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北洋海軍的停止購艦和慈禧太后重修頤和園等工程聯系起來，據說最早濫觴于梁啟超等維新人士。我們知道，慈禧太后和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勢同水火，這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上述說法確切的話，那么，斷然不能排除梁啟超等人是在故意夸大事實，欲借此將慈禧徹底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以報當年菜市口殺害六君子的舊仇。所以，嚴格說來，梁啟超氏的這些言論只能當做一個參考意見，根本不能當成歷史的定論。 中國的文化傳統里向來缺乏深刻的反思精神。因此，在一些需要反思的關口，往往浮皮潦草，匆匆搪塞而過。最常見的辦法是匆忙之間抓一只“替罪羊”，將一切責任推卸給這個人，余下的關聯方便可以得過且過，繼續敷衍下去。譬如，中國學界的主流意見到現在為止，仍然將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失敗的主要責任歸咎于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三海工程”和修繕頤和園。其背后的邏輯鏈條很直白：假若慈禧太后不動用海軍的軍費，北洋海軍就不至于在1888年成軍后停止購艦。不停止購艦，北洋海軍的勢力就不至于被后起的日本輕易趕上，1894年9月17日的大東溝海戰就不會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結果。而只要北洋海軍不敗，日本就得不到完全的制海權，甲午戰爭可能就是另外一種結果……

應當說，類似上面這樣地“反思”北洋海軍之敗，倒也恩怨分明，簡單明了。只不過，歷史的真實情況絕非這樣“漫畫化”。

誠然，北洋海軍自1888年成軍之后，的確停止了購買軍艦的計劃。在此前后，“三海工程”和重修頤和園工程的確花費了不少的銀子，而且在修建園子的過程當中也確實動用過海軍衙門的款項。但是，修建園子動用海軍衙門的款項和北洋海軍停止購買軍艦之間究竟有多大的關聯度？是不是這些被挪用的款項直接導致了停止購艦的結果？顯然，需要有翔實的史料來做出周密而科學的論證。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截至目前的一些結論總顯得浮光掠影，經不起嚴格的推敲。

實際上，就慈禧到底挪用了多少海軍軍費修建園子這個問題，目前能夠看到的研究成果數字懸殊。其中，最少的認為只有數百萬兩白銀，最多的認為有8000萬兩白銀，而學界普遍采用的則是2000萬兩白銀和3000萬兩白銀說。僅就這些數字之間的巨大差異，就能看出來這些數字基本上屬于沒有過硬證據的猜測而已，與基本的歷史事實可能存在著較大的出入。

首先，將北洋海軍的停止購艦和慈禧太后重修頤和園等工程聯系起來，據說最早濫觴于梁啟超等維新人士。我們知道，慈禧太后和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勢同水火，這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上述說法確切的話，那么，斷然不能排除梁啟超等人是在故意夸大事實，欲借此將慈禧徹底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以報當年菜市口殺害六君子的舊仇。所以，嚴格說來，梁啟超氏的這些言論只能當做一個參考意見，根本不能當成歷史的定論。

實際上，稍具歷史常識就會知道當時的海軍衙門不可能拿出2000萬兩白銀以上的經費去贊助“三海工程”和頤和園工程。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明白重修頤和園等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錢，其中又有多少是動用了海軍衙門的經費？

根據中國海軍史專家姜鳴和王家儉的研究成果：整個“三海工程”(包括大學、歲修及慶典)一共花費了約600萬兩白銀。其中，從1885年到1895年這10年中，“三海工程”從海軍衙門經費中共挪借了437萬兩白銀。而且，姜鳴在《龍旗飄揚的艦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12月第1版)一書中特別指出：“三海工程”并沒有無償占用海軍衙門經費，所借款項后來都指定專款予以歸還。

其后的修繕頤和園工程也大抵是如此。據統計，整個頤和園工程耗費的資金約在1000萬兩左右。根據姜鳴先生的查檔計算，1888年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夕，海軍衙門經費有案可查的用于頤和園工程的總額，往大里說也斷然不會超過750萬兩。而臺灣的王家儉先生則在《李鴻章與北洋海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1版)一書中考證：整個“三海工程”和頤和園工程，海軍衙門有案可查的撥款數額為2322700兩白銀。

如此，又何來挪用2000萬兩、3000萬兩乃至8000萬兩白銀之說？

我們姑且采用姜鳴先生的750萬兩白銀的說法。750萬兩白銀是個什么概念？我們可以參照1880年代初期北洋海軍的兩艘德國造的定遠級的鐵甲艦的價格來對照一下。當年，建造并將兩艘戰艦駕駛回國的費用一共有340萬兩白銀。如果把將物價上漲等因素算進去，這些錢到甲午戰爭前大約可購買三艘定遠級的鐵甲艦。如果真是這樣，北洋海軍多了這三艘鐵甲艦，是不是就一定有把握打贏日本的聯合艦隊呢？相信只要不是“唯武器論者”，恐怕誰也不敢站出來打包票吧？

我們知道，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有很多，有時甚至就是純然的運氣等偶然性因素。以此論之，則北洋海軍即使多幾艘軍艦，多幾挺快炮，以當時艦隊內部的腐敗程度和派系林立、華洋雜處的復雜局面而論，完全不敢斷言它就一定能稱雄海疆，將日本聯合艦隊趕至日本國內的幾個島嶼之間。

在這方面，可以對比的參照物是甲午戰爭結束后不久和日本聯合艦隊開戰的俄國艦隊。如果按照當時的海軍實力，俄國顯然要比日本強大多了。但是雙方在對馬海峽的大決戰中，俄羅斯艦隊卻被相對弱小的日本聯合艦隊打得屁滾尿流。在這場著名的大海戰中，日本的聯合艦隊以損失戰艦9艘，死亡117人的微弱代價，取得了擊傷、擊毀俄國戰艦31艘，斃敵5000人，俘虜6000人的驕人戰績，創造了世界海戰史上的一個奇跡。

日俄對馬海峽之戰的案例加上甲午戰爭中戰勝北洋海軍的案例充分說明：日本海軍一向擅長和比自己強大的對手作戰，他們的勝利并不完全依仗著武備的先進和強大。

其實，即使我們暫時認可“唯武器論”者的邏輯，承認如果北洋海軍在成軍后持續擴充軍艦，就一定能夠戰勝日本海軍的話，我們也不能將導致北洋海軍停止更新武備的責任一股腦地推到三海工程和頤和園工程的身上。很顯然，這是根本不同的兩個問題。

如果單論北洋海軍停止更新武備的原因，則完全可以肯定地說，區區被挪借和挪用的數百萬兩銀子絕對不是其中最主要的和最關鍵的原因。事實上，北洋海軍之所以停止更新軍備，并不是因為缺少資金，而是清廷上下包括北洋海軍的締造者李鴻章的戰略思想存在著要命的“短板”。

大家都知道，北洋海軍的成立源于清朝的自強欲望，是朝廷中的開明官員對西方世界進入中國的一個被動性的回應。因為是被動性的回應，而且礙于種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所以，即使具有世界眼光的李鴻章，也不可能有后來的世界海戰專家馬漢那樣的“海權論”之類的超前思想。這樣的一只艦隊雖然起點很高，但它也只能是一支立足于近海防御的“黃水海軍”，而不會是志在外洋的“藍水海軍”。所以當醇親王奕譞和李鴻章在視察了北洋海軍成軍時的大操之后，都覺得海軍的近海防御使命已經完成，繼續擴軍的壓力已經不再那么緊迫了。于是，我們看到，恰恰是李鴻章自己主動向朝廷提出了暫時停止購買艦船的要求。李鴻章做出這樣的決定，可能的確有修建“三海工程”和頤和園工程需要挪借海軍軍費的考量，但這顯然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當時在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任上的李鴻章并不是一個窮光蛋，他手里還是有些經費的。根據同樣擔任過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陳夔龍回憶，李鴻章卸任后，曾經將1000萬兩白銀留給了王文韶等后任，這筆錢后來一直傳到了袁世凱的手中。李鴻章的總督府有這樣不菲的一筆“小金庫”，而且他根本不想據為己有，據此推斷，假如李鴻章認為有必要的話，他一定是會動用這筆錢在戰前武裝北洋海軍。這筆錢直到李鴻章卸任時還沒有動過，恰恰反證了北洋海軍其實是“不差錢”的。

另外，北洋海軍在建軍后出現了發展速度明顯遲緩的現象，不能不說與清政府內部各個派別之間的斗爭和傾軋大有關系。

當時，朝廷里主管財政的是李鴻章的政敵翁同龢，而翁本人又是清流黨的領袖之一。對于李鴻章創辦北洋海軍的舉動，清流黨的攻擊一向不遺余力，有的人甚至造謠說“北洋海軍非國家之海軍，乃李鴻章一人之海軍也”。

在這種形勢下，作為主管財政開支的翁同龢便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利用自己的權力打壓李鴻章和北洋海軍。1891年6月，翁同龢以戶部之名義上書皇帝，要求“暫停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只、機器兩年”。這曾經令李鴻章等開明派大為惱火，他在寫給當時的云貴總督王文韶的信中大發牢騷說：“樞密方議增兵，三司已云節餉，軍國大事豈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謀也？”(姜鳴《天公不語對枯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1月第1版)

真正奇怪的是這個翁同龢。他一方面在費用開支上多方為難李鴻章的北洋海軍，一方面卻力主讓北洋海軍和日本一戰！有人提醒他說：北洋海軍和日本海軍的軍力對此已非昔日模樣，中國不宜輕易開戰。翁同龢卻說：“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見姜鳴先生上書)

事實上，翁同龢未必不知道北洋海軍的虛實，他之所以一味主戰，其實是在經過了精心權衡之后所做出的一個極其精明的決定。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站在翁同龢的角度考慮問題，不難發現“主戰”對他最為有利。一方面，如果大清國真的打敗了日本，那再好也不過了，國家揚眉吐氣不說，他本人也會因為一向主戰而贏得“政治正確”的巨大聲譽，搞不好甚至還會是首功一件呢！而如果不幸戰敗了呢？則正可以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徹底削弱北洋海陸兩軍的實力，對李鴻章來個釜底抽薪，讓他成為“光桿司令”。對此，他并不隱瞞，曾經對人說過這樣一句令人寒心的話——“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為整頓地也。”這真是赤裸裸的夫子自道！在他翁同龢的小算盤里，私怨才是第一位的，國事算老幾啊！

必須指出的是，清廷上層給李鴻章和北洋海軍“下絆子”的人絕對不止翁同龢一人。關于當時朝廷內部的斗爭傷及北洋海軍的情況，李鴻章的幕僚、后來擔任過大清國封疆大吏的周馥曾經有過很詳細的分析——

部臣惜費，局外造謠，余益知時事難為矣。一日余密告相國(李鴻章)曰：“北洋用海軍費已千余萬，軍實不能再添。照外國海軍例，不成一隊也。倘一旦有事，安能與之敵？朝官皆書生出身，少見多怪，若請擴充海軍，必謂勞費無功。迨至勢窮力絀，必歸過北洋，彼時有口難訴。不如趁此閑時，痛陳海軍宜擴充，經費不可省，時事不可料，各國交誼不可恃，請飭部樞統籌速辦，言之而行，此乃國家大計幸事也。萬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則，人反謂我誤國事矣。”相國曰：“此大政，須朝廷決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議，仍不能行，奈何？”

后中日事起，我軍屢敗，兵艦盡毀，人皆謂北洋所誤。逾數年，太后問及前敗軍之故，余將戶部刁難、言者掣肘各事和盤托出，并將前密告李相國之言亦奏及。且謂李鴻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敵日本一國之力，且一切皆未預備，何能出師？第彼時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鴻章若言不能戰，則眾唾交集矣。任事之難若此。太后、皇上長嘆曰：“不料某(按，指翁同龢)在戶部竟如此！”(轉引自姜鳴《天公不語對枯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1月第1版)

試問：朝中有此等大佬坐鎮，北洋海軍的實力縱使再強大一些，又能有什么大的作為呢？

所以，評價歷史人物宜客觀公正，反思歷史尤其不能浮光掠影。百年之后的今天，或許可以這樣說，慈禧作為清廷的最終決策者，甲午戰敗固然罪責難逃，但若說北洋海軍數年不更新軍備是由于“三海工程”和頤和園工程挪用了大量的海軍軍費，并且是這個原因直接導致了北洋海軍的折戟沉沙的話，就未免有些過于膚淺和武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