賢和蘇緘等人，王韶也是少數可以領兵上陣的文官。儒帥中更有范仲淹這樣的軍事家，其軍事實踐和思想對北宋對夏戰略影響至深。

宋夏戰爭已不是純粹的軍力較量，更是綜合能力的比拼。妥善處理與吐蕃部落的關系，鞏固治理邊區，也是對統帥的重要要求。文官里王韶頗善經營治理，可謂文武雙全，種世衡則善于籠絡人心，能收服羌人。進筑城寨也是北宋對夏整體戰略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種氏三代中都有長于此技者。當然對軍事統帥而言，最核心的要求仍是指揮作戰的能力。

終北宋一代，出于對武將的猜忌、限制和防范，統治者以文馭武，以文臣部分替代武將，承擔戍邊拓土之責。固然有平庸無才和紙上談兵者濫竽充數，但北宋諸多儒帥文將不僅戰事指揮、謀略運用上不輸武將，更在軍事思想、戰略規劃、治理經營、處理民族關系上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