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反腐越來越深入，抓將軍、清退軍官違規住房、規定獎勵表彰向作戰部隊傾斜后，開始抓軍隊訓練，陸軍第40集團軍某摩步旅推行軍事訓練問責制，先后有319人被問責。多名戰士武裝拉練考核時偷偷減少負重，3名科長跑3000米時安排士兵半路潛伏，偷偷幫忙。

這種“玩法”古代軍中也是常有的，以明朝中后期軍隊為例，這種偷奸取巧、弄虛作假比比皆是，軍中有錢者可以“買閑”，比如搞急行軍幾十公里之類，太累體能吃不消怎么辦？沒事，只要你交錢就可以免于訓練，待在軍營里睡大覺，或是逛窯子都可以。

不要說“買閑”，就是買榮譽也可以呀，你說你當兵想拿個什么榮譽證書，向父老鄉親炫耀一下，可是自己又沒有做出什么成績、立過什么軍功怎么辦呢？沒事，只要你交錢就發給你。

不要說買榮譽，就是買官也沒問題。“排長”、“連長”都有價碼，要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動”，要是“既跑又送，提拔重用”。所以，你要是會溜須拍馬，舍得下血本，在軍中混個一官半職的，并非難事。

不要說買官，就是把軍隊“買”下來也不是問題。比如土匪、黑社會私販食鹽是違法的，怎么辦？沒事，只要他們肯掏錢，軍隊可以抽一支小部隊去做保鏢，給予全程護送。《皇明條法事類纂》就提到，軍隊“往往接受鹽徒財物，護送私鹽出境。”這不就等于把國家的軍隊“買”下來，給自己做保護傘用了嗎。

這些“怪現狀”說到底是軍隊腐敗的表現，明朝中后期尤其明顯，除了以上所說的，還表現在其他方方面面。

其一，就是各級軍官利用職務便利侵吞軍用物資，如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記載，天啟年間，山海關“營房每間價六金，鎮將侵克費不五六錢;馬料芻克，十扣其半”。軍官在營房的建造中或克扣工程款，或拿回扣，這些錢常常是工造價的一半以上，可想那些軍中管后勤的軍官該有多肥水，發了多大的財。

又比如明代名臣馬文升在《修飭武備疏》提到，掌管軍器制造的軍官侵吞料價銀，致使造出的兵器成劣質產品，“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披甲后手不能舉;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無鋒”。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是難以想象用這樣一批偽劣武器，怎么能在戰場上殺敵制勝。

還有一塊肥肉被軍官所貪占的，就是軍田。明初為保證軍隊的供給，減輕百姓負擔，朱元璋借鑒歷史經驗推廣屯田制，“以軍隸衛，以屯養軍”，“官俸兵糧皆于是出”，起初效果不錯，基本解決了軍隊的給養問題。可是后來，屯田被皇室、勛戚、軍官們吞并，終致毀壞，只能依靠政府財政養兵，加劇百姓的負擔。

軍官們不光“侵奪屯田，隱占為業，祖孫相繼，盤踞自如”。而且“凡應納屯糧，悉置之度外”，即世代霸占了屯田，還因“軍官身份”不用納稅，田產上的所有收入都歸自己私有，有此等好事，誰不霸占屯田為己所有呢，結果，明英宗時，“侵占屯地4100余頃，遞年不輸子粒。”

這是貪占財物，還有貪占士兵呢，把士兵當成私人勞動工具使用也很尋常，在當時叫“占役”。葉盛的《劾內官弓勝疏》講到，景泰年間，有軍官調發軍士為自己管理屯田，驅使士兵為自己建房造屋當苦力。《明會要》也有記載，“軍士之雜差，拔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

這些被軍官“占役”的士兵拿不到一分錢的勞動報酬，跟家奴無二，不聽差使，還會遭凌虐暴打，真是“占役之弊，苦不言忍”。

“軍無定用”的占役，搞得軍人不像軍人，農夫不像農夫，市井不像市井，軍人干了太多與軍隊無關的活，影響了軍人的軍事訓練，沒有得到嚴格的軍事訓練，上了戰場怎么打得了勝仗？再說了， 既然當兵是干農活，而且還是無償地干，如此勞累，那還不如不當兵，在家干農活的好，在家干農活 ，干多干少總歸自己，所以，士兵逃跑、脫籍的很多。

正如《明會要》所說，“濫役軍丁，而勒其錙銖，甚有一官而包占數士卒……富者盡材，貧者竭力，以故流竄逃亡，不啻過半。”

至于軍官克扣士兵糧餉，就更多了：“都司衛所官貪賄差放，有征辦需索加倍，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供應上官為名，勒除月糧，或指差操刻減布花。”朝廷發給士兵的軍餉，軍官都要雁過拔毛，有時候毛兒撥掉一半，“以十萬四千計”，士兵窮困得跟叫化子似的：“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飽口，疲損羸弱，形容枯槁”。

叫化子軍隊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了，還能保得了朱明王朝的性命？笑話。

但軍官們仍貪得無厭，欲壑難填，他們還想著法子向朝廷虛報士兵數，“吃空餉”、“吃人頭費”，即軍中本無此士兵，但花名冊上還有名字，上面照名冊發餉，錢都進了武將的腰包。為了多“空餉”，一方面，軍官向朝廷虛報兵數，如《明史·袁崇煥傳》載：“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為亂也。其眾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也就是說，士兵只有四萬七，卻虛報十萬，多吃了一倍的空餉。看樣子，似乎不虛報也不行，因為士兵不到二萬，卻設置了上千的將領，不多弄點空餉，怎么養得下這么多將領？

另一方面，對那些“皆苦于饑饉，迫于貪殘，不能聊生，逃亡相踵”的士兵，軍官并不阻止他們逃亡，反引以為利，有時故意懲罰士兵，逼他們逃跑，這既可貪污軍餉，又可向逃亡士兵索取賄賂。

在這樣的苦役盤剝之下，士兵們較好的出路是逃亡，《明會要》記載：正統年間，逃亡士卒達一百二十萬奇，占全國軍伍總數的十分之一;弘治時，全國逃亡軍士占洪武時十分之六七。等朝廷真要用兵開戰時，皇帝拿著花名冊一看，滿以為是百萬雄獅，其實早就被軍官們掏空了。

就算因為基數較大，仍然顯得有龐大的軍隊數量，但因為軍隊腐敗，訓練荒馳，士兵臨陣畏縮不前，看到敵人一多就敗逃，無可收拾。比如據《明世宗實錄》記載，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六七十人的殘余倭寇，在明境“行數千里，殺戮及戰傷無慮四五千人，凡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入二縣，歷八十余日始滅。”

一伙六七十人的日本鬼子，竟可以在大明境橫行數千里、80多天，殺死殺傷大明四五千人，連御史、把總、縣官都被殺死，可想而知，當時軍隊的作戰能力何其低下，甚至連鄉勇(民間武裝)都不如。事實上，戚繼光、俞大猷等人招募的鄉兵鄉勇，組成“戚家軍”、 “俞家軍”，比國家正規軍還有戰斗力，為平倭的最終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正是因為軍隊腐敗，以至毫無戰力，朱明王朝以龐大的軍隊卻敵不過金清“一小撮”軍隊，硬是上演了小蛇吞大象的慘劇。明朝軍隊腐敗其實是權力腐敗的縮影，故學者劉金祥先生說：明代軍中腐敗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實際上與當時整個官場權門請托，賄賂公行有關，貪污腐化尤如釜底抽薪，它對朱氏王朝的統治構成的威脅比來自任何一方都要大，也更為可怕。誠哉斯言。