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戰，素以隱秘殘酷著稱。《1944：松山戰役筆記》一書中，作者為我們真實地還原了中國遠征軍與日軍的情報戰交鋒。真實的情報戰雖不及影視作品中那般高潮迭起，但慘烈的往事與時間一紙相隔的力道，依舊攝人心魄。

1942年5月，中國遠征軍敗退怒江東岸后，重慶軍委會軍令部對于滇西日軍敵情曾作錯誤判斷，認為沿滇緬公路追擊的日軍不過是臨時編成的快速部隊i，最多不過二三千人，孤軍深入必不能持久。因此，于5月13日下令讓第11集團軍反攻騰沖、龍陵，想把滇西失地奪回來。第11集團軍于22日渡江后打了5天，遭到日軍猛烈反擊，毫無進展。28日，第71軍第88師第264團在松山至龍陵間公路擊斃日軍第113聯隊第2大隊大隊長入部兼廉少佐，從其圖囊中繳獲日軍第56師團作戰計劃及地圖一張，這才知道第56師團全部都在滇西，分設騰北、騰沖、龍陵、臘勐(松山)、芒市、新濃6個守備區，師團部及直屬部隊駐芒市，兵力約為1.5~2萬人。文件迅速上報，蔣介石遂于31日下令停止攻擊，將主力部隊撤回固守東岸，留少量兵力在西岸打游擊。這樣，在滇緬公路上的戰爭，演變為隔怒江對峙的局面。

國民黨軍高級將領后人方知今(其父為國民黨第79軍軍長方靖中將)在其《中國遠征軍——血戰滇緬印紀實》一書中說：中國遠征軍與日軍第56師團隔江對峙的2年，可分為3個時期：第一階段是宋希濂率第11集團軍進行防守，做出了一定貢獻;第二階段是陳誠任期內，主要是接受美械裝備和訓練，無其他作為;第三階段為衛立煌上任后，已經迫近反攻，只能積極加強戰前準備。3個階段的領導人各行其是，卻有2個共同的疏漏：第一，眼睜睜看著松山日軍進行陣地工事建設，沒有進行干擾活動;第二，對日軍松山的防御措施沒有進行充分的偵察。 在反攻準備階段，宋希濂于1942年在大理開辦的“滇西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及一年后在昆明成立的“軍委會駐滇干部訓練團”，均開設有諜報工作班，選拔當地青年，培養了一些情報骨干。后來，組成電報小組，派遣到敵后搜集情報。然而，由于滇西群眾長期以來對滇系國民黨駐軍胡作非為印象惡劣，對遠征軍缺乏了解和信任，處于對立狀態，工作很難開展。獲取有價值的情報，往往靠一些偶然性因素。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幾件事：

1943年，遠征軍司令長官部直屬諜報組周炎涵少校一行，在騰沖以北的江苴街活動時，得到一位自稱是教書先生的中年男子的主動幫助，提供了一個練習簿，詳細記載著騰沖淪陷以來的詳情，包括日軍部隊番號、兵力、裝備及城內外工事位置、強度等重要內容。這是對騰沖方向取得的一份重要情報，提供者是一個愛國知識分子，未留下姓名。此外，時任騰沖縣政府民政科長、國民黨騰沖縣黨部書記長的李嘉祜于遠征軍反攻前20天，向保山第六區行政公署呈報了一份《騰沖敵情報告書》，較詳盡地反映了日軍在騰沖的軍事、政治等情況，亦有一定參考價值。

在龍陵縣鎮安街，一位原從事滇緬公路養護工作的愛國青年余在海，主動參加了第71軍情報隊，并發展幾位好友建立了一個情報組。后來，還配合日軍建立了鎮安區公所，以這一合法身份掩護遠征軍情報組活動，搜集了一些重要的軍事情報。1943年端午節前的一個深夜，根據余在海送出的一份重要情報，遠征軍第87師第259團第二營第六連杜伯章、屠伯豪游擊組，在鎮安街東北雷家寨附近伏擊了日軍一輛汽車，擊斃日軍7名，繳獲機槍一挺、步槍數枝及部分彈藥、文件，在日軍中引起很大震動。1943年11月18日，由于叛徒張五九、漢奸張歲春等告密，余在海、張德周、趙金開、張小貴4人被日軍龍陵行政班和憲兵隊誘捕，在嚴刑拷打未取得口供的情況下，以繳獲到的一封密信為依據將4人殺害，割下人頭用鹽腌過，懸掛在鎮安小學門口的照壁上示眾。同時，還秘密殺害了他們的8位親屬。此事在當地影響較大，此后遠征軍利用當地群眾搜集情報日益困難。

第71軍軍長鐘彬在戰后所作的《龍陵會戰》總結中，道出了當時搞情報之難：“第71軍駐保山，為了騰龍以至臘戍之情報，非得人民之助，用重賞征求不為功。雖兩年余來，對敵軍裝備、工事位置、強度及敵軍動態，尚能熟悉預知，但已至感運籌此種經費之苦。尤以諜報工作本身，因知識過低及技術未精，每為敵間所利用而不自知。”鐘斌在這里道出了“國軍”搞情報的最大特點和難處：得靠重金贖買，這筆經費很難籌措;同時，還免不了被“雙料間諜”利用。他舉了一個例子：據戰后調查，在龍陵附近的小勐柳鄉，遠征軍從集團軍到師級情報單位，在那里布置了5部電臺，但遠征軍想不到的是，日軍在那里也秘密安置了一個情報組，同受那個鄉的保長保護，簡直就是敵我雙方的一個情報交換所！這個保長兩頭得好處，自在地當起了“雙料間諜”。鐘彬為此感嘆，“故敵對我遠征軍之行動及國軍內容，頗為熟悉，此乃無可諱言之事實。”

方誠歸納遠征軍情報工作不利的原因，認為“敵軍威迫我生活無依、缺乏愛國思想的同胞，不愿為而又不得不為者，予以訓練，給予優待，有組織有計劃地搜集我軍情報。我軍對情報，雖也重視，因待遇太低，通信聯絡困難，實在難能如愿。”

在自己的國土上搞情報還主要依靠重金贖買政策，還經常遭“雙面人物”欺騙，抱怨“待遇”和“通信聯絡”這些客觀條件，這事情要被共產黨、八路軍知道了，不知當做何感想！日軍在華北搞“治安戰”，軍事力量遠比國民黨弱小的共產黨何以能打破“囚籠政策”，在日軍無數次“鐵壁合圍”的大“掃蕩”中生存發展，廣泛發動群眾、注重情報工作無疑是重要因素之一。要靠掏錢來買，共產黨肯定出不起大價錢，他們有自己的辦法。抗日根據地自不必說，即便在淪陷區，即日軍所謂“治安區”，也到處有八路軍的情報網絡;對“雙面政權”的利用，更是我得之實、敵得之虛。美國《時代》雜志派遣中國的記者白修德(西奧多·懷特)1944年訪問延安后，評價八路軍情報工作說：“他們的通信聯絡網是初級的，依賴從淪陷區割來的電線，或是從日本人占領的城市里走私來的零件裝配的無線電報機。但他們的情報工作卻令人刮目相看：他們準確地掌握日本師團的戰斗序列;敵人的通信網絡;占領區的發射頻率等。他們的情報工作可達到日本各級陸軍將佐的書房，可依能力、出身、劣跡和合作態度對蔣介石的將軍們分門別類。”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撰的《華北治安戰》一書則感嘆：“中共掌握農民大眾之方法極為巧妙，已在華北各地施行，此點，日本望塵莫及。”

在滇西淪陷的2年里，在民國元老、時任云貴監察使的李根源及愛國士紳、騰沖“偽縣長”張問德等號召、組織下，也做了大量群眾工作，在征糧、派夫、筑路等方面為配合反攻作戰作出了較大貢獻。但其性質仍屬于民間精英人物領導的官方救亡路線，無法與共產黨廣泛動員群眾、加強敵后政權建設的效績相比。講國民黨片面抗戰、不重視發動群眾，反映在軍事上，這個細節可為注解。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兵家最不了解的地方，正是要付出最大代價的地方。無論是鐘彬、宋希濂還是衛立煌，他們在滇西戰役中最不能釋懷的戰場，必然是他們在開戰時才開始熟悉的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