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江蘇蕭縣人。秀才出身。北洋軍閥皖系名將，文武雙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后回國任段祺瑞部第六鎮軍事參議及第一軍總參謀，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風流自賞，豪氣干云，曾賦詩曰：“購我頭顱十萬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張學良對其敬佩有加，稱為“上馬殺賊，下馬露布”。薩的看法，此人乃是周公謹一流，才堪顧曲，但氣度狹隘，而單論外蒙一事，乃真正有利于國家社稷。

徐頗有政治頭腦，對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黨素來具有親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將徐世昌并稱“兩徐”，徐世昌被稱為老徐，而徐樹錚被稱為小徐。袁世凱稱帝時，他力勸段祺瑞抵制，一度被袁免職。1917年他主導策動了張勛趕走黎元洪，事后又討平張勛的軍事行動，時任陸軍部次長，積極主張武力統一全國。1911年辛亥**發生的時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誘和賣國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獨立，脫離祖國。孫中山、徐樹錚等對此都表示強烈的憤怒，報界稱為“當時中國唯一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外蒙失土的兩個愛國者”。但是當時中國沒有能力保衛自己的邊疆，所以除了抗議之外只能坐視。到十月**前夕中國在外蒙的主權幾乎喪失殆盡，外蒙已淪為沙俄的殖民地！

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經有一次鮮為人知的軍事行動，那就是北洋軍閥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蘇俄一片混亂，十月**后，紅軍節節勝利，俄羅斯遠東領土落入無政府狀態，原來由俄國支持的外蒙古獨立勢力也頓失重心。中國北洋政府利用這個有利時機，一方面派遣徐樹錚將軍出兵西北，伺機收復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決定出兵俄國西伯利亞，參加聯合干涉軍，屏護三江，并進一步設法收復東北失地。外蒙古一路的總指揮是徐樹錚將軍。說起來，那時的中國，雖然積貧積弱，內戰不休，但是面對國家大義，依然不乏一腔熱血的愛國志士。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強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奪回這片領土呢？這就是北洋政府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實際上，從一戰爆發，北洋政府就在考慮利用俄國在遠東力量的削弱收復外蒙，具體的執行者就是徐樹錚將軍。當時，中國宣布參加一戰，徐毛遂自薦，編練中國參戰軍，駐屯西北，他認為，收復外蒙只是個時機的問題，因此名義上準備投入對德作戰，實際上隨時準備出兵庫侖（烏蘭巴托）。1919年，德國戰敗，北洋政府將參戰軍和原徐樹錚的西北邊防軍合編為西北邊防軍，1919年2月，徐樹錚派出一個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進行軍事演習，并從西北邊防軍中選拔精銳積極備戰，他本人在多倫建立前進指揮所。在中國方面的軍事壓力之下，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外蒙王公貴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倫，表示愿意回歸中華祖國。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即蒙古活佛，他被稱為蒙古國的開創者，實際上大權卻從一開始就掌握在蘇聯顧問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樂，對國家、民族等概念全無原則，后馮玉祥過庫侖曾經準備和他會晤，卻發現他身染性病，閉門不出，大權旁落，所有的事務一律交給蘇俄人員處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間樂，不思蜀”。回顧蒙古民族的歷史，對此人只有浩嘆。他表示“愿意回歸中華祖國”，只不過是緩兵之計，根本沒有誠意，實際意圖首鼠兩端，以為得利。因此，北洋政府派都護使陳毅總督——可不是后來的陳毅元帥，到庫侖與外蒙王公談判，經過艱苦努力達成的《改善蒙古未來地位六十三條》（這個艱苦談判的成果，給了外蒙相當優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卻遭到外蒙“議會”的否決。1919年10月，徐樹錚率領中國西北邊防軍第一師，計步兵二旅，騎兵一團，揮師出塞，向庫倫進發，拉開了中國軍隊收復外蒙的戰幕。徐樹錚是典型的中國傳統謀略型將領，外蒙古地域遼闊，中國軍隊實際上兵力不足，且軍械皆來自國外貸款，徐定謀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強”，虛張聲勢，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張揚，自以為能成為左宗棠做收復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庫侖。

庫侖當局和戰不定，加上中國軍隊為西北邊防軍精選的勁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對這支軍隊基本不敢抵抗，對于異動者，徐輕袍緩帶，于門哥托草原擺下鴻門宴，殺一儆百，從而造成了當地蒙古高層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國軍隊交戰的是原俄國顧問變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們只是劫掠物資，并無政治目的，因此無法阻擋中國軍隊的前進。中國騎兵曾經和俄軍交手，對所謂哥薩克騎兵的騎術也并不恭維，他們唯一比中國軍隊厲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時候敢于雙手放開，依靠雙腳控馬，依然能夠持槍還擊。而中國軍隊只有上坡的時候敢做這個動作。一路上徐樹錚記錄日記，對在外蒙古看到長城非常詫異，他懷疑是秦代長城的余脈，并認為應該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強中華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還是在軍事上，他認為外蒙威脅西伯利亞交通，蘇俄如有機會，必進占我邊疆領土，便占領庫侖，不得全功，因此隨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隊離開主力，攻取買賣城（今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地。因為中國軍隊進展迅速，俄國方面內亂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應，只能坐視中國軍隊占領外蒙各要點。

徐樹錚自率主力一旅兵臨庫倫。1919年11月，徐樹錚的部隊開進了烏蘭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稱臣。局勢初定，徐樹錚毫不手軟，隨即命令陳毅返回內地，否定“六十三條”（陳毅為此后半生牢騷滿腹，認為徐奪其功），把外蒙古偽政權的“內閣總理”巴德瑪多爾濟等“請”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軟禁。在威風凜凜的中國軍隊面前，外蒙古偽政權的高官們頓時沒了威風。

1919年11月17日，歷史會永遠記住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中俄“蒙”一切條約、協定，至此，蒙古全境重歸祖國，尤其是唐努烏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這時終于回到祖國懷抱，中國的版圖在辛亥**后，此時達到最大的頂點！徐同時向當時的總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孫中山先生發電述職，孫中山先生收到來電后異常喜悅，不顧國民黨內某些人的反對回電慶賀他的大功。中國政府隨即開始在外蒙古開始實施如引種蔬菜、修建公路、開辦銀行、創刊日報、加強中華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當地的事業。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的回歸祖國，應是1919年中國最可慶祝的大事。

西伯利亞方面，北洋政府在11月24日發表出兵西伯利亞的宣言。中國決定派遣海陸軍兩路挺進西伯利亞，陸軍第九師先遣部隊官兵661人，在團長宋煥章帶領下，18日從北京出發，24日，營長蘇炳文帶官兵667人搭乘海軍軍艦開往海參崴。至10月26日，先后共有六批二千多名官兵，乘火車經哈爾濱赴海參崴，參加對蘇俄干涉。海軍則由林建章海軍代將率領“海容”號巡洋艦及其附屬部隊組成，也開往海參葳。林建章海軍代將（相當準將）節制全局。陸軍宋煥章支隊大約分駐于海參崴、伯力等地。美麗的海參葳，原來是中國的領土，當地中國人稱為“銀窩子，金葳子”，以言其富庶，19世紀末被沙俄吞并。北洋陸軍進駐西伯利亞的同時，海軍“海容”號巡洋艦也到達海參葳，有一張照片流傳下來，左邊是“海容”，右邊是日本干涉軍的“三笠”號，中間還有法國軍艦。

還有一張留下來的照片反映了當時參加干涉軍的各國軍人，其中就有宋的支隊。其他的還包括捷克等國士兵，是當時被俄國俘虜的捷克人組成的捷克兵團，在遠東的捷克兵團軍官一百余名，士兵四千余名，指揮官叫蓋達，《好兵帥克》的作者哈謝克就是他的部下。當時對各國軍隊的評價是：軍紀最差的是日軍，供應最好的是美軍；軍容最整、戰績最好的是華軍。前兩項不難理解，后兩項有所出處。因為宋煥章的部隊出身非常奇特。宋支隊由第九師三十三團配屬炮兵兩連、騎兵機槍各一連組成，由三十三團長宋煥章任支隊長。第九師的前身是袁世凱的第二期模范團，裝備最好，新式德械，在當時世界上也可算是一流的精兵。

這支部隊的誕生，要追溯到徐樹錚和蔣百里將軍的恩怨了。蔣百里就是后來抗戰持久戰的提出者，蔣和徐兩個人都是國家棟梁，而且都風度翩翩，才華橫溢，可惜不能相容。這是因為蔣百里和段琪瑞有宿仇，蔣在日本陸校第三期獨占鰲頭，從三百多名日本畢業生手中奪去日本天皇賜劍，日人引為奇恥大辱，其實就算沒有蔣百里，日本人也拿不了第一，第二名是中國另一員名將：蔡鍔，因此他回國的時候極受重視。袁世凱對段的跋扈作勢不滿，正好新歸國的蔣百里意氣風發，銳意革新，袁就按照蔣的意見辦模范團，并罷免了段陸軍部長的職務，大有用蔣代之的準備，那是段一生最為凄惶的時刻，段徐一體，皖系上臺后對蔣極為壓制，蔣準備通過模范團中心開花建設新式國防軍的努力付諸東流。但是，模范團確實精銳。

中國難得有派兵出國露臉的機會，故段政府派了這支儀仗隊式的部隊出國，軍容整齊哪有奇怪。至于戰績，蘇俄忙于內戰，不想和干涉軍發生沖突，在遠東只有游擊隊進行牽制。俄人素恨日人，常有零散日軍小分隊遭蘇俄紅軍游擊隊消滅之事。而蘇俄紅軍和華軍關系卻不錯，從無沖突，最多也是朝天放槍應付一下。所以華軍基本上沒什么戰斗損失，是以“戰績最好”。實際上，華軍和蘇俄紅軍相處可以說得上融洽，雙方人員還常互相來往坐坐。可是，后續的接應卻久久不到，徐樹錚將軍奉命率軍離開外蒙返回。一年后，宋支隊也只好后撤回國，雖然保障三江主權的基本目標達到，規復北方失地卻無從談起，留下的只有海軍部隊。林建章將軍很奇怪，為什么后續部隊遲遲不來呢？中國又鬧內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