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防線與寧遠之戰

1644年，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活躍著三支不同的政治力量：沒落的明朝、攻占北京的李自成農民軍和關外正在崛起的清朝。對于這段歷史，今天人們談論的焦點大多是吳三桂獻城，因為明朝末期唯一能抵抗清朝八旗兵鋒的只有長城了。

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全長6300公里，由連續城墻、關隘、烽堠和各種障礙組成。歷經千年烽火，長城防御北方騎兵騷擾的成效顯著。明朝對長城進行了大規模的修建，在明朝統治中原的270多年中，長城的修建從未停止過，長城防線在防御基礎和戰術上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善。

從結構上看，明長城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術都有很大改進，墻體由磚砌、石砌和磚石合筑、泥土夯筑而成。在筑城上，明長城更加注重倚重地勢，修筑者充分利用山險水障等天然障礙，城墻的高低薄厚都隨山形地勢而異。明長城的防御工程也較前朝大大加強。城墻頂部內設宇墻，外設雉堞，雉堞上有望孔和射擊孔，便于守城士兵防御作戰。為增強守備，明長城在關鍵地段加修多道城墻，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石墻竟多達28道。此外，還有劈山墻、山險墻、木柞墻和邊壕等輔助防御設施。上百座雄關隘口和上萬個墩臺將明長城組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比以往任何朝代的長城都更加堅固完善。

為了加強京畿北方的防御，明長城加大了這一地區的防御縱深，采用多道城墻、大縱深的防御，由外而內分別為外長城、內長城和內三關長城，逐層掩護，重疊設防。對于手持弓箭大刀，只善于野戰奔突的八旗騎兵來說，想攻破如此堅固的長城防線，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實，明清在關外的戰爭中，曾經進行過城池攻堅戰，最為典型的便是寧遠之戰。寧遠(今遼寧興城)，是明朝在關外的最后堡壘。當時很多明將主張收縮防線，據守山海關，抗清名將袁崇煥卻提出“保關內必守關外，保關外必守寧遠”。為抵御清軍(其時稱后金)，袁崇煥大修寧遠城墻。不久后的戰斗證實了袁崇煥此舉的高明。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清太祖努爾哈赤趁遼東明軍易帥撤軍之際，率八旗精銳6萬出沈陽，直逼寧遠城。攜遼沈之戰余威的努爾哈赤并未把寧遠放在眼里，隨即揮師攻城。后金軍推著車為前導，步騎兵蜂擁攻城。城下，弓箭手萬箭齊發，一時間“城堞箭鏃如雨注，懸牌似猬刺”。在如此猛烈的攻勢下，寧遠城一度危如累卵，卻終因城池堅固、守城兵器配置完備而未被攻破。可憐數萬精于騎射的八旗勁旅不得施展，反被明軍的西洋大炮轟得傷亡慘重，努爾哈赤也中炮受傷，半年后疽發病卒。

入關之路有幾重

如果吳三桂不獻山海關，清軍就永遠無法踏上中原大地嗎？其實，由山海關入關是清軍最近的進攻路線，但并非是唯一的路線。事實上，清軍在1644年的山海關之戰前，已經先后5次經山海關西面的路線大舉進入內地，進攻明朝。

第一次是在1629年，皇太極率大軍親征，經由熱河進軍，破長城的大安口和龍井關直入內地，占領遵化，攻陷薊州，兵圍北京。這次入關的最大成就，是皇太極成功施用反間計，使崇禎殺掉了名將袁崇煥，為清軍剪除了最大的勁敵。

第二次是在1632年，皇太極率清軍由蒙古草原進軍，兵抵張家口北面，“列營四十里”，炫耀兵威，迫使明守將締約講和，然后收兵而還。

第三次是在1636年，皇太極命阿濟格統率大軍，破居庸關入長城，直搗河北，一路打得明軍狼奔豕突，與明軍作戰56次，攻下12城，俘獲人畜十幾萬，后經冷口關出長城北還。

第四次是在1638年，多爾袞由青山關入關，岳托由墻子嶺入關，在華北大地上縱橫掃蕩。明朝督師盧象升率軍在河北巨鹿迎擊清軍，兵敗陣亡。與袁崇煥、熊廷弼齊名的抗清名將孫承宗率百姓堅守高陽，也城破陣亡。清軍一共攻下一府三州五十七縣，包括山東省府濟南，擄男女五十余萬和大量牲畜財物，然后出青山關而歸。

第五次是在1642年，皇太極以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率軍從墻子嶺入關，一直打到山東兗州，又分兵攻陷登州、萊州、莒州、沂州(臨沂)、海州，共計攻下八十八城，降服六城，擄男女三十六萬，掠黃金一萬二千兩、白銀二百萬兩，最后由墻子嶺出關還師。

300年后的人民解放戰爭中，遼沈戰役結束后，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主力也并不是從山海關入關，而是經熱河通過西面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關等路線，橫越長城進入華北。當時，擁有60萬軍隊的華北國民黨軍，并沒有在山海關集結重兵防守，只在這里放了一個軍的兵力，就是估計到東北野戰軍可能從其他路線進關，屯重兵于山海關無益。在山海關放置的兵力，也僅僅是起警戒作用。后來當山海關守軍發現東北野戰軍先頭部隊已自熱河進關后，驚慌失措，害怕后路被抄，趕緊向天津撤退，將山海關也讓給了解放軍。

通過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關等道路入關的東北野戰軍10個步兵縱隊，將近70萬兵力，攜帶著大量火炮、汽車等重裝備，仍然通過了崎嶇不平的山路，跨過長城防線，有如神兵天降，出現在華北地區，直指平津。從這一歷史事實，人們不難想到：明末以騎兵為主，并無重裝備需要馱運的清軍要從這些路線長驅直入華北，更是容易得多。

明清軍隊戰力對比

明末，軍備廢弛。中國歷史上有一條鐵律：歷代王朝的軍隊只有在經歷開國時的南征北討，或是外患深重時的長期惡戰，才能錘煉成雄師銳旅。而長期的和平歲月后，由于農耕文化優裕生活的消磨和統治者重文輕武政策的影響，軍隊的驍勇之氣消失殆盡。例如宋軍在宋太祖開國之初，是一支能征慣戰的勁旅，平荊南，滅后蜀，定南漢，克南唐，所向無敵。到了金軍對北宋發動進攻時，宋軍早已失去當年的驍猛，許多官兵連馬都騎不上去。

明軍的情況也并無二致。立國之初，軍隊久經征戰，精銳無比，因此能多次北掃大漠，令元軍殘余喪魂落魄。此后200多年間，由于北方蒙古的四分五裂，明朝沒有如漢代匈奴、唐代突厥那樣的大敵，使明軍缺少大戰惡戰的歷練，戰力遠不如前。一旦努爾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明軍在與剽悍的八旗兵較量中就處在下風。后金時期和清初時的八旗兵，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善戰之師。生長在寒冷關外的女真人，刻苦耐勞，能騎善射，經過努爾哈赤的組織編練，使八旗軍成為一支“威如雷霆，動若風發”的雄悍勁旅。明軍與其作戰，幾乎無役不敗，以致名將袁崇煥認為“只有憑堅城用大炮”才能抵擋清軍。袁崇煥憑堅城用大炮的戰術，固然暫時阻擋了八旗軍的兵鋒，但也滋長了明軍過分依賴“烏龜殼”的思想，日后主要憑借堅城以大炮遠射，而不敢冒鋒犯鏑與清軍野戰，無法磨煉出像衛青、霍去病馳騁大漠建功沙場的鐵騎雄師來。

袁崇煥曾設想明軍以構筑城堡方式，步步向前推進，壓迫努爾哈赤。按照這種戰略，明軍要很長時間才能把戰線推進到松花江邊，而戰事久拖不決，自然使人民的軍費負擔加重。如果是在別的朝代，這個戰略或許行得通。如唐朝初年曾長期與突厥等民族作戰，并未拖垮國家的經濟，反而打出了一個空前繁榮富裕的盛世。但明朝末年，土地集中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民不聊生的社會已無法承受“遼餉”的沉重負擔。農民起義風起云涌，遍地開花，明朝從此在“遼餉”外又多了“剿餉”和“練餉”。明軍既要對付關外的八旗兵，又要圍剿關內的起義軍，顧此失彼，“不征流賊，即征夷虜；不戰于邊，即戰于腹。馳驅數千里，經歷彌歲月，炎風朔雪，饑寒凍餒”。節制三鎮的明朝總督洪承疇是農民軍的勁敵，他曾擒殺闖王高迎祥，在陜西潼關將李自成殺得只剩七騎逃入商洛山。他取得大勝后，被明政府調往遼東前線。洪承疇毫不規避清軍鋒芒，結果統率的14萬精銳兵馬被八旗軍殺得幾乎片甲無存。他指揮的這支明朝最大的作戰兵力的覆滅，使明朝喪失了抵抗清軍和鎮壓農民軍的最后資本。

難御胡馬的農民軍

明朝覆亡后，與清軍作戰的重任就落在農民起義軍身上。當時關內的農民起義軍，以李自成、張獻忠兩大部為首，都是在短短幾年間迅速發展起來的。如李自成在1638年為洪承疇所敗，蟄伏陜南商洛山中，到1640年底才以五十騎殺出商洛山進入河南。由于成千上萬中原饑民的蜂擁加入，他的部隊急劇擴展成為數十萬兵員的大軍，馳騁中原，縱橫關山，最后出師東向，顛覆了明王朝。攻克北京之時，這支農民軍實際也只有三年半的戰斗歷程。

顯然，在這短短幾年內，參加起義軍的又多為此前從未摸過刀槍的農民，作戰技能很難趕上那些生長于馬背之上、從小就能騎善射的八旗兵。對農民起義軍來說，只有在與強敵的反復較量中才能鍛煉出堅強的戰斗力。而明朝的精兵大都在與清軍作戰的遼東前線，在內地與起義軍對陣的多是搜刮有術、作戰無方的部隊。起義軍的作戰能力很難得到錘煉。

以前曾有一種觀點認為，李闖王的軍隊進入北京后，驕傲自滿，迅速腐化，因而失去戰斗力，抵擋不住清軍和吳三桂軍隊的聯合進攻。這種觀點并不完全準確。李自成軍隊在北京確實發生了嚴重腐化和軍紀敗壞現象，如許多將領占據王公貴族府第，“子女玉帛，盡供其用”；有的士兵夜晚窮搜民家，“斬門而入，掠金銀婦女”。但這支軍隊入京僅一月，腐化時間尚短，斗志還沒有喪失殆盡，尤其是作為領袖的李自成，仍保持了較強的進取心和戰斗意志，不顧勸阻，堅持要親征吳三桂。山海關之戰中，由于李自成的親自督戰，起義軍還是打得很勇猛的。

當時，吳三桂是明軍少有的猛將，他的部隊敢于與八旗兵進行野戰較量，在反復廝殺中打出了“關寧鐵騎”的威風，成為威震關外的勁旅。但在山海關大戰中，吳三桂那久經戰陣的“關寧鐵騎”，竟然難以抵擋李自成大軍，幾度陷于危急。這說明起義軍仍有頑強的戰斗作風和高昂的戰斗士氣。但是，同弓馬嫻熟的八旗兵相比，起義軍的戰斗力仍然要差上一截。當清軍數萬鐵騎鋪天蓋地而來的時候，起義軍便抵擋不住。對李自成軍隊在清軍鐵騎面前的迅速崩潰，論者多認為是因與吳三桂軍長時間交戰而筋疲力盡的結果，但應當看到，當時多爾袞統率的清軍主力還沒有全部進入交戰，首先出動的是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統領的正白旗和鑲白旗的部隊。數萬勁騎突出吳三桂軍右翼，向起義軍發起沖擊。在“萬馬奔騰不可止”的滾滾而來之勢面前，起義軍很快就轉為全面潰敗。從這一交戰過程中，很容易看清雙方戰力的強弱對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起義軍也并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對清軍占有兵力優勢。李自成親征山海關，兵力有10余萬人，而多爾袞率領的清軍滿、蒙、漢八旗主力和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部隊，總共有18萬人，此外還要再加上吳三桂的5萬“關寧鐵騎”。曾目擊山海關之戰的朝鮮官員感嘆“胡兵似倍于流賊”。由此可知，清軍無論數量還是素質，都超過李自成農民軍。

如果吳三桂不獻山海關

崇禎帝縊死煤山后，多爾袞立即召開王公大臣會議，滿洲謀士們力勸多爾袞立即出兵與李自成爭奪天下。當時多爾袞對李自成心懷敬畏，認為清軍曾經3次圍困北京卻沒有攻克，而李自成則一戰攻破北京，可見此人的大智大勇和起義軍的強大戰斗力。謀士范文程進諫，李自成雖“擁眾百萬，橫行無忌”，但屢戰屢勝，其志必驕，驕兵必敗，“可一戰破也”。明朝降將洪承疇曾長期與起義軍作戰，是農民軍的頭號死敵，深悉農民軍的特點。他告訴多爾袞，李自成軍戰斗力雖比明軍強，但不足與清軍驍悍的八旗勁旅匹敵。于是多爾袞壯了膽，決心出師，率滿洲、蒙古八旗大部和漢軍八旗的全部，及明降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兵馬，浩浩蕩蕩地鳴炮出征。他們選擇了洪承疇建議的進關路線，不走山海關，而是西經薊州、密云等地直撲北京，全軍輕裝簡從，輜重在后，精兵在前，準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李自成大軍包圍在北京，一舉全殲。只是在出征的第六天，在途中遇到了吳三桂派來的乞降使者，多爾袞才改變了主意，率師向山海關進發，并傳令將留在后方的紅衣大炮火速向前線運送。這樣，才在山海關發生了決定清朝入主中原的大血戰。

從當時的形勢看，假如吳三桂在明朝滅亡后沒有“沖冠一怒為紅顏”引清兵入關，而是投降了李自成，忠心耿耿地為大順政權鎮守山海關，那么清軍按照洪承疇原定的戰略，出李自成不意，從山海關西面破長城而入，在華北大平原上充分發揮八旗騎兵的野戰優勢，疾趨北京，形勢對李自成起義軍將會更加嚴峻。因為向陜西的退路很容易被截斷，李自成軍就會被包圍在北京。與前三次北京保衛戰中的明軍不同，李自成內無糧草，外無各路勤王軍隊，難以固守北京，形勢將會比山海關戰役嚴重得多，結局很可能是起義軍全軍覆沒。

由此看來吳三桂的叛投清朝，對李自成來說其實是幸事。清軍因吳三桂降清而變更了迂回包抄李自成的原定方略，改從山海關進攻，對起義軍的作戰打成了擊潰戰，使李自成得以保全相當兵力。據彭孫貽的《流寇志》記載，在山海關一戰后，李自成尚有兵馬數萬，退往陜西。只是隨后李自成接二連三地失策，才最終斷送了起義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